韩琪必须自刎吗

独往

秦香莲的故事脍炙人口，传播极广，她老公陈世美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核心情节“铡美案”各大剧种都曾改编演出，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京剧电影《秦香莲》在电视里断断续续看过几回，四大名家孟广禄、朱强、李军、赵秀君联袂主演，各显匠心，给人以满满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我以前侧重欣赏唱腔，对故事本身有所忽略，昨晚又看一遍，有一情节让我深感不适并不解，那就是韩琪自刎。

韩琪奉陈世美密令去追杀秦香莲母子，在一座古庙正要行凶时，听秦氏哭诉身世及陈世美“停妻再娶”罪行，陷入了忠义两难境地，一方面需向主子交差，另一方面又不忍杀害无辜，最终选择放走秦氏，自己因无法复命自刎身亡。

传统戏曲多将忠孝节义作为教化主题，《杨门女将》、《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赵氏孤儿》……均以此为核心内容。韩琪自刎虽非《秦香莲》主线情节，但借此来凸现“义高于生”的传统道德观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文艺作品的情节设计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戏曲虽被允许在生活逻辑上可适当让步，但也必须严格遵循情感逻辑，否则很难让人信服。

韩琪自刎就明显缺乏逻辑支撑。他是陈世美家将不假，但也只是雇佣关系，而非生死依附，对于主子的不义之举本就有权拒绝参与，而况得知真相后因良知觉醒决定放走秦氏母子，实已站在了陈世美的对立面，背主既成定局，何须以自刎来顾全所谓忠心或维护一个无道之主的面子？所以，说其是在忠与义的冲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行为是十分勉强的。撇开“忠”这一层，那只能归结于“义”了，但孟子说得很清楚：“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在生命和道义不能同时保全的前提下才“舍生”而“取义”的。韩琪当时的处境怎么样呢？到了“生”和“义”不可“兼得”的地步了吗？

当然不是。诚然，回去复命是不可能了，此前陈世美的指令是钢刀见血，言外之意就是完不成任务将面临被处死的后果。但就算如此，也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可行路径了，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能想到，至少还有两条“生”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其一是逃离京城，隐姓埋名，尽管可能遭受追杀，依然难逃一死，但毕竟还有生的希望。其二是直接陪同秦氏前往开封府告发，韩琪自刎前不是嘱咐秦氏去找包大人伸冤吗？何不一同前去，既保护秦氏母子路途安全，自身也可寻求包大人庇护，同时还能为秦氏作证，活口证词不比自刎后留下的带血钢刀更有说服力吗？有人说这样安排会降低其道德高度，好像“取义”就必须“舍生”，不然英雄形象要大打折扣似的。其实，英雄形象再怎么塑造都脱离不了真实的人性逻辑，无谓的“舍生”未必能给英雄添彩，失真的英雄反而让观众难以共情。韩琪若选择前述两条“生”路中的任何一条，只会让人感到更加真实可信，尤其是后一条，不仅丝毫影响不了剧情的推进，反而更能体现其扶弱抑强的侠骨风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活着继续行善不比一死了之更有价值？

本意是表现韩琪绝境中的艰难选择，而实际上又缺乏必死理由，这一明显牵强情节，主流剧种基本保留着，据说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比如将韩琪之“义”与陈世美之“恶”形成鲜明对照，比如为包拯审案提供铁证……美其名曰，以牺牲部分生活逻辑换取更高的艺术真实。我不反对为塑造一个英雄不妨加些“佐料”，也不反对戏曲界的“重情轻理”之说，但“重”和“轻”应该是有度的，所谓的艺术真实固然允许加工、虚构、夸张，但也要符合基本的心理规律。我注意到展开这一情节的唱词和念白，明显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不知道是不是反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呢？

实际上，部分现代改编版中，已有将韩琪设定为潜逃、投案或被包拯救下，却依然能达到揭露真相、将剧情推向高潮的效果。可见，“自刎”实非唯一的戏剧冲突解决方式，更何况义之所在，未必以血为祭，生之坚守，亦可成为不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