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旗下的回眸礼

凯博尔

序

　　人近暮年，时光的洪流如潮水般退去，那些年轻时的经历却如沙滩上熠熠生辉的贝壳，愈发清晰地在记忆中闪烁。

共青团，这个曾经承载着无数青年希望与热血的组织，宛如人生中一座明亮的灯塔，吸引着一大批人的向往。能够投身共青团工作，对自己来说，那既是一段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岁月，也是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纪念。

作为一名曾经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工作者，我常常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中，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坐标系下，深入反思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过程，共青团组织的发展与每个共青团工作者成长交织的轨迹，反思自已所经历的迷惘、困惑及醒悟，探求和重估一个政治组织的价值及作用，从而在信仰和立场中进行选择，在真理和信仰中进行选择，完成对共青团的再认识。

回顾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延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政治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战争年代，肩负着唤醒青年、组织青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力量投身到改变旧的社会秩序的革命洪流中。

“五四运动”中崛起的先进青年成为建团的核心力量，其思想为共青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20年8月22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派于秀芬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团。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选举施总统为中央书记，共青团组织正式诞生。

在战争年代，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组织架构以基层小组为核心，组织关系相对松散但行动力强，主要通过秘密联络和群众集会的方式开展工作。

自诞生之日起，共青团被赋予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使命，被赋予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责任。这时的共青团组织在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按照团的历史分期，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动荡，也经历了继续革命的社会实践探索。在经历和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方向后，随后带来社会制度的不断修正，带来执政党治国指导思想的逐步调整，不断清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发展的途径。

处在一个社会发展途径新旧交替运行的时期，在经历和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方向后，随后带来社会制度的不断修正，带来执政党治国指导思想的逐步调整，不断清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发展的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共青团组织形态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调整而不断演化。共青团不仅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整合机制，在政治领域中负责和承担着执政党赋予的带领青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通过努力为广大青年创造新的、多元的发展空间，引导和吸引广大青年完成政治信仰的确立，在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中国青年的集体认同。

此时的共青团，在理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面临着如何应对形势的变化而接受挑战的考验，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从一个相对松散的民间革命团体，深度嵌入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转变为国家执政体的一部分，国家的各级行政组织都有相应的共青团组织机构，接受执政党的安排，围绕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引导青年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同时，从一个政治组织的根本要求出发，链接和平衡党的要求和青年的利益，倾听青年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力求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服务。

工作方向的转变，也带来了工作内容的多元化。在发展过程中，工作方式也改由通过行政指令和层级传导进行组织运行。共青团组织的决策领导层由执政党委派，成为共青团工作者的领袖，其中以胡耀邦总书记为代表的精神风骨和个人魅力一直被青年敬仰，也是每个共青团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思考

　　当历史被遮蔽的部分逐步呈现出来后，我们可以感到，共青团组织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变化发生着一种深度的精神连接，并且对每个共青团工作者产生着深远影响。

如果站在哲学的角度考量，我们就不能不仅仅局限在对共青团组织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中，而是需要通过将组织放到社会空间去剖析共青团的社会作用发挥，探索共青团的社会评价，认识共青团在青年中的地位，从而真实的勾勒出共青团的发展曲线。

思考一：重新去探索历史的真相，

作为一个共青团工作者，多数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理论熏陶，因此只能被动的将自己的理想归属于政党领导人的理想，接受由此而形成的信仰和立场，固化自己的信念，以近乎盲目的热情投身于共青团工作。

因此，严格地讲，对共青团组织代表的到底是执政党的意志？还是青年的利益？多数共青团工作者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在意念上将两者之间的区别混淆，从而形成：

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工作要求和青年的工作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工作语言和青年的真实感受有很大的差距；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工作行为与青年的真正需要有很大的差距。

回想起来，尽管每天的工作都是忙忙碌碌（我们都习惯了将热热闹闹的活动美化成轰轰烈烈的业绩），但是我们仍然经常深陷到自我困惑之中，我们常常感到一种“差距”和“困惑”：

共青团精心组织的活动、共青团热情宣讲的理论，往往与当时青年们开始萌动的个体意识、对物质文化生活的热切渴望、对“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迷茫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易弥合的距离。不免经常反思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意义何在？甚至是怀疑自己“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因此经常处于眼前的苟且和远方的诗的二元对立中。

那种“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的虚无感，确实曾如影随形。我们既是宏大叙事的传播者，内心却也经历着个人价值在集体使命中的定位之惑。

剖析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结构的复杂性，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工作的历史条件与内在局限。

这可能是一个共青团工作者人生中非常大的焦虑，直触个人事业感的自我怀疑。

思考二：方向抉择的考量

中国革命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主张一直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中。但是，共青团的理论建设却显滞后：在战争年代，共青团吸收共青团员是为每一个青年提供一个选择方向和发展空间；而和平年代，吸收共青团员更多的是强调青年的无私奉献和付出。共青团坚持执政党的立场，以执政团的立场亦步亦趋，和青年不自觉地拉大了距离。

当一个历史拐点出现后，时代的变化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两代共青团工作者的彼此认同感，共青团组织如何准确的完成一个政治组织的顺利转换和过渡，成为一直在探索并寻求正确答案的历史问题。

因此，当面临社会动荡时，包括发生对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事件时：

如何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如何帮助青年采取应持的立场，如何引导青年理性地、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如何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人性、人民性及平庸之恶，并且能够进行洁身自好的重大抉择；

在青年群体遇到迷惑不解时，如何帮助青年认识苦难？如何正确抗争苦难？如何选择出路？......

在青年面临这些重大关头何去何从时，迫切需要共青团的指引和帮助时，共青团选择的权重是代表执政党的利益要求，扮演了执政党意志“传声筒”的角色，客观上成为官方的跟随者，不再是青年群体的代言人。既没有正确表述青年的正当要求，也没有站在青年角度挺身而出维护青年的正当利益。

这可能就是共青团离青年们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

思考三：共青团工作者的变化

作为和平年代的共青团工作者，面临着前现代与后现代被轻易地被嫁接在一起；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息息共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运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相互作用；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意识并行存在的社会变动时期。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各级共青团工作者已成为体制内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而新加入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层面的工作者也纳入体制内，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去管理着共青团员，动员着青年。

应该看到，选择做共青团工作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参加革命，而是现实意义上的参加工作。两字之差，显然大相径庭，内涵有本质的区别。

革命是一种事业，需要的是信仰和义无反顾的投入精神。而工作仅仅是一种保证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每个共青团工作者从革命年代的“青年先锋队”理想中走来，却要在“国家行政管理机器”的框架内开展工作。身上既有前辈传递的革命激情遗产，又面临着新时代如何定义“青年工作”的崭新课题。

当一个人被镶嵌在政治任务中的某一个环节当中时，不可避免地处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被驱动中，加之官场的熏陶和官场规则的约束，世俗习惯用完美道德枷锁捆绑着共青团工作者，要求每个人工作在统一的人设框架中，不允许真实个性与自我表达，同时也在用单一标准随意定义青年群体的价值。

同时，许多共青团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在共青团工作为个人政治上的进步和仕途的发展而创造条件，身上很难找出共青团前辈的使命感和革命激情，已经开始“转基因”。

共青团工作者的思想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共青团的发展方向。

思考四：存在的困惑

由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因此不仅有强大的组织号召力，而且还有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因此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而共青团组织的依附性决定了共青团组织无法自主地调整自身的行动纲领。形成了既缺乏自己的理论主张，也缺乏相应的政治动员力，各级共青团基层组织基本上演变为同级执政党的工作部门，出现了工作方向迷茫，“拿着小板凳在找位置”的窘境。

同时，共青团工作者的视野总是被禁锢在一个限定的边界中，习惯于用静止的眼光和传统的标准衡量和看待社会现象，当融入宏大叙事中时，工作要求往往与大多数青年的愿望背道而驰，团组织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团组织的社会作用形成的社会评价降到历史低点，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若有若无。

最大的困惑是开始质疑共青团组织的存在的必要性。

思考五：基本成分的变化

共青团组织的主体从依靠基层工农开始转向依靠现在的先进生产力，优秀青年的标签已经转贴到“精英青年”、“有为青年”身上，许多具有一定财富资本的青年企业家的进入并成为重要成员，标志着共青团组织成份开始发生了相当大的异化，已经由大众化结构开始向精英化结构转变。共青团组织的组织结构的演变和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基本形态进入了深刻的重塑期。传统的共青团员的称号很难保证青年们对此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

思考六：新的挑战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深刻地影响着每个政治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共青团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既无法完成执政党交给的任务，也远远满足不了青年日益增长的精神追求，面临历史的严峻挑战。这无疑对共青团的思想引领和组织动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出现这种困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历史局限中的哲学拷问。

思考七：青年的变化

在过去那个“一元化”年代，单一的政治语境，造就了每个青年的思想基础。

而随着改革开放，形成了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贫穷和富裕的反差，导致青年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财富重新分层已经深刻地触动着青年对社会、对自身的重新思索。

青年们已经无暇将人生重心放在关注社会的发展上，开始不再盲目信奉共青团组织的传统说教，亦没有强烈的政治上进心去参加共青团组织，也对从共青团组织得到任何的帮助不抱希望。年轻人不希望被过度绑定，不希望情感被深度绑定，同时生活方式也不希望被规定和限定，不希望通过宏大叙事换来情绪价值。

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游离在共青团组织之外，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笃信：不再需要执念于一种对青年不产生直接作用、并且虚无缥缈的远大目标，并且认为：一个人没有必要将个人完整地从属于某个确定群体，没有必要对限制自己的非自然约束条件无条件顺从，国家或社会也没有权利对于一个人的决策过程加以干涉。

青年们开始相信：个人主义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体现个人的力量、体现个人的作用，既是每个人发展的动力，同时是集体主义的出发点。个人主义相信“只有解放自己，才有可能解放全人类”。可以通过作为志愿者参与社会活动，而不必成为政治组织的一员。

这体现了：

一是生存逻辑跃迁：从“单位包揽一切”到“市场主导竞争”，青年的核心诉求从“政治进步”转向“职业发展”“经济独立”；

二是价值逻辑跃迁：从“一元化意识形态”到“多元文化碰撞”，青年的信仰从“组织赋予”转向“自我建构”（如“个人主义作为生存哲学”的兴起）；

三是组织逻辑跃迁：从“单位人”到“社会人”，青年的归属从“体制内组织”转向“兴趣社群”“线上社区”（如B站、小红书的青年圈层）。

这种种变化是现代青年的思想特征，并且逐步形成青年群体的主流，推动着青年的思想观念开始崇尚个人奋斗和自由发展，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逐步在脱离传统的政治语境。

沿着这条认识路线，不由得不让我们反思：共青团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结论是，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这并非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理性的思索赋予共青团以新的内涵和使命，帮助共青团得以化茧成蝶，涅槃重生。

启示

　　青年的变化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共青团工作者和青年的彼此认同感，共青团组织的传统理论和现代青年的认识开始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裂痕。许多共青团工作者对“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政治口号开始重新思索，开始认识到“只有解放自己才有可能解放全人类”，开始不再追随宏大叙事，开始追求和争取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内容，并且开始选择独立思考的方式，在体制约束和个人行为之间、在社会格局和自我意识之间、在单一和多元之间、在困惑和探索之间去探索和寻找平衡。

这种变化，暴露出产生在共青团工作者身上的裂变，也揭示了共青团组织可能会由此出现新的变化。

同时，全面了解和理解青年的特点，尊重青年的理想追求、尊重青年的自我意识、尊重青年的方向选择，允许青年多元化发展，是共青团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逐步争取和增加共青团组织在社会政治中的话语权，以形成共青团的社会影响和凝聚力。是保持共青团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动力。

沿着这个方向，坚持否定之否定，不断修正共青团的发展轨迹，是保证共青团组织的健康的基本要素。

启示一：

共青团应该从哲学的层面去帮助每个青年寻求人生自由度和自我存在感，指导每个人善于运用直觉去认识世界，运用情感去对世界作出判断，并且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

为此，不再用传统的、一成不变的理论禁锢青年，不再用统一的政治意志要求青年，不再用传统的规范约束青年。

应该努力做到：不限制青年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不限制青年对理想主义的追求，顺应青年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展成长。

这将成为共青团在新时期由教育转为引导的转型基本要务。

启示二：

共青团要弱化衡量青年的先进性的政治标准，对广大青年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同时不应以统一的政治标准要求青年，保证共青团组织的弹性，允许青年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形成青年自我发展和共青团同步发展的共振。

共青团要结合时代发展和青年实际，坚持用真理的力量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鼓励青年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树立信仰。

同时，鼓励青年将个人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主义同共青团的奋斗目标融合在一起，在寻求人生的意义的同时共同创造美好世界。

这将成为共青团在新时期教育和引导的边界转型基本要务。

启示三：

共青团要以独立思考和科学的态度对待曾经奉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根据中国的实情，在坚持与时俱进的基础上推进共青团工作理论的修正和创新，在保持先进性的同时跨出传统边界，包括：

共青团应该允许自身组织内孕育自我革命的元素，形成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和运行机制。

共青团应该坚持“顶天立地”，即紧紧依靠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以青年为生存土壤，团结广大青年努力奋斗。

共青团应努力形成开放式的青年代表议事机制，建立开放式的社会评价体系，以此保持共青团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健康发展的活力。

共青团应该逐步放弃传统的“官本位”制，放弃职业化的干部队伍，并且逐步和政府体制脱钩，试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制，进而激活组织机制，让共青团重新焕发活力。

如果条件许可，可以突破共青团的原有维度，发展多元青年组织。

我们曾在一个“政治性压倒一切”的时代工作，也亲历了青年从集体走向个体的变化过程。我们把问题提出，不是为了否定过去，也不是质疑“团旗还能打多久”，而是提醒后来的共青团工作者：没有哪一种组织形态是永恒的，唯有不断回应青年真实的生存与精神需求，共青团才有未来。

以上并非结论，而是一代共青团工作者在历史夹缝中的观察与困惑。

后记

　　共青团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面临着时代变化带来的冲击，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现已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独立的理论主张和行政执行力，因而可能不同程度的失去了一个政治组织的部分社会功能、失去了一个青年组织应有的朝气蓬勃的特性、失去了一个青年群体对自己的组织的追求愿望、失去了社会对一个政治组织的期望，失去了推进一个政治组织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老共青团工作者，我们的舞台已经从台前转向了幕后，但我们的共青团情结还在。我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必然会有一个从“盲目信仰”到“理性反思”，再到“寻求重生”的心路历程。

因此，共青团的今后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仍然是老共青团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共青团工作者，对组织的热爱，不仅在于辉煌时的歌颂，更在于为它的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理性关切和清醒审视。触动一个政治组织存在的核心弊端，从理论上探索一个政治组织的历史使命，势必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虽然我们给不出肯定性的历史结论，但不妨碍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纾理、总结和拷问，不妨碍我们站在未来的视角进行前瞻性的探索，不妨碍我们提出各种建设性的修正意见和批评意见。

同时提醒自己，在追随夕阳的过程中注意看护好自己曾有过的激情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