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引言：一座县城，两条路线</p><p class="ql-block">崇仁，古称赣东望邑，东距抚州（临川）四十公里，南接乐安、宜黄。1933年，这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前的一道前沿屏障：县域南部山区凤岗、谷岗、登仙桥一带属于苏区，建立起红色政权；县域北部则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红区与白区在崇仁境内犬牙交错，分据县境南北。</p><p class="ql-block">1933年4月至5月，崇仁迎来一段极具标志性的历史时刻。短短不到两周之内，国共双方当时主持战略决策的核心人物，先后踏上崇仁这片土地。先至者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彼时，成立仅十二年的中国共产党，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赣南创建中央苏维埃政权，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自瑞金向北延伸的苏区前沿，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随同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央红军主力挺进崇仁南部山区。时隔数日，在第四次“围剿”遭受重挫之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逆赣江而上，自丰城、清江（今樟树市）登陆，亦来到崇仁。</p><p class="ql-block">两人分别在崇仁召集本方党政军人员召开会议，下达针对对方的作战指令：一方主张向北出击、夺取中心城市，谋求动摇国民党统治；一方计划步步筑垒推进，力求将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江西。两套截然不同的军事方略几乎同时在崇仁酝酿成型。此后两条路线持续碰撞博弈，不仅深刻改变此后二十余年中国的政治与军事格局，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小小的赣东县邑崇仁，由此成为观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条救国路线碰撞的独特历史切片。</p><p class="ql-block">一、红军的崇仁：博古的“积极进攻”</p><p class="ql-block">1933年4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随即发起攻打乐安县城的作战。攻城未果，红军主力撤围乐安，转进崇仁，计划自崇仁再向宜黄出击。这个春天，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崇仁南部山区，一边休整，一边征集粮草物资。</p><p class="ql-block">曾在中央军委二局负责无线电侦听破译工作的邹毕兆回忆，四月初，军委二局进驻崇仁东山。红五军团于4月中旬移驻崇仁浯漳（日记中写作“涪漳”）。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记载：“行军，由窑上至涪（浯）漳，四十里。”同一天，红一军团秘书童小鹏记下：“清晨出发移凤岗。”两大主力红军在崇仁南部山区扎下营盘：红五军团驻浯漳，红一军团驻凤岗，形成犄角之势。此后数日部队就地休整，童小鹏日记自4月18日至25日均无部队移动记录。</p><p class="ql-block">4月24日，博古以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身份抵达崇仁前线。他先前往红五军团浯漳驻地，与陈伯钧“闲谈约一小时”。陈伯钧日记未留存谈话具体内容，但这次会面传递出的战略意图，在次日便公之于众。</p><p class="ql-block">4月25日下午六时，凤岗红一军团驻地召开党内活动分子会议。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六时，开党内活动分子会，中央派博古同志来报告《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及我们的紧急任务——实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p><p class="ql-block">这是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一次集中的前线传达。博古宣讲的“积极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持续向北出击，力争夺取中心城市。台下将士刚刚亲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尚无法预见：这次在崇仁提出的冒险进攻方针，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一系列错误军事指挥的开端；后续又叠加保守防御与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多重失误交织，一年之后酿成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p><p class="ql-block">二、国军的崇仁：蒋介石的“安内”</p><p class="ql-block">博古在崇仁发表讲话约两周之后，蒋介石来到崇仁。</p><p class="ql-block">1933年5月8日，四十六岁的蒋介石正值军政生涯巅峰。此时他正紧锣密鼓筹划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十余日后，也就是5月21日，他将在南昌正式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统一指挥五省“剿共”军务。</p><p class="ql-block">在崇仁县城总指挥部相山书院，蒋介石在陈诚陪同下，向团长以上军官发表长篇训话。这篇讲话，大陆党史文献题为《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台北《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标题为《在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各军团团长以上官长训话》。</p><p class="ql-block">讲话中，他系统阐释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p><p class="ql-block">“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话有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至理。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p><p class="ql-block">“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p><p class="ql-block">此时崇仁城外，国民党北路军第二路军六个师布防于崇仁、临川腾桥、金溪一线，任务是阻滞红军向赣东北机动，封锁中央苏区北大门。</p><p class="ql-block">值得深思的历史场景是：当蒋介石在崇仁大谈“安内第一”之际，华北局势日趋危急，热河已经沦陷，长城抗战激战正酣。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却在赣东一座县城，对着前线将领将内战置于民族御侮之前。</p><p class="ql-block">三、5月8日的崇仁：两个声音的隔空对峙</p><p class="ql-block">5月8日，红五军团进驻克木坑（客木塘）。陈伯钧当日日记写道：“蒋逆本日到崇仁，针对我布置新的进攻。”</p><p class="ql-block">短短一句话，蕴藏多重信息：依托军委二局无线电侦察的红军情报系统，已经准确截获蒋介石抵崇仁的情报；“针对我”清晰表明红军判断自身是国民党新军事部署的目标；“新的进攻”预示第五次“围剿”已是箭在弦上。</p><p class="ql-block">当天，红一军团仍驻凤岗，红五军团布防于山斜一带。两支红军主力隐蔽在崇仁南部山区，距离崇仁县城仅数十公里。普通红军战士虽得知蒋介石抵达崇仁，却并不清楚城内会议的完整内容，但连日不断遭到国民党军机轰炸，所有人都预感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p><p class="ql-block">1933年5月8日的崇仁，两套截然不同的战略方略在此隔空对峙，一场决定中央苏区生死的战略博弈正式拉开序幕。</p><p class="ql-block">结语：崇仁之后</p><p class="ql-block">两条路线在崇仁各自定调，此后沿着完全不同的轨道向前演进。</p><p class="ql-block">博古在崇仁宣讲的“积极进攻路线”提出五个多月后，第五次“围剿”全面打响。蒋介石投入五十万兵力，北路军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之中，第二路军六个师从崇仁方向压向苏区。在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红军同优势敌军打正规阵地战、堡垒消耗战，作战损失不断扩大。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根据地形势急转直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那条自崇仁凤岗发出的进攻号令，最终一步步将红军推向湘江之役。历经通道转兵、四渡赤水，中国革命终于迎来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p><p class="ql-block">蒋介石在崇仁确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一度取得表面成效：依靠堡垒战术，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迫使红军主力撤出江西。然而，将内战置于民族救亡之前的战略选择，使其逐渐脱离民心。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崩溃。</p><p class="ql-block">1933年春天的崇仁，只是宏大历史中的一个横截面。两条路线在此相遇，随后分道扬镳。历史并未终结于崇仁，但这座赣东县邑，浓缩了两条救国道路最核心的逻辑分野。</p><p class="ql-block">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立足实际、依靠人民、以民族大义为先的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胜利；坚持内战优先、脱离民众的方略，终究会走入绝境。当我们今天重读陈伯钧、童小鹏的战地日记，翻阅当年的档案文卷，崇仁的山河几经寒暑，而1933年春天崇仁城内山间发出的两种声音，依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提醒后人思索何为真正救国救民之路。</p><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陈伯钧日记（1933）》</p><p class="ql-block">《童小鹏日记》</p><p class="ql-block">《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p><p class="ql-block">中共崇仁县委党史办公室地方史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