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25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中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年龄结构持续加深的阶段。养老不再只是高龄群体的个人困难,也不是单个家庭能独立承担的事,已经变成影响整个社会的基础性议题。<br><br>中国的老龄化走得快,底子却相对薄。从接近老龄化社会门槛到跨入中度老龄化,前后只用了约二十余年。同样的进程,日本用了 24 年,美国用了 71 年,法国用了 115 年。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时,中国人均 GDP 为 12887 美元,同期日本达到 39934 美元,美国达到 54973 美元。速度和经济基础的错位,让公共保障和家庭储备都面临更大压力,要在更短时间里补上养老服务、长期照护、保障体系的一堆功课。<br><br>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6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76% 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0%,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支撑这套体系运行的财政压力并不小。2024 年的数据显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占基金收入的 14.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占 59.6%,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占 37.7%。<br><br>如果不算财政补贴,三类养老保险的当期收入都低于当期支出,缺口分别约为 1200 亿元、2300 亿元和 6600 亿元。医保支出也在持续增长,2020 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为 21032 亿元,2025 年达到 30009.38 亿元,五年间年均增速约 7.4%。老龄化程度越深,公共财政要扛的保障担子就越重。<br><br>家庭端的照护压力同样直观。我国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比例达到 98.5%,但医保主要覆盖疾病诊疗,长期生活照护的支出大多要靠家庭承担。2021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中生活有部分自理困难的占 7.1%,不能自理的占 4.5%,两者合计 11.6%。放到高龄老年人群体里,这个比例直接攀升到 29.2%。<br><br>助浴、翻身、排泄护理、夜间看护、辅具租赁这些服务,一旦需要就是长期持续的开支。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中,能承受每月 3000 元及以上费用的仅占 15.8%,这个费用水平和 202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基本持平。换句话说,多数有需求的家庭,根本扛不起长期的专业照护费用。<br><br>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乡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7.72%,比城镇高出 6.61 个百分点。城镇化吸走了青壮年劳动力,农村留下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养老压力和照护力量出现明显的空间错位。<br><br>2025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30115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8006 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 39.3 岁,比本地农民工年轻 7.5 岁。大量农村户籍的劳动者常年在外务工,家里老人的日常照护人手自然跟着减少。<br><br>农村老人大多选择居家养老,比例达到 91.7%,比城镇高出 8.1 个百分点,选择养老机构的仅占 5.7%。居家照护听起来成本低,实则对服务组织的要求更高。上门护理、助浴、康复陪诊、设备维护都需要服务站点、护理人员和交通调度支撑,农村居住分散,上门半径大,人员密度低,调度和维护的难度都比城市高得多。支付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约束。<br><br>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约 3825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待遇约 246 元,前者是后者的 15.5 倍。246 元不到农村低保标准的一半,也不到农村居民月均食品消费支出的四成,靠这笔钱根本支撑不起长期照护服务。农村老年人年人均收入为 14105.4 元,收入中位数仅 5640 元,收入里社会保障性收入占 42.7%,经营性收入占 36.9%, both 受季节和劳动能力影响,很难稳定转化为照护服务的购买力。<br><br>照护需求很大,服务供给也不算少,可两者之间总接不上。全国约有 3500 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1500 万失智老年人,还有 4200 多万高龄老年人,照护需求刚性且持续。供给端也有规模,2024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40.6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799.3 万张,其中注册登记养老机构床位 507.7 万张。但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不足 50%,近一半床位处于空置状态。<br><br>不是老人不需要,是需求变不成实实在在的订单。第一道坎是支付能力,长期照护是持续开销,很多家庭承认有需要,却宁愿选择家人自己扛,或者找低价非专业的临时帮手。第二道坎是信任,养老服务专业性强,家属很难提前判断护理员够不够专业,服务规不规范,出了问题能不能处理。<br><br>调研显示,68.82% 的受访者认为养老护理员需要持有相关专业证书,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愿意为更专业的服务支付更高费用,同时近半数受访者觉得当前服务存在质价不符的问题。家属愿意为专业付费,但前提是能识别专业、确认质量。看不到服务过程,说不清责任边界,信任就建立不起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支付能力强、信息渠道多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专业照护,高龄、失能、独居、低收入或者住在农村的老人,更容易停留在家庭临时照护的状态,养老的差距就这样一步步拉开。<br><br>养老公平的差异,本质来自三个层面。第一是经济能力差异,决定了能不能持续购买照护服务。第二是空间与服务转化差异,决定了服务能不能到达家门口并稳定承接。第三是知行能力差异,决定了老人和家属能不能看懂政策、选对服务、办得成手续。<br><br>数字化普及之后,第三重差异变得越发明显。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为 36.6%,经常上网的比例仅 12.5%。当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申请、费用结算、政策查询搬到线上,缺少数字操作能力又没人帮忙的老人,很容易被挡在服务门外。<br><br>养老公平要守住的底线,就是基本安全不能因为收入和地域相差悬殊,必要照护不能因为支付能力和服务距离长期缺位,信息理解和办事能力不能因为数字门槛被削弱。高品质养老可以交给市场分层供给,基础支持必须靠制度和服务共同托底。<br><br>要托住这个底线,单靠某一方力量远远不够,需要整个银发经济生态协同运转。银发经济覆盖的范围很广,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场景。一类是养老准备,比如个人养老金、商业保险、居家适老化改造,重点是提前规划,把未来的养老风险变成当下可安排的事。一类是主动享老,学习、旅行、社交、康养旅居都算,面向身体状态较好的老人,丰富老年生活的选择。还有一类是医疗照护,慢病管理、失能照护、认知症支持、助浴移位、康复训练这些,直接对应健康下降后的风险,也是最贴近养老公平底线的部分。<br><br>整个生态里有五类核心角色。公共部门负责定规则、分配公共资源、引导产业方向,从养老服务标准到长护险制度,从财政补贴到人才培养,都由公共部门搭建框架。服务机构是连接需求和供给的核心,养老机构、社区养老中心、上门护理企业、适老化改造服务商,把抽象的照护需求变成可执行的服务流程。技术企业提供设备、平台和解决方案,智能监测设备、服务管理系统、辅具产品都属于这一类。支付主体决定了需求能不能持续,公共财政、长护险、医保、家庭自费、商业保险共同构成资金来源。老人和家庭是需求的提出者,也是服务质量和信任的最终判断者。五方角色顺畅配合,养老支持才能稳定落地。少了任何一环,服务都容易卡在半路。<br><br>银发科技在这套生态里,从来不是单独卖设备那么简单。设备能运行只是起点,老人最终需要的是可安排、可交付、可确认的服务。一台跌倒预警设备,如果没人响应报警,就起不到实际作用。一次上门助浴,如果没有设备、耗材、安全保障和后续维护,服务质量就稳不住。产品和服务必须绑定在一起,才能变成真正的养老支持。<br><br>设备制造商可以从单纯卖设备,转向提供租赁、维护、培训、耗材供应的持续服务,降低一次性使用的门槛。养老机构可以把智能设备接入日常护理流程,用监测数据补人工巡查的盲区,提升响应速度和服务记录的完整性。居家护理服务企业可以用数字平台整合需求、调度人员、记录过程、结算费用,把分散的上门服务串成完整闭环。三条路径起点不同,核心都是让技术功能融入服务组织,从产品可用走向服务可得。<br><br>长期护理保险是拉动整个体系运转的关键支付力量。家庭内部的照护压力是隐性的,既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也没有稳定的支付预期,很难支撑专业化服务体系持续运行。长护险通过失能等级评估、服务项目设定、定点机构管理、费用结算,把家庭承受的照护压力转化为可评估、可支付、可组织的服务需求。<br><br>截至 2025 年底,长护险试点城市已经扩展到 92 个,覆盖人群达到 3.08 亿,基金累计支出超过 1000 亿元,为超过 330 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支持。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 1.2 万家,从业人员约 37 万名。稳定的支付预期,让服务机构有动力扩建站点、培训人员、配置工具,也让家庭敢把照护需求交给专业机构。<br><br><br>关于报告的所有内容,公众号『行业报告智库』阅读原文或点击菜单获取报告下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