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

河曲文学

　　在国民党众多高层中，桂系领袖李宗仁是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也是其半生政治对手，这种既亲近又对立的关系，让他对蒋的为人和谋略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洞察。

1949年，当国民党败退台湾，李宗仁选择远走美国，并在此后撰写了回忆录，回顾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其中，他对红军长征最终成功的评价颇为耐人寻味。他认为，这支队伍之所以能九死一生、转危为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蒋介石那记不合时宜的“神助攻”。这个论断，需从1930年代初说起。彼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前四次均以失败告终。到第五次，蒋介石改变了战术。他采纳德国顾问的建议，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调集百万大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构筑密集的碉堡封锁线，对苏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这一战术配合当时中央苏区内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效果显著。中央苏区日渐萎缩，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红军遭遇了最惨烈的挫败——湘江战役。在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后，红军在湘江边陷入重围，经浴血奋战虽成功渡江，但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辎重尽失，士气低迷。此时，红军失去了后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李宗仁看来，这恰恰是蒋介石一举消灭红军的最佳时机。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正对这支疲惫之师围追堵截，若全力以赴，红军前途堪忧。

然而，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和地方实力派的“异心”，共同为红军撕开了一道求生的缝隙。蒋介石虽名义上是全国领袖，但当时中国仍是各路军阀割据的局面。东北、山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均不在其直接掌控之下。他一生追求的“大一统”，在相继摆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和桂系后，西南诸省便成了他下一个目标。

因此，当红军西进入黔时，蒋介石的算计变得复杂起来：他既要剿灭红军，更要借机将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削弱乃至取代当地军阀的统治。他的第一步棋，便是拿“贵州王”王家烈开刀。在红军逼近贵州时，蒋介石没有调动就近的王家烈部队堵截，反而千里迢迢调遣自己的嫡系薛岳率中央军入黔。结果，薛岳部顺利解除了王家烈的兵权，将贵州收入囊中，但红军也趁着黔军指挥混乱、中央军尚未合围的间隙，跳出了包围圈。王家烈的下场，让西南各路军阀不寒而栗，他们从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中读出了巨大的危险：红军只是过客，而蒋介石的中央军才是可能长久驻留、吞并自己的“饿虎”。这直接导致了围追红军过程中的一系列“奇观”。最典型的是“云南王”龙云。他深切担忧中央军会假“追剿”之名进入云南，进而控制该省。因此，他对滇军下达了“追而不堵，尽快送客”的死命令。他宁愿让红军快速通过辖区，也不愿与红军死战消耗实力，以免给蒋介石可乘之机。云南军阀孙渡的部队便是执行此策略的典型，他们远远跟在红军后面，朝天放枪“欢送”，一路将红军“护送”出滇境。

四川的刘湘同样明白“唇亡齿寒”。他深知红军入川只是暂时，若自己为堵截红军耗尽了主力，那么蒋介石下一步要收拾的必然是自己。因此，他对蒋介石的作战命令阳奉阴违，一面派兵敷衍，一面命令部下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碰硬，宁可将红军“礼送出境”，也不愿当“剿共”的炮灰。这种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之间相互猜忌、彼此掣肘的局面，在红军长征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西康的刘文辉在强渡大渡河战役中的表现尤为典型。红军抵达大渡河畔，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唯一的生路是泸定桥。刘文辉完全有时间炸毁铁索桥，但他并未如此。他既担心红军在绝境下拼死反扑会消耗自己的实力，更害怕炸桥后中央军会以此为借口长驱直入。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只派少量部队守桥，将主力用于防备近在咫尺的中央军。这便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机会，使其得以跨越天险，转危为安。

李宗仁作为亲历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在“剿共”中夹带私货，“借刀杀人”兼“削藩”，是其“助攻”红军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战略重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偏移，他错误地低估了红军残部的生存能力和战斗意志，认为其已成“流寇”，不足为患。相比消灭红军这支“残军”，借机收服西南军阀地盘对其统治更为重要。然而，若李宗仁能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内部的变化，他对长征的结论或许会更加立体和公允。军阀们的“放水”固然为红军提供了客观上的生存空隙，但若没有红军自身的坚韧与正确领导，所有外部机遇都将化为乌有。

长征的转折点，在于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的战略战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毛泽东摒弃了被动防御、死打硬拼的战法，重新恢复了他最擅长的运动战。他指挥部队忽东忽西，声东击西，在敌人重兵集团之间穿插，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对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微妙关系有着精准的洞察和成熟的利用。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将其转化为长征路上的助力。

红军明确提出了“经营西南”的策略，在行动上尽量避免与地方军阀结下死仇，甚至在特定情况下“配合”军阀们的“送客”意图。例如，当红军四渡赤水、转战云南时，他们清晰地感知到龙云“送客”的底线，于是迅速穿行，不做纠缠。红军甚至在某些地区与地方实力派达成了某种非正式的默契，通过军事施压与政治宣传并行，削弱了敌人的战斗意志。红军卓越的群众工作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长征沿途，红军严格执行纪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广大贫苦民众的支持。这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物资补给、情报信息和兵源补充。更令人惊叹的是，红军成功争取到了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情与帮助。例如，四川凉山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在红军政策感召下，与刘伯承司令歃血为盟，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甘肃的卓尼土司杨积庆，虽为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却暗中认同红军主张，不仅未加阻拦，反而开仓放粮，派遣向导，帮助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为红军北上铺平了道路。

这些事实表明，长征的胜利绝非仅仅依赖对手的失误。红军并非被动地等待敌人犯错，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发现、放大并利用敌人内部的裂痕。他们既是英勇的战士，也是高明的政治工作者，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完美结合，才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生路。综上所述，李宗仁的“神助攻”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对长征进程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一部分历史真相。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客观上为红军赢得了一线生机。但将长征成功的全部原因归于蒋介石的“助攻”，则有失偏颇。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其胜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是蒋介石的战略误判与军阀割据造成的围堵裂缝，提供了历史机遇；内部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将士的英勇无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深入人心的政治工作，共同构成了跨越一切艰难险阻的内生动力。正是这种将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非凡智慧与勇气，最终书写了这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而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其复杂性与多面性，它从来不是单一原因所能解释的。

（网络转载 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