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21岁贷款8000元出书，20年后还在街头摆摊卖书：他到底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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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茹

2026-7-708:56广东

21岁贷款8000元出书，20年后还在街头摆摊卖书：他到底图什么？

北京宋庄的汉华姐说：“我有个朋友，挺有意思的，写了好多书。”

“写了好多书跟有意思有什么关系？”我不解。

“他的书都是自己卖，”汉华姐解释，“不是在网上卖，是背着书，走遍全国，在各个城市的街头摆摊卖。”

汉华姐在北京文化圈浸润三十年，写作四十余载，见多识广，能让她用“有意思”来形容的人，显然有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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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微信，名字是“行游的诗人贾”，头像里的男人偏瘦，戴眼镜，留着利落短发，身着深色中式上衣，内搭一抹醒目的红色领口，既传统又不失朝气。双手背于身后，面带微笑，与背后的山水云雾相映成趣，看起来既有文人的书卷气，又透出几分隐逸自然的洒脱。

很快，贾老师的朋友圈就让我感到与众不同。大部分作家，朋友圈多是诗词画赋雅集，他的内容却出奇接地气：老家的小米、胡麻油、老陈醋、干馍馍、包装简单的山野蜂蜜……当然，看到最多的，是他不断吆喝卖自己写的书，以及一张张在不同城市街头拍摄的书摊照片。

为拉近距离，我特意在他那买了干馍馍和小米——健康便宜，也推荐给了朋友，但朋友们跟我一样，对他“行游卖书”的经历，远比对土特产更感兴趣。有人直言：“这年头还有人街头卖书？不是行为艺术就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吧？”

久了，微信深聊，一个用20年时间行走卖书来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诗人故事渐渐明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追梦故事，而是一场关乎文学价值、生存方式与体制边缘的漫长博弈。

一、 8000元贷款的文学起点

2004年7月，21岁的贾老师刚刚完成人生第一部作品——杂文随笔集《苍原上的狼嚎》。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写这样一个不赚钱的题材，出版社自然没兴趣。可年轻的他，对“拥有一本署着自己名字的书”有着无比渴望，一咬牙，决定自费出版。

“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市场，也没想过卖了能不能回本，就是单纯地想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贾老师在语音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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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号（一个书号出10本书）加印刷一千本书，花了8000块。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那是他硬着头皮，让父亲从农村信用社贷款完成的。父亲是个农民，不懂什么文学梦想，但看到儿子眼里的光，咬牙贷了款。

书印出来了，从甜水园图书市场拉回来，堆在租屋角落，像一座沉默的小山。因为是自费，出版社不管宣传，也不负责销售，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之前，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碰到一位诗人，诗人在地摊上卖自己的诗集。

他决定也这么干。

第一次摆摊，当然难为情，摆着摆着，就习惯了。

二、20年十七本书的创作马拉松

从2006年起，他的生活就有了固定节奏：每年大约八个月（通常是九月到过年，开春到六月），奔波于城市摆摊卖书，同时贪婪地汲取创作素材。剩下的三四个月，他会安顿下来——有时是终南山上的小庙，有时是晋北老家，有时是北京十三陵附近租下的文学社小院。在这些地方，他休整、读书、整理资料，埋头写下一本书。

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流浪”加“隐士”般的生活，成了他创作的源泉。这些年，他几乎保持着一年出一本新书的频率，至今已出书17本，题材涉猎广泛：小说集、游记、诗词、散文、纪实随笔……。

“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贾老师说，“在街上卖书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素材和灵感，更重要的是一个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认识他的人多了，他头上也多了许多称呼：流浪作家、行者诗人、人民艺术家、行为艺术家、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但这些标签于他而言，不过是浮云。每到一个新城市，无论是繁华的上海、安逸的成都、厚重的北京、火辣的武汉、古朴的西安，还是喧闹的广州……他每天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

今天能卖出多少本书？

今天会不会碰到城管？

卖书的高光时刻，定格在2009年秋天的武汉。那一天，他奇迹般地卖出了144本书，那本书定价6元——这个数字对有钱人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卖书的他来说，绝对是大收获。因为有时候，守着书摊一整天，一本书也卖不出去，那样的一天，房租和吃饭，就硬生生往外贴钱。

所以，卖老家土特产，也是他补贴生活成本的必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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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摊前的人生戏剧

街头卖书的日子，看到的一切，像一部流戏剧。他见过摊前因琐事争吵的路人，听过热情洋溢的家长里短，也偶遇过在书摊旁悄悄牵手的年轻情侣。最奇妙的是一次相遇：一个人走过他书摊，走出老远，又折回来。

“我认识你。”那人说。

他抬头细看，觉得对方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在西安出差时见过你一次，在成都出差时又见过你一次，这次是昆明，第三次了，不行，我得买你的书……”那人笑道。

他也笑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我的书摊就像一个过滤器，留下来的都是与我有缘的人，”贾老师说，“在这个数字时代，面对面卖书成了奢侈的连接方式。”

摆摊卖书这条路上，最大的阴影，始终是城管。他们常常不期而至，突然现身，厉声呵斥，有的甚至掀翻他的小摊，或没收他的书。

与城管缠斗久了，他也摸到了门道：尽量避开城管的上班时间（通常是早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他往往在10点才出门，11点多城管快下班时出摊，卖到下午2点多他们上班前赶紧收摊。有时遇到特别敬业的城管，或特别的日子，他不想落空，就找些偏僻的小巷摆摊，可那里往往人流稀少，生意自然惨淡。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游击队员，与城管斗智斗勇成了日常的一部分。”贾老师自嘲。

四、 成都那段温暖而遗憾的爱情

卖书生涯中最温暖的记忆，属于2006年冬天的成都。

12月的一天，在磨子桥西边一处专卖店外的大理石台阶旁，他像往常一样铺开自己的小书摊。午后阳光带着蜀地特有的温润，懒洋洋洒在身上。书摊前渐渐聚拢来一些人，翻看他的作品。这时，一位戴眼镜、穿白色羽绒服的姑娘走过来，拿起一本书，付了钱，默默离开。

他并未留意，等人群散去，他才发现那姑娘并没走远，手里拿着刚才买的书，样子有些犹豫不决，时不时望向他这边，终于，像是鼓足了勇气，再次走向他。

他主动开口：“是不是想退书？没关系，可以退。”

姑娘的脸微微一红，连忙摇头：“不是的，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姑娘叫Y，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些什么，记忆已模糊。只清晰记得，两点多，他收摊吃午饭，Y默默跟着他，走进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她说自己吃过了，安静地坐在对面看着他吃。平时他吃饭总是风卷残云，可那天，一碗普普通通的面条，他竟吃了平常三倍的时间，手心一直出汗，心头也莫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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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纯粹而美好的恋情，悄然萌发。

两人想方设法见面。他送她洁白玫瑰，送她白色纯棉盘扣布褂，还带她见自己亲人；她带他漫步在她的校园，跟他讲自己家里的故事，在他遭遇刁难后，温柔地安慰他，送他《甘地传》鼓励他坚韧。他们像所有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许下不离不弃的誓言。

爱情悄然改变着他，那个曾经自在、洒脱、无牵无挂的行游诗人，变得柔软、细腻，开始有了长长的牵挂和思念。他深爱Y，决心勇敢地为这份感情争取未来。他鼓足了勇气，踏进Y的家，希望能获得她父母的认可和祝福。

现实是冰冷的。Y的父母知道他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微薄的收入来源，态度坚决地将他拒之门外。

“我理解他们，”贾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很平静，“哪个父母愿意把女儿交给一个街头卖书的人？连个固定住所都没有，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

Y毕业后，进了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现实的鸿沟和父母的压力，让Y渐渐动摇。两人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距离也越来越远，最终，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画上句号。

“我不怪她，也不怪她父母，”贾老师说，“这个世界有它的运行规则，我的选择注定与这些规则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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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之后，他重访当年的爱情故地，写了一首诗歌，才彻底冰释。

白玫瑰，白玫瑰——你是我爱过的人

刚刚看完浣花溪公园诗歌大道，

十三年前到成都卖书时，我就来过，

是那个叫叶风的美丽女子带我来的。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却依然是个少年，

年轻气盛，却又固执单纯。

如今，我已是壮年，三十七岁了，

一个人又把诗歌大道上的诗句

一一读完，竟然仿佛重回少年！

当年那一幕幕在脑海里

自动回放，就像放电影。

青春已逝去，记忆依旧在。

哦！白玫瑰，白玫瑰，

洁白无暇的白玫瑰，

“像报纸一样的白玫瑰，”

经历时间长久的洗炼，

如今我才能确定：

你是我爱过的女人！

只是在私奔的火车上，你退缩了，

接着，你向家人和这个世界妥协了。

后来，你背叛了我们爱的誓言，

放弃了聆听和坚守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后，你斩断了和我之间的联系，

成为了滚滚人潮中的一员，

从我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了。

我不怪你，一直都不怪你。

我知道，尘世自有它的需要和规则，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抖落尘世的尘埃，

独立自主，发光发亮，熠熠生辉。

2020.6.2下午于浣花溪公园诗歌大道

五、 逃离那座“适合养老”的城市

与这段温柔记忆形成残酷对比的，是那次刻骨铭心的伤害。

那次，他到了某市，像往常一样，租好房子，让物流把自己的书托运过来，然后去摆摊售书。这是个适合养老的城市，四季如春，人们敦厚朴实。他本以为这里会对自己更宽容。

刚摆上书，五六个城管从天而降，他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就被他们收抢东西，他抱着书不给，城管大打出手，把他强塞进一辆面包车。在车里，有一个城管为了让他老实，使劲揪扯他的阴囊。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带到山上，一停车，那帮人把他拖下车，拳打脚踢，边打边骂，打得他眼冒金花，直到他不省人事，他们才驱车而去。

十几分钟后，他才慢慢苏醒过来，庆幸的是手机还在，打了120急救电话，过了半小时左右，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

为了自救，他在医院里把自己的求救信发给一位朋友，朋友紧急把他被城管打伤的事发到网上。很快，有记者报道了此事，报道中，他是一个“恶意占道，屡教不改，知法犯法”的作家。

不过这些说法，对当时的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的城管、文化局，因为这个报道，先后一起出动了。

他知道，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自己暂时肯定是安全了。但他不敢想象继续留下来会遭遇什么，身体稍能活动后，他偷偷买了火车票，仓皇逃离。

第一站，他逃到成都。Y闻讯赶来，看着他满身的伤，心疼得落泪。她温柔地照顾他，这份无声的陪伴和理解，成了当时最珍贵的慰藉。

在成都待了三天，他到了呼和浩特，年迈父亲在那里做工，此时正在那里讨要工钱。父亲站在雪地等着他，他看着父亲如此苍老，单薄，心里难受至极。他想，父亲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儿子远在他乡，遭受伤害，仓皇逃跑，做父亲的无能为力，心里该有多疼？

在呼和浩特歇了两天，他坐大巴回到老家，母亲看到他的伤，轻抚他的头，哽咽着，默默流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他身上的伤慢慢结痂、愈合。乡间的宁静和母亲的温暖，也一点点修复着他受创的心。这次重伤，并未让他放弃行游卖书，用他的话说：“用自己的生命，甚至是一生，去承受巨大的屈辱和煎熬，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一次跟贾老师确认一个信息，电话里的他声音洪亮，充满激情: “我的计划是，过两年攒够钱了，买一辆车，把我写的书、老家的特产、日常用品都装到车上。车开到哪里，我的书摊就摆到哪里，再等几年，时机成熟了，想办法把我的书翻译成外文，到国外去摆摊卖书。”

我猜想，如果说之前他卖书，是带着生存所迫、人生试验、社会观察的意味，那么，这次经历之后，他的行走和书写，则变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积极的争取了，至于这样做，值得不值得，对还是错，真不好评价。

六、 二十年行走，至今仍在路上

岁月流转，一转眼，这位行游卖书人，在路上已经奔走了20年。除了那本贷款印出来的处女作，所有的书，他都坚持自费印刷、自产自销。这些书，像一座座移动桥梁，连接起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有的买书人成了回头客，顺带买他的家乡特产；有的萍水相逢，在有需要时互伸援手；有的则成了他漂泊人生中难得的挚友或导师。

现实的波动也始终伴随着他的旅程。前段时间，他在武汉摆摊，生意清淡，一天只能卖1到5本书，微薄的收入让生存都显得有些困难。然而，转机也在移动中发生。这段时间（2025年9月），他转至北京，一天大概能卖出5本（工本费10元、20元、30元），虽仍清贫，但能支撑他继续前行。

我和贾老师至今未曾谋面。每次微信交流，听着他中气十足，信心满满的话，我的心情总复杂难言。我既有想维护传统出书（有书号，进书店）卖书的体面想法，又佩服他的敢想敢为，身处这喧闹时代，他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同为写作之人，我深知这条路的不易与艰辛。特别是在实体书日渐式微的今天，靠摆摊卖书维持生计并坚持写作，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当然，担忧之外，更多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