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3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濠上客

　　沃尔什的这本书，虽然算不上大部头，但却像一枚锐利又温吞的刀片，把“历史”这团纠缠已久的毛线球，耐心地剖成了两半。这种剖分的清爽感，或许是它留给人最鲜明的第一印象。

在他的笔下，历史哲学一直是沿着两条不同的河流在流淌，一条叫思辨的历史哲学，一条叫批判的历史哲学（他也称之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是大河，野心勃勃，要探寻人类历史整体的意义、规律与目的，康德、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直到汤因比，都是这条河上的艄公。后者是细流，目光收回来，只盯着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活动——历史学家怎么知道过去？历史解释是什么？它有没有客观性？这条岔路，正是沃尔什自己愿意驻足疏浚的领域。

这个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清醒。它意味着，在大谈历史的意义之前，不如先问问我们谈论历史的方式，到底有几分可靠。于是，全书的中心便自然聚拢到一个问题上：历史的客观性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沃尔什的姿态是温和的。他没像某些极端的怀疑者那样，把历史直接推入虚构的怀抱；也不肯天真地相信，历史学能像一面干净的镜子，毫无歪曲地映照出过去的本然面貌。这就逼得他必须在两条歧路之间，踩出一条自己的小道来。他首先评议了两种现成的真理论。符合论说，一个历史陈述只要与过去的事实相符，便是真的。这听起来顺耳，却经不起追索。因为过去早已消逝，我们拿什么去“比对”那个一去不返的实在呢？我们手里握着的，无非是文献、遗迹、零散的痕迹，以及历史学家那颗早已带着问题去选择与综合的脑袋。因此，赤裸裸的“符合”，只是一种想象。融贯论则退了一步，说一个陈述只要能与整个历史知识的系统协调一致，便是真的。这固然避免了与幽灵比对的尴尬，却又滑向另一种危险：如果几个不同的解释在系统内部都能自圆其说，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冲突，难道它们就都“真”了？那历史岂不成了小说家各显神通的竞技场？

读到此处，心头不禁浮起一阵闷闷的疑云。思绪忽然滑开一笔：沃尔什并不是第一个认真思考“历史学家带着自己的视角”这件事的人。在他之前约半个世纪，英国观念论者布莱德雷已经触碰过这个难题的核心，只是走的路子很不一样。布莱德雷在他那本早熟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里，给出过一个几乎是石破天惊的论断：一切历史知识，归根结底，都建立在历史学家“自身的经验”之上。他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能理解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不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那条河，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体验过“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历史学家正是拿自己的内在经验做模板，去类比、去重构古人的行动。这样说来，历史认识真正的“客观参照物”，不是那些躺在档案馆里的发黄文书——文书只是些死的符号——而是史家自己活生生的心灵。这等于说，历史客观性的根基，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证，而是内在于人的心证。

这个思路，勇则勇矣，却也危险极了。因为如果客观性的最后凭据只是“我心”，那凭什么保证你的心和我的心，重构出来的是同一位恺撒？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看似与布莱德雷有几分亲缘，都承认史家不是一张白纸，都承认理解过去离不开某种先在的框架。但细细辨之，差异便显出来了，而且这差异恰好见出沃尔什的审慎。布莱德雷把史家自身经验几乎当成了历史真理的构成性条件，这就让客观性过分倚赖于一种心理学上的“设身处地”；沃尔什却把“视角”严格限制在道德信念、哲学前提、形而上预设这些可公开、可讨论的层面，而不是一种私密的心理状态。更关键的是，布莱德雷最后是用融贯来检定真理的，认为一个解释只要不自相矛盾，便能自成一家之言。沃尔什则坚决地为这种融贯加上了外部的锚：配景必须受公开史料的刚性检验，必须在不同视角的相互校勘中求得一种主体间的客观。换句话说，布莱德雷的“经验”是个人的、内向的，沃尔什的“配景”是群体的、可沟通的。

所以，读沃尔什批评融贯论的那些段落，我总觉得，他心中隐隐对话的对象，或许正是布莱德雷这样的人物。布莱德雷把客观性消解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沃尔什则把它重新拉回到一个负责任的学术共同体中间。这大约也是一种思想的推进：从十九世纪观念论的孤峭，走向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青天白日。

就在这云隙与思想的交锋之间，沃尔什捧出了他名之为“配景理论”的答案。这四个字译得真好，既有“配置”的理性，又有“景深”的包容。他承认，所有历史学家都是带着某种不可化约的“视角”去工作的——这视角由他自身的道德信念、哲学前提、对人性根本的看法所构成。一个基督教史家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必定轩轾有别，这并非因为谁故意歪曲了史料，而是他们站立的历史地形不同，望见的峰峦沟壑自然各具形态。

但这不等于说，客观性就随水流逝了。配景理论的关键在于，视角不是任性的借口。每一幅配景下的叙述，都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公开史料的检验，都必须服从历史推理的共同规则，都必须坦诚地接受同行从不同视角投来的质疑与叩问。这样达成的“客观”，不再是那种绝对的、与人无涉的、上帝之眼式的客观，而是一种主体间的、负责的、容纳多种诚实目光的客观。它像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严格的透视法统摄着整个画面，但观者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从一个特定的位置望过去的——而这“知道”，本身就是客观性的真诚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方案。它既没有把历史的真实驱散成虚无，又保存了历史理解不可或缺的那个活生生的“人”的内核。它让历史学从追求不可能的“定律”，回到了一门充满判断力与智慧的技艺。

也正因秉持着这种分析派的冷静，沃尔什审视那些思辨体系的巨构时，笔端便既有锋锐的理解，也有明确的限度。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康德到汤因比，这种试图为人类数千年行程描出唯一一条剧情线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形而上学。康德那篇光芒四射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把历史视为大自然一项隐秘计划的实现，这在沃尔什看来，只是一个有益的“调节性理念”，能给我们慰藉与方向，却永远无法像历史事实那样被证实或证伪。至于赫德尔那种关于各民族文化像植物般有机生长、又共同趋向“人道”的宏伟叙事，黑格尔那个以民族精神为脚注、以自由意识的进展为终极旋律的逻辑圣殿，无不是用理性的梭子，把复杂斑驳的历史质料织成了一件规格太整齐的华服。

他剖析马克思，看到了一种非凡的洞察——将历史的深层动力沉入经济活动与阶级关系之中，这确确实实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实证探究之门；然而，当这套洞见凝结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时，它本身又带有过度教条化和机械决定论的风险，忽略了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与人类能动性的复杂作用。至于汤因比，那些“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的漂亮模式，在沃尔什看来，更像是对世界历史素材进行了一次充满诗人气质的“格式塔”重构，可敬，也可疑。沃尔什的批评始终留着一份尊重：他并不否认这类思辨在赋予现实苦难以意义、在安顿个体渺小生命方面的巨大心理功能，甚至承认，若无某种配景前提，历史学根本无法从“胡乱的一团”开始第一步编织。他只是在哲学上轻轻地、却坚定地画出一条线：知识止步的地方，信仰方才开始。迈过这条线，就必须明白自己脚下土地性质的改变。

若要论这本《导论》的得失，我以为其得，正在于这“画线”的清晰与进行“配景”调和时的中道智慧。它是最称职的向导，把一团哲学迷雾化作可思考、可辩驳的命题。其失，或许也恰在这种分析哲学固有的洁癖里。他对思辨体系的整体性批判，有时显得过于轻巧，仿佛只要贴上“形而上学”的标签，那些关于人类命运的苦苦探问，其哲学分量就被轻飘飘地卸掉了。当思辨被从历史认识的地图上擦去，历史解释安身立命的统一性与意义感，会不会也一并被稀释了呢？此外，他的配景理论，终究只是勾画了一个“有视角的客观性”的动人理想，至于不同的配景之间如何具体比较、如何令人信服地判定某一视角更具综合力，书里提供的技术装备尚嫌单薄。它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却没能充分示范我们如何能做到。

不过，这本书的确让我反复体味到了一种智性的诚实：历史不是一堆任人打扮的残骸，也不是一方铭刻着绝对真理的死碑。它是活着的人，凭着有教养的理性，向着那片晦暗而又真实的往昔，不断投射出去的一道道诚恳而互为校勘的目光。我们永远站在某一个山坡上观看风景，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看清楚自己的立足之处，并把这山野的走向，诚实地描绘给山下和对面的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