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肇兴中国”特展，解码“秦·大一统”之路（下）

澎澎

聚焦“肇兴中国”特展，解码“秦·大一统”之路（上）主要介绍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秦·人”篇，聚焦甘肃东部秦人溯源及其族群发展的历程；第二部分为“秦·国”篇，呈现秦国立国及其东进图强的发展历程。想完整观展的朋友可点击链接聚焦“肇兴中国”特展，解码“秦·大一统”之路（上）

第三部分为“秦·融”篇，聚焦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形成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为一统天下奠定了文化根基。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金柄铁剑，以复合工艺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是见证秦文化博采众长的珍贵实物；清水刘坪墓地出土虎形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等器物，尽显草原文化奔放活力；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鋄金银铁矛、动物纹金带钩、车舆饰、交龙纹铜壶等器物，见证秦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共存。

金柄铁剑，春秋，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

这件‌金柄铁剑‌是‌春秋时期秦国‌的贵族佩剑，当年考古发掘时，这座墓葬里出土了‌三把‌形制相似的金柄铁剑。目前展出的只有二把，一把是实心金柄，出土时部分绿松石已脱落；还有一把通长35厘米，柄部装饰变形蟠螭纹，剑身铁质 。

金柄铁剑，春秋，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

‌暂未展出的这一把‌最精美，也就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秦剑之星”，通长37.8厘米，金柄镂空，镶嵌绿松石，保存最为完好。据悉，“秦剑之星”将于7月中旬‌到馆展出 。‌‌‌

左：铜马衔；右：铜转子；春秋，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

玉璜、玉璧、玉佩，春秋，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

玉觿、玉璋，春秋，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

‌宝鸡益门村二号墓，是一个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规模虽小但随葬品却极为丰富、珍贵，与当时的诸侯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土金器104件、玉器80余件，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与秦国关系密切的‌戎人部族首领‌。‌‌‌

蛇纹金带饰，战国，甘肃清水县刘坪遗址出土。

该饰片工艺精湛，纹饰灵动，兼具‌草原游牧艺术风格‌与‌中原秦文化工艺特征‌。蛇纹金带饰不仅是西戎贵族墓葬中的精美配饰，更是研究秦戎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证据。‌‌

龙形铜牌饰，战国，甘肃清水县刘坪遗址出土。

‌刘坪遗址被确认为‌西戎贵族墓葬群‌，已发现墓葬约20余处，出土文物近5千件，包括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与龙形铜牌饰、牛形金箔饰片等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秦戎融合历史链条，夯实了清水“秦源故里”的历史地位。‌‌

兽首蛇身纹金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银项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串绿松石金耳坠，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的主人，虽然是高等级的西戎王室贵族，但他们早已“戎马归秦”。

项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打开他们的墓葬，中原式的青铜器、成套的马车，成了随葬的主角；北方草原风格的实用兵器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用金银装饰的仪仗兵器。

金腰带饰，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戎人还是戎人，但他们表达身份的方式变了。他们用秦人的礼器，葬在秦人的规制里，却依然保持着对金银珠宝的偏爱——项饰、腰带、金饰……延续着草原的传统。

䤹金银铁矛，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鋄金银铁矛，出土于马家塬遗址M16竖穴车坑的西北角，为西戎部族首领所用兵器，具有礼仪功能，与同一竖坑埋葬的礼仪性车关系密切。鋄金银工艺源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地区，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纹饰融合中亚艺术风格。

动物纹金带钩，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此器采用黄金铸造，纹饰繁复，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金银器制作水准和多元审美，也体现了秦国早期与草原文化的交融。

弦纹铜鼎，战国，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容器中，有占比不小的中原式青铜礼器。它们的出现，暗示着以马家塬为代表的戎人上层，在最重要的丧葬仪式上，选择了用中原文化的器物来表达自己的身份。

镶嵌几何纹铜敦，战国，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贴金银饰片漆筒，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连珠纹铜鬲，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铜耳杯，战国，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马家塬墓地M14—1号车（复原件）。

马家塬墓地M14-1号车是‌战国晚期‌出土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的‌单辀四轮马车‌，被誉为先秦时期的“顶级豪车”。‌‌2006年发掘于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M14墓道东端，该墓属西戎高级贵族墓葬，墓道内共随葬3辆车，此车等级最高。

该车体现了‌“车制符合秦制，装饰却是戎人风格”‌的特点，工艺融汇了欧亚草原、西亚、波斯、秦及西戎土著等多种文化因素，是先秦时期中西多元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车舆侧板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这是古代马车“车舆”（也就是载人车厢）侧面的装饰物，以奢华繁复著称，贴在豪车上显示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车舆侧板饰不仅是交通工具的配件，更是当时贵族权力、财富及审美趣味的集中展示，为研究先秦车舆制度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

虎形金车舆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虎形金车舆饰是战国时期西戎贵族马车上的金箔装饰片‌，用来贴在车厢侧面显身份，见证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奢华生活和金器制作水平 。‌‌

狼形银车舆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这种动物造型的片状饰件带有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出现在中原流行的战车上，反映了当时华夏与戎狄文化在甘肃一带的交融 。

鋄金银铁车踵饰，战国晚期，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第四篇章为“秦·同”篇，聚焦秦统一的制度创举。从商鞅变法的见证者铜方升到代表“书同文，车同轨”的小篆和马车，从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出土的兵马俑、青铜水禽到秦代官印、诏版、铜权，从半两钱到标准化兵器，无一不是秦制度一统的珍贵物证，无不见证着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转。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两千余年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

铜武士像，秦，陕西咸阳市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铜武士像（又称秦铜武士造像）是‌秦代‌的珍贵青铜文物，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秦代青铜质写实人像‌。

‌造像仅存头部，面容刻画具有写实风格并经过艺术夸张。整体形象展现了秦军将士坚毅、勇武的气质。

跽坐俑，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东侧马厩坑出土。

彩绘俑头，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兵马俑一号坑出土。

这件带彩的俑头，我还是第一次见。而且面部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彩绘，黄肤、红唇、墨黑须发，真实可信。

因为彩绘层极其脆弱，对温度、湿度、光照、运输条件的要求非常高，能来上海展出非常不容易。据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次有12件（组）文物参展，其中这件彩绘俑头是第一次出馆展出。

青铜鸿雁，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K0007号坑出土。

青铜鸿雁‌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出土的一组‌秦代青铜水禽‌，主要发现在2001年发掘的七号陪葬坑中，同坑还有天鹅和仙鹤，其中鸿雁共20件。

这些文物不是静止的模型，而是捕捉了水禽在水中觅食、休息或鸣叫的瞬间，‌姿态活灵活现‌。表面原本绘有黑、白等颜色的彩绘，工艺水平非常高。‌‌‌

战袍武士俑，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兵马俑二号坑出土。

战袍武士俑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中极具代表性的轻装步兵形象，作为秦军前锋部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独特的装束与姿态生动再现了秦代军队的作战风貌。

‌研究表明，此类战袍是秦国统一配发的战时军装，形制长至膝、右衽交领，内夹絮料，起源于春秋，盛行于战国，至秦代确立为正式军服并统一形制 。

在二号坑的弩兵方阵中，战袍武士（立射）与跪射俑配合，形成了“立射机动待射、跪射稳定输出”的协同战术体系，体现了秦军严密的作战思想。‌‌

石铠甲，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铠甲坑出土。

石胄，秦，陕西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铠甲坑出土。

铜剑，战国，陕西临潼区新丰街道办屈家秦墓出土。

龙纹大瓦当，秦，陕西兴平市黄山宫遗址出土。

龙纹大瓦当（亦称‌陶夔纹大瓦当‌）是秦代高等级建筑的重要构件，直径约为 ‌50~60厘米‌，体现了皇家建筑的宏大规制 。‌纹饰主体为‌变形夔龙‌图案，常见于青铜器与玉器，在此被创造性地应用于建筑瓦当 。

花苞纹瓦当，战国，陕西临潼区斜口马斜村秦东陵四号陵园出土。

彩绘铜合页，秦，陕西西安市西咸新区秦咸阳宫遗址出土。

秦始皇陵的建筑艺术，其成就不仅在于以咸阳城为蓝本的宏大布局规划，更在于建筑构件的精妙设计与制作工艺，亦体现于装饰中高度写实、富于动态的艺术风格。

商鞅铍（pí），战国（秦孝公十六年）。

目前，传世和出土的商鞅监造器物共有六件，合称“商鞅六器”。本次展出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分别为商鞅戟、商鞅铍和商鞅方升。

商鞅戟是战国秦国时期的文物，该戟由商鞅于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监督制造。其胡部刻有铭文“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这件兵器是体现秦国“物勒工名”制度的早期例证。

商鞅方升，战国。

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时颁布的标准量器，主要用来计量粮食出粜、农业赋税入库核算。它不仅是研究秦国度量衡的关键实物，更是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直接证据。

还有个细节，必须为之点赞。之前的展出，商鞅方升都是平放的，这次采用“站立式”陈列，主要就是为了能清晰展示其关键铭文。

商鞅方升于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蒲城县‌，一直流落民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收藏家龚心铭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商手中购得。文革期间龚家将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躲避搜查，1981年8月18日上海博物馆收购并馆藏至今。2013年8月19日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

左：“右厩将马”铜印；右：“章厩将马”铜印。

秦建立了一套制度，将辽阔疆域真正熔铸为一体。在这套制度下，政令下达，由官僚制度层层传递；度量衡颁行各地，让交易与赋税有了同一把尺；货币统一，天下买卖用同一种钱；兵器刻名，责任可追溯。从政令到标准，从经济到军事，这套制度影响深远，沿用千年。

“浙江都水”铜印，秦。

“浙江都水”铜印‌是一方‌秦代官印‌，来源于‌龚安顺和龚安庆的捐赠‌，现在上海博物馆的玺印篆刻馆中陈列。‌‌‌它主要是秦朝浙江郡用来管理‌水利和渔税‌的公章，也是证明秦朝时已经设立“浙江郡”的重要老物件。

‌这方印是‌青铜‌做的，印钮设计成‌蛇的形状‌，看起来既端庄又有点灵动。印面上刻的是‌阴文篆书‌，带有秦代印章典型的‌田字界格‌，字体刻画很讲究，特别是跟水有关的偏旁，刻得像水流一样自然 。‌‌

始皇帝诏版，秦，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富坪村出土。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政策的重要实物见证。

始皇帝诏十六斤权，秦。

二世诏版，秦。

秦二世诏版是秦代为重申统一度量衡政策而铸造的青铜文物，形制小巧，其上刻有秦二世元年发布的诏书铭文。

两诏椭升，秦。

篆书琅琊台刻石轴（复制件），原石刻于秦二世元年，此本拓于清嘉庆年间。

“篆书琅琊台刻石轴”是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嘉庆拓本‌装裱而成的立轴形式碑帖，是秦代小篆书法的经典传世版本 。‌‌内容源自秦丞相‌李斯‌所书小篆，被推为‌“小篆第一代表作”‌，风格圆润婉通、法度谨严，有“无上神品”之誉 。

扑满，秦，陕西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街道长兴村出土。

扑满即古代储钱罐，与同为长兴村出土的半两钱模等文物一同展示，反映了秦代的货币流通与管理。‌‌

回纹空心砖，秦，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云纹瓦当、板瓦、筒瓦、陶水管等。回纹空心砖‌是‌秦帝国时期‌（秦统一后）的重要建筑构件，‌证实了四角坪遗址为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群‌，体现了秦人完整的祭祀体系。该遗址已于2024年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进程中，秦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有开天辟地、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秦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也非一日之功。支撑这一切的，是务实、包容、坚韧、创新的精神品格”（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语）。这正是上博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的初衷——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系统呈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我们在文物面前，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