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展上博《肇兴中国》

文忻慧智

七月的上海，梅雨初歇，暑气渐盛。走进上海博物馆东馆，仿佛穿越了一道时间的屏障，将外界的喧嚣隔绝于身后。这里正在展出的“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不仅是一场文物的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对中华文明精神根基的深度溯源。 展览以“肇兴”为题，意在探寻“何以中国”的初始答案。三百余件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的珍贵文物，被精心划分为“秦·人”、“秦·国”、“秦·融”、“秦·同”四个篇章，层层递进地铺陈出秦人从陇山脚下的边陲部族，到横扫六合、定鼎天下的壮阔历程。 　　步入展厅“肇兴中国”四个大字，像一声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沉重宣告，拉开了一场命运大戏的序幕。 　　走进聚焦秦人溯源与族群发展的“秦·人”篇。 　　秦之肇始，藏于陇东黄土的微光里。历史的开端，往往微小而奇妙。谁能想到，这个日后横扫六合的帝国，起源于一件出土自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卜甲上。上面刻着的“秦人”二字，这一文字实物，是目前考古发现周王室对早期秦人的直接记载，属于断代、溯源的一级证据。也是秦人留下的第一行署名，宣告着一个部族的身份与来处。 　　秦人来自哪里？展线起始处，甘肃清水李崖遗址出土的古陶器，带着商文化遗存，腰坑殉狗的印记，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秦人东来，于西周时期西迁至甘肃东部。彼时的秦人，僻处西陲，与戎共生，在草原与中原的交界地带，淬炼出务实坚韧、开放包容的品格。 　　礼县西山遗址青铜礼器与玉器，反映秦人学习中原礼制的早期面貌；宁县石家墓地出土器物，展现秦人吸纳“周余民”、融汇周戎文化的历史进程。 　　玉琮（春秋早期.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士） 　　七璜组玉佩（春秋早期，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出土） 　　镶嵌绿松石铜饰件（春秋早期.甘肃省宁县石家基地出士） 　　虎形铜、金银饰件上的异域纹样、兼具中原形制与草原工艺的车马器，无声诉说着早期秦人的兼容并蓄——他们从未固步自封，而是在东西文化交融中，悄然积蓄东进的力量。 　　龙纹铜泡、龙形铜牌饰（春秋晚期.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 　　随着脚步移至呈现秦国立国与东进图强之路的“秦·国”篇。秦国立国，是秦大一统之路上的关键一步。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秦国正式立国 　　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的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礼器、成套乐器与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彰显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折射出早期秦国的多元审美。从西垂到雍城、咸阳，都城一路东迁，见证秦人矢志向东、锐意进取的精神。 　　蟠龙纹铜车形器（春秋中期.甘肃省礼县圆顶山遗址出土）这是展览最动人之处，它并未止步于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细节展现了文明的交融与韧性。一件出土于礼县的“蟠龙纹铜车形器”，小巧精致，宛如孩童的玩具，但其四轮仍可转动，顶部小鸟机关巧妙。这件器物不仅展示了秦国发达的工艺水平，更隐喻了国力作为大一统基础的坚实支撑。 　　秦公镈（春秋.陕西省室鸡市陈仓区太公成出士） 　　蟠龙纹楔形铜构件（春秋.陕西省宝鸡市风開区雍城遗址出士） 蟠龙纹方简形铜构件陕入省室鸡市风期区市城糖址出： 　　“长乐未央”瓦当（西汉.甘肃省礼县鸾亭山遗址出士） 　　石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区秦公陵园出士 　　金兽面（春秋.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区马家庄宗庙這址出士） 　　玉璜（春秋.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泰公一号大基出土） 　　玛瑙项链（春秋.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区秦公一号大基出土） 　　玉璧（春秋.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区秦公一号大基出士） 　　玉璋（春秋.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士） 　　玉璧、玉圭（西汉.甘肃省礼县湾亭山遗址出士） 　　玉璧、玉圭（春秋中晚期.陕西省宝鸡市下站祭祀遗址出土） 　　玉人（西汉.甘肃礼县） 　　兽面玉牌饰（春秋中晚期.陕西省宝鸡市下站祭祀遗址出土） 　　龙形金饰、长方形金节约（春秋中晚期.陕西省宝鸡市下站祭祀遗址出士） 　　移步“秦·融”单元。聚焦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鋄金银铁矛、物纹金带钩以其独特的装饰工艺，秦人兼收商、周、戎文化养分。诉说着秦文化与戎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历史进程。那奢华的金银纹饰，不再是战争的凶器，而是归服与和平的信物，折射出秦人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为一统天下奠定文化根基。 　　玉具铜剑（战国.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坡刘村秦国贵族墓出土） 　　宝鸡益门村出土金柄铁剑（春秋），以复合工艺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是秦文化博采众长的珍贵实物 　　铜镞、铜马街、铜转子（春秋.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基出士） 　　包金银扣、金扣、龙头银钩（战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神禾原秦墓出士） 　　清水刘坪墓地出土虎形金箔饰片等器物，尽显草原文化奔放活力 　　蟠龙纹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战国.甘肃省消水县刘坪遗址出士） 　　鸟街蛇纹金带饰、蛇纹金带饰（战国.甘肃省消水县刘坪遗址出士） 　　金络饰（春秋.陕西省宝鸡市监门村出土） 　　鸭形玉带扣（春秋.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士） 　　竹节形玉饰（春秋.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基出士） 　　玉觿(xi)、玉璋（春秋.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春秋秦基出士） 　　虎形铜带钩、龙形铜牌饰（战国.甘肃省清水县刘坪遗址出士） 　　蓝色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晚期.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基地出土） 　　金臂钏（战国晚期.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 　　束腰形玉饰、马鞍形玉饰（春秋、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基出士） 　　动物纹金带钩 　　项饰（战国晚期.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士） 　　走到“秦·同”篇，历史的厚重感愈发强烈。此单元聚焦秦统一的制度创举。兵马俑、青铜水禽、排水管道等器物，体现了秦代工艺水平及都城规划智慧；秦代官印、诏版、铜权等文物，是其制度一统的珍贵物证；半两钱、标准化兵器，见证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转。 　　贴金银饰片漆简（战国晚期.甘和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林地出士） 　　银杯套、蓝釉陶杯（战国晚期.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士） 　　五角形陶排水管道（秦.） 　　车與侧板饰（战国晚1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服能地出士） 鐵(iǎn)金银铁车踵饰微网或期1甘消者保家川县马家取基地出士 　　「秦·同」单元里，印象最深刻的是静静立在那里【商鞅方升】，它直立于展柜，身上刻有相隔近百年的两段铭文，无声地宣告着：所谓“大一统”，不仅是领土的兼并，更是将天下的度量、运行的法则，以一种精确、公正且一以贯之的方式，第一次深刻地刻入了文明的基因。站在它面前，“统一度量衡”不再只是课本里一句冰冷的概述，而是化作一种可触碰的、化作一种可触碰的、关于秩序与规则的震撼。这小小的标准器，曾是商鞅变法中统一度量衡的铁证。 　　秦代官印、始皇帝诏版、铜权、半两钱、标准化兵器等文物，则让“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具象化，是中央集权制度高效运转的实物见证。 　　二世诏版、二世诏版。始皇帝诏版 　　扑满、半两钱模（陕西省西安市西成新区秦汉新城密店街道长兴村出士） 　　两诏权、始皇帝诏十六斤权、两诏八斤权 　　彩绘俑头（秦.陕西省西安市临沙区秦始皇帝陵园兵马価一号坑出士）在此片前驻足很久，令人惊叹发现。那些斑驳却依旧灵动的色彩，让我们看到了秦人“灰朴”外表下，藏着极致细腻的匠心与审美，他头戴冠饰，是服役的兵士与基层小吏，战时要上战场，是沙场士兵最真实的模样。那是一个时代沉默而庄重的温柔。 　　跽坐俑（快西省西安市临迎区秦始息帝质国东個马民坑出士）是侍奉主人的侍从，不用奔赴沙场；两样俑像，其实也是千千万万最普通人的人生画像，宏图霸业之下，最熬不过去的永远是底层苍生。 　　战袍武士俑（秦.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兵马俑二号坑出士） 　　铜武士像（秦.陕西省咸阳市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青铜鸿雁(秦.陕西省西安市临道区泰始皇帝陵國K0007号坑出土）体现了秦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石铠甲（秦.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园铠甲坑出士） 　　石胄（秦.陕西省西安市临道区秦始皇帝陵园铠甲坑出士） 　　铜镞铤、铜镞尾翎、（陕西省成阳市长陵车站出士） 铜机（陕西省西安市临資区秦始皇帝陵园出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枚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浙江都水”铜印，表明秦朝的统一管理已远及江南地区。 　　“泰仓”铜印 统一的政令、标准化度量衡与货币、系统化武备规制……展线末端，一件件文物无声诉说着：秦的统一不仅仅是领土的合并，更是一整套制度体系的建立 　　当目光落至展厅中央，历史的车轮仿佛发出了滚滚回响。那辆华丽的马车复原件，车身承袭秦制，装饰却沿用戎风，金银交映，尽显“包容”二字的磅礴力量。正是这种熔铸四方的胸襟，才最终凝聚成一股足以平定天下的磅礴伟力，驶向“大一统”的终极命运。 　　秦，从边陲部族，到立国奋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开创国家新纪元。那些沉默的卜甲、斑斓的俑头、甲胄残痕、华丽的车马与方正的青铜器、金饰华光。正是它们，共同铺就了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因考古实证而更加完整、清晰且立体。 离开展厅，秦风余韵悠长。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是与文明初心的对话，更是对民族根脉的溯源。秦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也非一日之功。支撑这一切的，是务实、包容、坚韧、创新的精神品格。它告诉我们：文明因包容而博大，民族因统一而强盛。这份沉淀千年的智慧与气魄，终将激励我们，续写华夏文明的崭新篇章。 2026.7.3摄于上海博物馆东馆：《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