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育红小学

日月天地南北西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博爱县城里主要有两所小学：城西的育红小学，城东的卫东小学。我读的是育红小学，学生大多是二街、三街和西关的孩子，街坊邻里，彼此熟稔。

　　育红小学坐落在博爱县城"小十字"往西约五十米、路北的一个大院子里，东面紧挨着县法院——县城东边还有个十字路口叫"大十字"，以此区分。如今想来，这"大""小"二字，倒像是给那个年代留下的注脚。

　　

走进校门，左右各有一排平房做教室。正中间是一座大殿，青砖灰瓦，飞檐翘角，兼作会议室和展厅。大殿西面是一间大教室，那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大殿东面有条走廊通向后院，出去便是操场——说是操场，其实不过一片夯实的土场，跑起来能扬起半人高的黄土。再往后是个四合院：南面是座两层小楼，东西两侧各有一排房，北面是全校最大的一间房子，也是学校最北端。大房东面还开着一扇后门，门轴锈得厉害，推开时吱呀作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与这个四合院并肩的东面还有一个院子，北面和西面的房子都作教室用，东面则是围墙，墙根下长满了狗尾巴草。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哪家孩子没穿过带补丁的衣裤？膝盖上的补丁磨得发亮，屁股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像一块块地图。可每年过年，不论好坏，母亲总会扯几尺布，连夜赶制一身新衣裳。初一早上穿出去，能骄傲整整一年。

那时候上学无忧无虑，没有半点压力。男孩书包里除了课本，便是几颗玻璃球、半块旧橡皮；女孩书包里多了跳绳、沙包。日子虽清贫朴素，孩子们却天真纯粹，就算笑着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也依旧自在烂漫，毫不羞涩。

　　大多数家里没有钟表，孩子们都是看着太阳的影子去上学。日头爬到东屋脊了，该走了；日头过了院里的枣树了，要晚了。

冬天到校早了，外面冷得像冰窖，就挤在教室墙角取暖，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像一窝冻僵的小麻雀。教室里靠煤火取暖，一个砖块垒起的炉子蹲在墙角，烟囱从窗户伸出去。有时前一天晚上煤火灭了，第二天早上值日生只得烧柴火重新引燃，弄得满教室烟雾缭绕，呛得人直流泪，眼泪鼻涕糊一脸，反倒笑起来。

有一次到校太早，教室门锁的钥匙断了，半截断在锁眼里，我们七八个孩子缩在走廊里，跺着脚、哈着手，在寒风里冻得够呛，却谁也不肯回去——回去了，就迟到了。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小孩子还拉帮结派，并不团结，二街的孩子是一伙，三街的孩子又是一伙，西关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课间在操场上，两伙人各占一半场地，互相指责攻讦，"你们三街的偷我们二街的粉笔！""你们二街的占我们的乒乓球台！"吵得面红耳赤，可第二天又凑在一起弹玻璃球了。孩子的仇，来得快，去得也快。

　　学校要求下午到校午睡，每天有班干部检查。说来有趣，好多孩子都在装睡——趴在桌上，眼睛闭着，耳朵竖着，听见检查的脚步声近了，便发出均匀的鼾声；脚步声远了，立刻抬起头，挤眉弄眼。毕竟还是孩子心性，哪能真睡得着？窗外蝉鸣正噪，树影婆娑，那是夏天最漫长的时光。

　　有一年清明节，全校去十里外的柏山扫墓。排着队走，红旗在前，队伍在后。那天风太大，举花圈都困难，纸花被吹得七零八落，举步维艰。我们唱的歌是："杨柳青，红花开，阳光照大路，红小兵战士扫墓来……"嗓子喊哑了，腿走酸了，可谁也不叫苦。

　　那时县城放假要配合农时，麦子黄了放麦假，玉米熟了放秋假。孩子们跟着大人下地，割麦、掰玉米，手上磨出茧子，脸上晒得黝黑。不像现在，只有寒暑假，关在空调房里，不知稼穑之艰。

　　今年七月份的小学同学聚会，筹划了好长时间，约定十天后在博爱县城聚会。看着报名册上的名字，熟悉的面孔一一浮现出来：郝长青、何国平、李有富、赵爱军、狄会燕、谢登霞、刘小英、马建林……七十多个名字，记忆中我能认出一半，不知见了面还能否当面认出——毕竟时隔五十多年了啊。

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位老师，认真严格的尚秀花老师、幽默风趣的李德义老师……不知如今可好？

　　育红小学在形式上早已不存在了。那个大院子，那座大殿，那扇吱呀作响的后门，那面爬满狗尾巴草的围墙，都随着升级改造，湮没在推土机的轰鸣里。偶尔路过，原地已是一片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我再找不到半点旧日的痕迹。

可有些东西是推不掉的。那些挤在墙角取暖的早晨，那些装睡时偷瞄的眼睛，那些走十里山路唱哑的嗓子，那些报名册上发黄的名字——它们藏在记忆的褶皱里，轻轻一碰，便簌簌地落满一身。

　　见了面，就都又认得了；见了面，就都知道了……期待这难得的、阔别半个世纪后的重逢。

肖勇

2026年7月6日于河南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