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兄弟一一粟昌儒

＠湖南＠阿峰

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擦肩而过，能留在生命里的就那么几个，能走到心底成为兄弟的，更是凤毛麟角。粟昌儒，就是我刻在脑海深处，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好兄弟。

我俩相识在1985年。那时候他老家八毫村小没有五年级，只好转来我们牙屯堡乡中心校读书，恰好就分到了我在的班。第一眼见他，我就觉得他和别的侗族同学不一样：文文静静的，个头高挑，却瘦得像根刚抽条的竹竿，脸上白得没一丝血色，说话轻声细语，嘴角总带着点浅浅的笑意。我天生爱热闹，见他一个人斯斯文文的，就主动凑过去搭话，他也愿意跟着我玩。那时候我不光是班里的尖子生，还是出了名的“小霸王”，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他安安稳稳过了好一段日子。

真正让我们变成掏心窝子的兄弟，是那场突发的“事故”。五年级夏天的一个上午，刚做完课间操，大家三三两两往教室走，粟昌儒突然身子一歪，直挺挺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脸白得像一张纸，一动不动。当时周围一下子就炸了，胆小的女同学吓得尖叫，男同学们也不敢靠近，都慌慌张张躲开了。我那时候当班干部，胆子比别人大些，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蹲下来一探鼻息，还有气，心里一下子稳了点。赶紧把他翻过来让胸口朝上，保证呼吸顺畅，又攥着大拇指使劲掐他人中。一下、两下、三下……不知道掐了多久，他眼皮终于动了动，缓缓睁开了眼睛，可整个人还是虚得像一团棉花，撑不起力气。

我没多想，蹲下来把他往背上一抡，一口气从操场背回了三楼的教室。他看着瘦，真背起来才知道沉，我咬着牙一级一级往上爬，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滚，后背的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把他安顿好，我才急急忙忙跑去喊班主任。后来老师带他去卫生室吃了药，才知道是长期营养不良，又赶上那天太阳太毒，才晕了过去。从那之后，他就真把我当亲哥了，开口闭口都是“大哥”，总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

他性子好客，总拉我去食堂吃饭，或是邀我去他们宿舍住。我向来大大咧咧，从来不会推辞。那时候他们伙食简单，都是从老家带的盐菜、干豆角，拌进米饭里就开吃，我俩边吃边聊，也觉得香得不行。看着他清瘦的样子，我心里冒出来个念头：得给他改善改善伙食。那阵子我爸刚从供销社辞职，在乡里做屠夫，我们家隔三差五就能吃上肉，这在当年可是顶奢侈的事儿。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特意找了个干净的玻璃罐头瓶，每次炒菜都多炒一份肉，让我带去学校给昌儒。有时候还会塞给我几毛钱，叫我在食堂打份好菜，我俩分着吃。海带炖排骨、红烧冬瓜、酸蕨菜炒肉，这些现在看着稀松平常的菜，在当年就是我们能吃到的“山珍海味”。我俩挤在食堂角落，一人分半碗菜，低着头扒完饭，抬头相视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说。粟昌儒家境不好，为了供他读书，家里把牛和木材都卖了。他也争气，拼命读书，后来硬是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北京扎了根，成了家，还开了两家公司。发达了之后他也没忘本，特别热心公益，只要是家乡的事儿，他都想方设法出力。他当北京通道籍老乡会的秘书长，给在京的同乡搭起了家，带着大家传侗文化，帮年轻人找工作、解决生活难题，成了我们整个镇子的骄傲。

他从来都是个念旧情、知恩图报的人。我记得他工作后有一年回乡探亲，当时的曾副县长设宴接他，当年昌儒在北京也招待过曾副县长，他特意点名要我一起去。那顿饭安排在县城最好的馆子，满桌的大鱼大肉，盘子都摞起来了，丰盛得我们三个人根本吃不完。酒席开场，曾副县长致完欢迎词，刚放下酒杯，昌儒就站起来了，端着酒杯对着曾副县长说：“对不住了县长，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我大哥。”我连忙摆手推辞，叫他先敬领导，他却转过头看着我，眼眶都红了，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知道规矩，但是看着这满桌的肉，我就忘不了当年大哥给我用罐头瓶装肉带学校的日子。”桌上静了一瞬，接着曾副县长就笑了，端着酒杯说，你们这份兄弟情比我这个领导重，该敬，我陪你们一杯。那天酒入喉咙是辣的，可我的心，烫得像是要烧起来。其实他不知道，曾副县长是我舅哥的小舅子，我们本来就认识，他还帮过我不少忙，本来也是我该感谢的人。

如今昌儒在北京安了家，日子过得红火踏实。我们隔着小两千公里，却从来没断了联系。逢年过节打个长电话，平时没事就在微信聊两句家常，他偶尔回故乡，我们总得约着坐下来喝一顿。酒桌上他还是一口一个“大哥”喊我，我也还是把他当亲弟弟疼。人这一辈子，能有这么一个兄弟，真的值了。那些年就着盐菜干豆角下饭的日子，罐头瓶里飘出来的肉香，还有当年他趴在我背上微弱的呼吸，都成了拴着我们俩一辈子的纽带。远隔千里，心贴在一起，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