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2026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一叶轻舟10524536

云南青铜文明历史悠久，早在约3800年前，剑川海门口遗址已出现了青铜器，至战国时期进入发展高峰。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劳”““劳浸”等大小不一的族群，即《史记》记载的“西南夷”，其中又以“滇”最为强大。 西南夷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多有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部分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礼乐制度和较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各族群如同繁星一般散落在云南大地，互相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与内地及周边地区频繁互动，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 “西南夷”是《史记》等史籍所称，分布在巴蜀以西（西夷）、以南（南夷）的族群，以云南为主体，包括滇、川、藏、黔、贵五省区相邻、交汇的广袤地区空间。族群多样、文化多元是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基本特征，而族群间的交往与融合同样是西南夷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象牙型铜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殿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器物整体形似象牙，内部中空，椭圆形銎，銎端饰四组弦纹。这类器物在云南地区属首次考古发现。 金双耳罐形串珠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承载了特殊的情感内涵。这组金双耳罐形串珠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意，被赋予了贵重、神圣的意味。 铜剑及蛇纹铜剑鞘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板状，为鞘的正面或正面装饰，出土时与铜剑粘叠在一起。整体较扁宽，上部两侧出翼。鞘面镂空，正面饰云雷纹、蛇纹及圆泡饰等，背面较平，两侧和出翼位置有成列的半环形钮。 五牛一鼓铜储贝器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储贝器为束腰圆桶形，下承三足。器盖中央柱一鼓，鼓上铸雕一立牛。周围四牛皆做低头垂尾走动状。器身饰双旋纹及双旋角形纹。出土时器物中储藏有海贝。 动物形铜杆头饰一组战国—西汉（公元前475年～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动物形铜杆头饰是流行于“昆明”的典型器物。由动物形装饰和圆柱形銎管组成，銎部中空，可纳柄，动物立于銎管顶部，形象多为鸡、鸟等？竿头饰出土量大，仅红土坡14号墓就出土了194件。可能是作为礼仪用具使用，用于节庆、祭祀等场合。 双人首牛头形铜饰件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祥云县文物管理所藏该件器物造型独特，下部为牛头，上部为双人首立于牛头之上。牛的形象简化处理，额间饰心形图案。双人首大致相似，有高髻（或冠），五官粗犷。髻冠部分有圆孔，表明器物或为挂饰配件。 手持铁剑铜武士像西汉（公元前～206年～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祥云县文物管理所藏该器物残断不完整。人物通体着服饰，头部佩戴物的中间有凸起。似为头盔。身上的衣饰宽大，与一般的铠甲不同。左手残断，右手持物，推测为剑。人物深目高鼻，双耳外露，有穿孔，底部有卡口，说明该人物是某件大型器物的构件。 滇西地区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坝区星罗棋布，资源丰富，为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史籍记载昆明人“随畜迁徙”，但从考古发现看，生活在坝区的族群可能从游牧逐步转化为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出土的牛、马、犬、猪等与定居生活相关的青铜器较多，所用农具和生活用具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中，来自滇、巴、蜀等不同地区的生活风尚逐渐浸润昆明人的日常生活。 铜骑士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大理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件骑马人物是青铜时代滇西地区所见为数不多的出行题材文物。器物造型简朴，未见有复杂的马具、马饰等，表明骑行技术尚处于较原原始的状态。文献记载，昆明人“随畜迁徒”，骑马可能是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式。云南多山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季风气候，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铜铃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滇西地区发现的铜铃特征明显，铃口部分叉如鱼尾。剑川鳌凤山、祥云检村、弥渡合家山和弥渡苴力等地所出同类器物均相似，说明该类器物为地区典型器物。有的铜铃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头端附近，可能与身体的装饰有关。 昆明人势力强大，经常与周边族群发生战争，曾杀汉使、阻挡其通身毒国（yuan du，今印度地区），汉武帝为征讨“昆明”，在长安开凿“昆明池”以操练水军。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昆明人的主要争霸对象是滇人。滇人青铜器上也多有二者争战的场面。 双叶刃铜钺战国—西汉（公元前475～8年）云南大理永平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双叶刃，刃呈半圆形。边刃锋利，半圆形刃后端为扁圆形支銎，支銎分叉于主銎两侧。主銎为扁圆柱体，銎稍长，銎口平直，断面为椭圆形。近銎处两侧饰有一道弦纹，弦纹上端饰有三角形纹，三角形纹中央留有钉孔。该器物造型独特，可能为礼仪用具。 铜钺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圆弧形刃，钺身饰圆点纹，阑侧一穿，内作扁平长方形。 山字格铜柄铁刃剑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大理采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剑蜡铁质，上端残断，断面为菱形，中起脊。两锷锋利。山字格饰十字方格纹，方格内饰Ⅹ形纹，两侧分布5对齿状凸钮。短茎。实心扁圆形。上饰圆点，剑首呈橄榄形。山字格铜剑以其剑格呈“山”字形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最早出现于北方草原。在青藏高原东麓沿线至滇中地区也有发现，时代以川西早、云南晚，后期出现铜柄铁剑。此类器物反映了西北草原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的传播以及与当地文化的交流融合。 横断山民“徒（si）、筰（zuo）”主要活跃在滇西北。他们可能是西北游牧地区迁徙而来的氐、羌后裔，支系较多，主要生活在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森林草甸、山间溪畔。以狩猎和畜牧为生，流动性强。宁蒗大兴和干坝子等墓地可能与“徙、筰”密切相关。 “徏、筰”有佩戴装饰品的习惯。在滇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头饰、手镯、带柄铜镜、各种材质的珠饰珠串等饰品比较常见，有些饰品出土时就位于墓主人生前佩戴的位置。 玛瑙串珠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金手镯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双耳陶罐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迪庆纳古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双耳罐主要为吊煮容器，便于携带，适合山地生活使用。双耳罐应是氐羌沿青藏高原东麓迁徙过程中与云南土著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事件在考古遗存中反应。史籍中亦有战国时期氐羌因畏秦人之威而南迁的记载可与之相互印证。 “徒、筰”适应山地生活，生活器具多为便携的双耳陶罐、陶杯等。西南边区的商周至西汉时期大石墓、石棺墓中出土有数量众多、样式丰富的平底双耳陶罐，有的素面，有的饰纹样，有的用同泡作同心圆纹镶嵌装饰。 铜腹甲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此件腹甲制作精良，是铠甲的核心部件，甲外缘的孔洞应是用来与其他部件组装。 铜指护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指护为哀牢特色饰品，为云南考古的首次发现。器物成组，长短不一。每只整体似船型，两端尖锐，中间有一环钮，断面为圆形。器物应是戴在手上保护手指之用。装饰功能多于实用功能，兼具身份象征的作用，或归部族上层人士使用。 铜臂钏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臂钏是一种套在上臂的环形装饰，主要用于展现上臂的线条美。器壁薄，中段稍小，两端稍大，表面饰多组凸弦纹和四组小圆圈点纹。 触龙而生“哀牢”是滇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族群之一，传说其女性先祖在哀牢山下捕鱼时触龙而孕。他们支系众多，散居于山地河谷之间，以渔猎、采集、畜牧、农耕为生，纺织业发达；他们有自身的风俗，同时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哀牢”与周边的昆明族群时常发生战争。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哀牢设置巂唐、不韦二县，管理哀牢诸部。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永昌郡。 琥珀珠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珠呈管状，红褐色，制作精美，与史书关于哀牢盛产“虎魄”的记载相符。据研究，琥珀核心矿区位于缅甸克钦邦德乃琥珀山，哀牢地区出现的琥珀可能产于此处。 双涡纹铜节扣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殿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器物为扣饰，长方形。正面饰八组涡纹，似两个蝴蝶形，背面有两个环钮。研究认为至迟于3000～4000年前，涡纹饰件广布于希腊、高加索地区及伏尔加河下游等地，后出逐渐向东传播，见于南俄—乌克兰草原、蒙古、中国北方、云南等地。 铜盒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保山卡巴洼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铜盒整体呈长方形，扁体束腰，上下扣合，由盖、身扣合而成，各带一个组扣，内部中空。盖呈马鞍形，器身截面呈梯形，多饰有纹样。铜盒制作精美，内部体积较大，可能是贵重而特殊的容器。 山字形双钩连旋纹铜案战国—汉（公元前475年～220年）云南腾冲张家寨出土腾冲市文物管理所藏案由案面、支架组成；案面两端宽，中间窄且微凹，四角稍上翘，呈弧形；案面下前后两侧连接对称山字形支架，支架间有两横挡固定；案面饰12组对称涡纹和云雷纹，四角饰羽纹。边缘饰锯齿纹；支架饰菱形纹及云雷纹。案是古代人盛放食物的盛具。通常用于祭祀和宴飨场合。该铜案是哀牢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折銎立鸟铜弯刀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曲尺状折銎，銎口椭圆形，刃部卷曲。刃背装饰四鸟。此件弯刀应不是实用器，带有明显的礼仪属性。 铜柄铜钺战国—西汉（公元前475～8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该器物为杖式，由杖头和杖身组成，通体为青铜铸造。杖身为长实柄，末端较尖，断面呈椭圆形。杖头为靴形铜钺，刃上饰几何纹饰。该器物可能为权杖，属礼仪用器。 与“滇”同姓“劳浸、靡莫”主要生活在云南东部的曲靖地区，为定居的农耕族群。“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结成区域联盟，相互扶持。其重要遗存有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出土器物与滇人器物有较多共同之处，充分显示出二者的密切关系。 铜泡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铜泡一般用在衣服、马具或防护器等物品上，先秦时期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有非常广泛的分布。这几件铜泡饰为圆弧形顶，主纹由四个涡纹构成，有双尖角，整体形态为昆虫的变体，背后有“一”字扣，有的扣部还有串缀的细绳，可能属于服饰类铜泡。 双牛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人（兽）面纹扣饰是曲靖地区最富有特色的装饰品，它们可能用于一些重要或特殊的场合。曲靖地区出土的扣饰多为圆形，纹饰细密而复杂，扣面中部多施人、虎、猴、狐。等面部纹饰。铜类扣饰在昆明呈贡天子庙也有发现，是“劳浸、靡莫”关系密切的重要见证。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复制品）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家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此贮贝器由两铜鼓上下重叠而成，有底有盖。两铜鼓器身纹饰相同：胴部饰六组羽人、船纹；腰部饰牛、羽人舞纹。器盖上铸有立体的战争场面：同塑人物22人，一方为椎髻的滇国将士，有骑兵、亦有步兵，装备精良，作战勇猛；另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多为步兵，装备不及滇国，有的已被砍去头颅，有的被击打在地上做挣扎状，有的跪地求饶，有的双手被缚成了俘虏……双方激战的瞬间被永久定格。 勇武之力滇国实力雄厚且具备尚武精神，习猎与战争在其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不仅源自生存的需要，也出于防御的目的。滇人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分布在滇西一带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昆明人。因其不断向东扩张，滇国被破改变以往“小国寡民”的组织形式，与周围的劳浸、靡莫等族建立军事联盟，同姓相扶，共御外敌。从出土文物来看，滇人武备精良，种类齐全，且造型极富创造力，不仅是实用的兵器，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在祭祀仪式中，还会作为威严的礼器出现。 八人猎虎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扣饰整体呈长方形，排列八人皆着对襟短衣裤，侧垂一束高髻。其中五人持矛，一人敲鼓，他们肩扛一只猎获的老虎，两只猎犬穿行于腿间；队伍前方有二人，一人怀抱公鸡，一人手捧酒器。似迎接猎虎勇士归来。 骑士猎鹿铜扣装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扣饰表现的是骑士御马逐鹿的精彩场面。骑士头部裹帕，其上为两片状饰物，臂戴宽边玉镯，左手控缰，右侧持矛做刺猎状；马身侧前方的奔鹿仰首张口，其下两蛇交绕如绳，一蛇咬住马尾，另一蛇咬住鹿前足。整件器物构图巧妙，神态飞扬。 鎏金掳掠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反映了两名滇国武士与昆明人作战后，满载战利品凯旋的场景：一滇人左手提人头，右手牵绳，其后拴一背小孩的妇女及一牛二羊；另一个武士肩扛靴形钺，左手提人头，足下是一具被砍去头颅的“昆明人”尸体。从扣饰表现的内容来看，滇国士兵头盔、颈甲、胸甲、背甲、臂甲等都已较为齐备。 蛇形铜叉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铜叉呈蛇头形，叉体犹如蛇口吐信。椭圆筒状銎饰鳞纹。叉是用于直刺的武器，因其前锋分叉呈双尖状而杀伤力更大。此叉出自大型墓葬，表面镀锡，应属专用仪仗器。滇国的仿生式兵器融合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实用性，将动物形象与战斗功能巧妙结合。这些兵器展现了滇国工匠的非凡创意，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更在实用层面上达到了完美平衡。 吊人铜矛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铜矛刃部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后锋为锐角，圆形銎孔，刃部近柄处两侧各吊一个头梳椎髻、双手背缚的裸体男子，似为受刑之人。此矛器形奇特，具有浓的地区文化风格。作为仪仗器，吊人铜矛象征着军事权威与生杀大权，用于祭祀或阅兵等隆重场合。 压花牛首纹金剑鞘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剑鞘由三段组成，每段均有压印图案及纹饰。上段由凸起的牛首和麦穗等纹饰构成；中段由三小节组成，每节皆饰凸起折线纹；下段饰凸起的圆圈纹、连续回旋纹及麦穗纹。剑鞘质地为黄金，纯度较高。同一墓葬中共出土三件同类器，均为铜柄铁剑剑鞘。云南的金器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或与汉武帝开滇后，中原文化大量传入有密切关系。 立犬铜狼牙棒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该器物呈八棱柱形，圆銎，下端稍细，其上规则铸有锥刺，顶端雕铸立犬，尾上卷。做警视状，表面镀锡。该器物出自大型男性墓葬，与无狼牙刺棒、镂空锤共出，属专用仪仗器，或由刑具演化而来。狼牙棒是滇国特有的一种青铜兵器，器形及结构奇特，既在木棒上端装圆形或八棱形铜棒头，棒上有排列整齐的锥刺，似锐利的牙齿，故名“狼牙棒”。棒身锥刺主要是为了增加打击时的杀伤力。 二兽铜啄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官渡洋甫头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这是一件细刺铜啄，銎上饰弦纹、波浪纹、齿纹、太阳纹、回纹等，銎背铸有豹和野猪。铜啄为滇人特有的兵器，形如鸟喙，可钩斫目标，因此而得名。 铜铸古滇战国时期，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适时崛起，成为云南地区众多西南夷族群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史称“滇国”。长久以来，人们只能在史籍中寻找到关于这个古国的只言片语，其神秘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被漫长的岁月所淹没。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官渡洋甫头墓地在内的数十处滇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这段辉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文明才得以呈现，震撼世人！在这段曾经遗失的文明中，滇人以无限写实的手法和精湛的冶铸技术在青铜器上纵情挥洒，将他们的生活与艺术、信仰与征伐一一书写，仿佛一部青铜史书，讲述着云南青铜时代的文明之光。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贮贝器的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三支扁足。器身饰有卷云纹和菱形纹等纹饰。器盖上立雕10人，皆为女性。中央鼓上跪坐一贵族妇女，通体鎏金，身边放有壶、豆、盘等器皿；旁边三侍女分别做捧送食盒、持伞、跪坐听差状；周围二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做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 房屋模型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整体为干栏式建筑，二楼中间为单井井干式楼室。栏杆上顺序排列一头牛、一牛前腿、一牛肋和一牛后腿。共铸有人物17人。整件器物展示的是滇人祭祀活动的场景，出土于石寨山6号墓，活动内容或与滇王有关。滇人多居住于“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及东南亚地区，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发现，至西汉，建筑技术日臻完善。“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以楼梯连接，人居其上，畜处其下，中间以木板和横梁等相隔。“干栏式”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木桩上搭建架空于地面的二层以及以上的房屋，使建筑具有通风防潮、防虫蛇等优势。建筑墙体则常采用“井干式”做法，以木料层层交叉叠砌。围合而成。 房屋模型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扣饰整体为干栏式房屋样式，屋顶为“长脊短檐”样式，上覆交叉长条形椽板，椽头伸出屋脊部分雕铸为下部圆鼓、尖端菱形状，两侧各有一交叉牛角形檐板。屋面与屋脊分别饰有六边形蜂窝状瓦纹和交叉斜线纹。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墙壁正中开一方窗，窗中可见一梳银锭髻的妇人。 持伞男铜俑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铜俑跪坐于铜鼓之上，双手交握于胸前作持伞状。头梳椎髻，耳佩耳玦（已残），颈戴三道珠串；内着左衽圆领衣，袖长及肘，肩披舌纹披风，外束腰带；腹心佩圆形扣饰，右肩斜挎剑于腰左侧，前臂佩臂甲；跣足。滇人男子的发饰多为“椎髻”——束发于顶，打结成髻；女子则发式多样，有银锭髻、马鞍髻等。滇人男女衣着样式大体相同，上衣为圆领长衫，衣长及膝、袖短及肘，内搭圆领短衣，下肢着短裤或短裙。男子上衣多束带，肩披披风。铜俑出土时均置于铜鼓或贮贝器上，位于棺木两端，仅有供养和引导神灵之意。持伞俑是滇国特有的随葬明器，仅见于高等级墓葬。 持伞女铜俑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女俑并膝跪坐，两手于身前交握坐持伞状。外着对襟宽袖长衫，袖侧饰多条锯齿纹、菱形纹等组合图案；头梳银锭髻垂于颈后，耳佩成组耳环，腕戴多道镯，跣足。滇人服饰最常见的材质为麻制品，洁白清凉、透气吸汗。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滇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学会了种麻和制作麻制品。除此之外，毛、皮也是滇人重要的服装原材料。 “工”字形铜器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器物整体呈“工”字形，由实心圆柱体与两横置圆柱棒铸为一体。这类器物可能是一种络纱工具，即将纺成的线缠绕其上，以便上经线。滇人纺织多用“腰机”，又称“踞织机”。织布时织工席地而坐，将卷布轴固定于腰间，脚蹬经轴，用腰腹和腿的力量绷直织物。而后用分经棍将经纱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滇人所织布匹宽度与织工的腰宽接近，为30～40厘米；长度近于织工腿长的两倍，约140～180厘米之间。 卧虎铜针筒战国（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器物通体呈圆筒状，子母口，盖上铸有一卧虎。器身装饰折线纹、回旋纹。出土时筒内装有数枚无针鼻铜针和线，或与滇人纺织、缝纫有关的器具。也有学者认为是滇国巫医的用具。 镂孔锄形铜器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器物整体呈长方形半圆筒状，弧形肩，方形口短銎，器身上段由密集小孔排列成菱形纹，表面镀锡。此类器物与其他农具共置于大型墓葬棺下，其用途有礼仪器、水田农具等观点，也有学者称其为“捞螺器”，认为这是专用于河沟内打捞螺蛳、蚌类的工具。 “滇王之印”金印（复制品）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印为金质，蛇钮，蛇背上饰鳞片纹。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成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1956年，“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出土，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汉武帝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历史记载，更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滇国”确实存在过。 四舞俑铜鼓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铜鼓的精美之处在于鼓面边缘插饰有四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他们向外而立，舞姿、服装各异——其中二人头梳尖形发髻，腰别短剑，双手横伸上举做舞蹈状；令两人头戴高筒尖顶帽，右手持铃，左手持棒，做伴奏状。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饰铜镯。前腹戴圆形扣饰，滇人形象跃然眼前。 锥形玛瑙扣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省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组玛瑙扣底部为圆形，正面中央有凸起；背面有打琢痕迹。斜钻相互连通的双孔，用于穿系。这种玛瑙扣多缝缀于滇人的衣服、剑带上，或镶嵌于铜扣饰上用作装饰。广袤富饶的滇池盆地是滇国先民世代生息的美好家园，这里水域开阔，土地平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是得天独厚的宜居之所，史家称之“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滇人在此滨水而居，聚落成邑，他们建屋搭阁、耕织渔猎，细琢生活，也求真尚美，在数百年的繁衍传承中，不仅为生存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石，更在此之上绽放出耀眼的审美光华。 金钏玉镯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组器物由六件金钏与一件玉镯组成。金钏以金片打制而成，出土时成组佩戴于墓主手臂，当为装饰手臂的金臂钏。滇国时期的金钏全部出土于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大墓中。 镶石圆形牛边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呈圆形浅凹状，正中央镶嵌一红色玛瑙扣，其外为圆形孔雀石片组成的图案平铺围绕，扣饰边缘由12头首尾连接的浮雕状牛环绕一周。 圆形铜扣饰及金腰带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组器物由扣饰和腰带组成。圆形扣饰正面内凹如浅盘，中央嵌乳凸形红玛瑙饰，其外镶嵌细密的孔雀石片及玉环，部分石饰已脱落。腰带以黄金锻打而成，周边凿有小孔一周，用以缝缀于皮革腰带上使用；两端分别凿有方形孔，可固定扣饰和调节腰带长短。 有领玉镯西汉（公元前208～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玉镯是滇文化墓葬出土的有领玉镯中最大的一件。玉镯整体呈玉璧形，主色为鸡骨白，杂以淡褐、灰白绿等形成的天然花纹。 玉耳玦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这组耳玦共16件，分两组按大小次序排列。软玉质，表面共洁平滑。滇人喜佩戴圆耳饰，且会成组佩戴于耳，下垂至肩。这与史籍中关于云南有“儋耳蛮”记载相吻合。 三骑士铜鼓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该铜鼓鼓面正中为十二角芒太阳纹，鼓腰部由斜线纵分8格，鼓胴、鼓腰部有四对绳纹耳。鼓面边缘雕铸三骑士及一牛。骑士头戴盔，耳佩环，身披披风。着对襟长衫，腰束带，佩长剑，双手控缰做前形状；马昂头翘尾，头部似装饰罩面帘、璎珞。根据目前研究，这件铜鼓鼓面上三个骑马武士的形象，可能为滇人崇拜的战神或保护神。 牛虎铜案（复制品）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该器物由一虎二牛组成，案体为一头巨角隆脊的“峰牛”，牛腿为案足，前后蹄间以横梁相连；椭圆形的牛背作为案面，四周有凸起的口沿，使案面呈盘状；大牛尾部攀爬一虎，虎口紧咬牛尾，虎爪紧抓牛胯，做后仰状；大牛腹下立一小牛于腿间横梁上，与大牛呈十字交叉状；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则以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 石寨山型牛纹铜鼓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元江县出土玉溪市博物馆藏石寨山型铜鼓鼓面晕圈内往往饰以飞翔的鹭丝，称“翔鹭纹”？装饰在鼓面上的翔鹭写实性很强，它们长着长而尖的喙。头上饰羽冠，圆眼，尾羽呈扇形。它们一般按照逆时针方向围绕鼓面中央的太阳纹飞翔，首尾相连，构成花环图案。我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或许，这也是翔鹭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上最重要的主题纹饰的原因。 万家坝型铜鼓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腾冲古永中营盘出土云南腾冲市文物管理所藏此铜鼓鼓面有网形纹饰，鼓面大于鼓身，腰部收缩，圈足外侈，呈喇叭形，两边各有双耳，为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万家坝型铜鼓。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中两舞者的服饰相同，头后梳有条形小髻，高鼻、深目。着紧身裤，其上有圆形花纹；舞者腰间束带，身侧配剑。剑带悬于右肩，双手持圆盘，口微张，腿部弯曲，做边歌边舞状；两舞者脚下有一蛇，口咬前人右足，尾绕后人左足。整件器物造型生动有趣，动感十足。从二舞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来看，或为居住在滇国的塞人。塞人原是居住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有一部分塞人逐渐迁徙到滇池区域，成为滇人的邻居或滇王属下的少数民族。 蛇纲网状铜器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该器物整体呈圆形网兜状，器身遍布方形镂孔，一侧为直立的圆口形銎，銎尾端下延至网兜底部并从另一侧伸出，伸出的另一端为昂首鼓目、曲颈露齿的蛇头，与銎口相对。器物的用途尚不明确，一般与长兵器和仪仗器共出于大型男性墓葬，或为贵族晚间出行时的照明仪仗器。 疗牛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扣饰中的牛体型消瘦、骨骼外现，疑似病牛。牛前侧立之人头戴遮耳小帽，身着对襟长衫，胸前挂一罐，跣足，一手牵牛绳，一手似持药物喂牛；其下有一蛇，口咬牛尾，蛇尾缠绕喂牛人双腿。这件铜扣饰所表现的或为医治病牛的场面。 猛虎袭牛铜枕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器物整体似马鞍状，枕身两端上翘，各雕铸一立牛，枕侧浮雕三组虎噬牛图像。李家山墓地曾出土过六件于此形制相同的铜枕，多放置于墓主头部，或为滇国特有的随葬用枕具。 镀锡铜牛头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器物为牛头形铜饰，两目圆睁，口微张，两牛角向后上方弯曲，双耳平伸，头后部有圆孔，用以将其挂在某件器物上做装饰之用。牛的形象在滇文化中往往象征财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房屋上悬挂牛头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剽牛祭祀铜扣饰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表现了剽牛祭祀前众人合力制服一头牛的场面。左侧为祭祀专用的圆柱，旁边是一头巨牛，人们正在合力制服它——有人按住牛背，有人挽住牛尾，有人拴牛系柱，还有一人的腿部被牛角戳穿悬于半空，另一人被牛踩倒在地，场面激烈，惊心动魄。这种半浮雕人物和动物形象的扣饰，可能为一种巫具，在祭祀活动中具有神秘作用。 梯形铜锄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铜锄大体呈梯形，前端较宽，锄身两侧呈阶梯状向上内收。銎部饰刻线和小乳钉组成的雷纹，近口处有弦纹三道，表面镀锡。该铜锄出自大型墓葬，应属礼仪器，可能是在播种、“籍田”等祭祀仪式中使用。 滇国出土的青铜农具包括锄、锸、爪镰等，数量众多，工艺精美，它们被王侯墓葬所埋藏，是礼器与实用器的结合，见证了滇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中原地区很少将青铜用于农具制造的情况不同，滇国的农业文明中，人们普遍使用青铜农具从事生产。 二牛交媾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扣饰上二牛做交合状。公牛体型较大，两后腿站立，两前腿紧伏于母牛背上，头依其腰部，双目圆睁，嘴微张，尾夹于两后股间，腹部前倾；母牛体积较小，头前倾。二牛下方饰有一蛇口咬公牛尾部，尾绕母牛前足。滇人十分重视牛的繁衍与生长，这件扣饰是其生殖崇拜的体现。 立牛曲管铜葫芦笙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该器物形似葫芦，下端呈球形，正面开5孔，背面开1孔。孔内原插有竹管，出土时已朽坏；上端弯曲，一侧开一圆孔，颈顶端雕铸一立牛。通过另出土的吹笙乐舞俑可知，这是滇人使用的一种吹奏乐器——曲管葫芦笙。葫芦笙现在云南彝、佤、怒、拉祜、傣、纳西、德昂等少数民族中仍有使用。 三狼噬羊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扣饰为一只狼趴在羊尾部撕咬，两只狼在羊腹下，一只抱住前腿咬，咬腹部，一只咬后腿。器身下缘有两条蛇。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屈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烈的氛围。 铜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官渡洋甫头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铜镰形似鸟头，根据其漆木柲（已损坏）的长度（约180cm）推测，或为打草时使用的长镰。这样的长镰一般在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用来打草以被牲畜过冬之用。在滇池地区出现这样的打草长镰，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汲纳致美滇人开放包容、博采众长。以豁达的民族性格汲取多元文化的养分，铸就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貌。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他们与周邻的诸国文化通过贸易、迁徒、贡赋、赏赐、甚至战争的方式实现了交往交流和交融，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北方的草原文化、通过蜀身毒道传播的西亚及南亚文化、与之相邻的东南亚文化以及经由巴蜀、荆楚地区传播的中原文化等。富饶的滇池盆地不仅是土著民族生长的摇篮，也是各方文化融汇发展的沃壤。 旋纹金饰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这对金饰是用脚粗的金丝扭曲成双旋卷云纹制作而成的，其确切的用途尚不明确，或为衣饰，左右对称缝制在衣服两侧。类似样式的金饰常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器物中。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珠被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此处呈现的是器物的局部，原件以大量的金、玉、玛瑙、绿松石、玻璃制作成的各种管、珠、扣等形式的饰件，缝缀在一块白色帛布上，大致呈长方形，宛如用珠宝缝缀的“珠被”。由于帛布朽殁，出土时多以散乱。“珠被”是滇文化大型墓中常见的葬具，其作用和意义或与“金缕玉衣”相近。 肉红蚀花石髓珠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珠管两端大小不一，表面饰有两组共八道弦纹，条纹上用笔涂描的痕迹清晰可见。珠管中央穿孔较直，孔径均匀，这与玉器、玛瑙器等钻穿孔的工艺技术迥然不同。蚀花石髓珠表面蚀有多道白色弦状纹、平行线条带状纹，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化学腐蚀而成，称为“蚀花工艺”。此类工艺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南亚一带。滇文化中出现的蚀花珠可能是通过“蜀身毒道”传入。 嵌宝石龙虎纹金带扣汉（公元前206～220年）云南文山广南牡宜遗址出土广南县民族博物馆藏此带扣以裁剪成形的金片制成，前圆后方，呈马蹄状。带扣前端有条弧形穿孔用以系带。边缘若干小孔用以固定在带子上。表面以锤揲工艺成形的高浮雕龙纹为主体纹饰，龙纹左侧饰一虎纹。扣面本镶嵌有十颗宝石。发现时仅残留一颗绿松石珠。龙虎搭配的图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权与王权的关系，此物或为中央赐予地方诸侯象征身份的信物。 虎鹿牛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贮贝器器身为圆桶形，中部微束。器盖为圆盘形，顶端正中铸有一牛较大，周边一虎三鹿较小。腰部阴刻花纹三组：一组为六只孔雀衔蛇；一组为四人。其中有牵牛者、赶牛者及持斧者；另一组为鹿、牛及绳纹。器为平底，底部有三个跪坐人形足。 归融华夏西汉武帝时，为打通从巴蜀经云贵高原至岭南及印度等地的交通线，开始经略和统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兵抵临滇国，滇王举国降汉，武帝遂赐滇王金印，设立益州郡，云南大部被正式纳入汉朝大一统国家的行政版图。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探寻近二百年的“蜀身毒道”终得畅通，也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伴随着对西南夷地区行政管辖的确立，西南各民族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汉风南渐、夷汉交融，云南地区在族群结构、生产水平、物质生活、文化风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铜编钟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大理巍山母古鲁村窖藏出土巍山县南诏博物馆藏这两件编钟的样式、纹饰相同，大小略有差异。钟体呈扁圆筒状，两肩微收，中部稍鼓，唇口齐平，半圆环钮。钟体分布多个散音孔。钟正面饰双虎噬人纹，下端饰卷云纹；背面饰双鹤燕鸟纹，下端饰回纹。钟体两侧有合范线。 漆木耳杯、漆木盘、漆木勺、漆木几案汉（公元前206～220年）云南文山广南牡宜遗址出土广南县民族博物馆藏这套漆木酒具制作工艺精巧，色彩鲜艳，纹饰优美，因为当时较为尊贵的实用器。 铜镜东汉（25～220年）云南曲靖会泽水城汉墓出土会泽县文物管理所藏镜上铭文“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而□□愿塞而不泄。”隐喻使用者内敛忠贞的品德，反映了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以及人们对于忠诚情感的追求，对于家庭乃至国家的责任感。 负宝瓶羽人铜鸟东汉（25～220年）云南大理喜洲弘圭山东汉墓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此同鸟嘴中衔鱼，似大理洱海边渔家的鸬鹚鸟。鸟背负一双耳宝瓶，宝瓶后饰一跪姿羽人，羽人为猴面兔耳，双手臂膀上饰有向上曲立的条形羽翅，右手平伸扶在宝平耳上。羽人后饰两根飘带，飘带后有一凤鸟，呈立姿飞舞状。“鸟负罐”器物流行于西南夷地区汉式墓葬中，其造型特点是鸟背上有罐，或钱币、羽人形象，口中衔有鱼或丹，表达了神鸟送仙药的主题——即神鸟作为西王母的使者，为亡人送去丹药，助其服后成仙。 驼羽人宝瓶铜朱雀东汉（25～220年）云南昭通大关鱼堡崖墓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朱雀是古代四神之一。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了东西南北四方。朱雀在汉代被看作神鸟，是一种认为可以与天界交流沟通的媒介？在仙道思想占主导的时代。朱雀亦是灵魂去往仙界的引路者。 铜孔雀灯汉（25～220年）云南红河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此铜灯形似孔雀，通体錾刻羽纹。形态生动。孔雀头部有冠，口含一灯罩，灯罩上阴刻有两组飞马和神鸟纹；背部有一灯盏。灯盏口沿阴刻三角纹，灯盏边缘有烟贠痕迹；两爪爪尖弯曲做抓地状；尾部着地与两爪共同起到平衡作用；颈部与腹部榫卯相接，内腹中空，可盛水。使用时，烟气由灯罩通过颈部进入腹部水中溶解，起到环保作用。 “建初元年堂狼造”铜洗公元76年云南昭通昭阳白泥井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此铜洗为侈口，内敛，鼓腹，假圈足。上腹铸凸旋纹5道，其中中间1道，上下平行各2道；铸对称兽形双铺首，鼻钮含环；内底下凹一圈，中间铸凸线长方框，框内阳文篆书“建初元年堂狼早”，框两侧各饰凸线鱼纹。双鱼纹在汉代比较流行，喻为多子，又因鱼与“余”同音，所以也成为象征富贵有余的吉祥图案。 “益州”云纹瓦当汉（公元前206～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这件瓦当顶部为小篆书写的“益州”二字铭文。在汉代。只有官署可以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构件。“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河泊所遗址为汉代益州郡郡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陂池水田模型东汉（25～220年）云南昆明晋宁左卫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此陂池水田模型中间的一道堤坝将模型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池中有魚四条、青蛙一只、虾一只、乌龟一只、水鸟一只；另一半为水田，共六格，水田内有螺蛳四个、蚌两个、泥鳅一条。水田与陂池之间有一“八”字形放水口，使二者相通。陂池水田为西南夷地区特有的水利灌溉系统，始于西汉末年，是内地先进水利技术与西南夷地区山地坝子、丘陵沟谷众多的自然地貌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利用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陡池蓄水、渠沟引水，使水流入耕田，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 陶佛像东汉（25～220年）云南昭通昭阳水富楼坝崖墓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这件佛像为泥质灰陶，两范合制而成，接缝处用泥抹平。头顶有一似锥形物，螺发。面部五官清晰。神态自然，双目微合，高鼻，细颈，着通肩大衣，向下垂成U形衣纹，V形领衫，右手执无畏印。左手于胸前握住衣角，结跏坐。这件造像对于研究我国早期佛像的产生和传播路线具有重要价值。 书信简牍西汉（公元前206～8年）云南昆明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这枚简牍应是富紗发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函，内容主要是对收信人日常生活的关切和勉励。信中所用款式和用语与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书信颇为相似，表现了此时文化的同一性。 结语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浩瀚大海，不拒百川，有容乃大；百川多元，奔流汇一。斑驳青铜、载文简牍、华彩金玉……无不见证和展示着千年滇韵，一脉汇成。岁月移古今，山河更盛衰。新时代里的彩云之南，各族儿女继往开来，在民族大家庭里守护根脉、赓续华章，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增华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