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沉如山)泛黄的英语工具书

山河

我的父亲出生在河东陈家庄村古老的洞洞门内的一个农民家庭，受爷爷影响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他的学历不高，可他对我学习的帮助最大，让我难以忘怀。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便是他对我学英语的引导与支持。

这份帮助，从1969年我上初中时就开始了。那时正值十年特殊时期，文化基础知识被削减，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初一上学期，英语由刘宗伦老师任教，第二次单元测验，我只考了47分。回到家中，父亲得知后对我说：“外语很重要！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抗美援朝出国前，我们从四川集结到河北沧州泊头整训了两个月，突击学习了半个月的美国话和朝鲜话。我国现在还很落后，学人家的东西一定要认人家的字啊。”

父亲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深深地触动了我：“你放心吧！我找些书，用课余时间把缺口补上。”听我这么说，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父亲转身掀起床单，从床下拉出了大哥的书箱，打开书箱，将手探入箱中，指尖缓缓划过几本书脊，最后抽出三本英语工具书，递到我面前。我接过来，吹了吹封面上淡淡的灰，心里踏实了许多。

当时英语中我国的人名和地名使用韦氏拼音拼写，父亲又托他厂里1935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工程师梁铭常，帮我制作了一份韦氏拼音-汉语拼音对照表。那张表是用钢笔工工整整抄在绘图纸上的，父亲取回来时，只说了句“收好”，便再没多言。有了这三本工具书和这张表，我很快补上了英语缺口。

父亲的帮助，并未止于此。1972年仲秋，北京广播电台试播《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后，父亲到北京出差，给我买了几本教材。他出差回来那天，从提包里掏出那几本小册子，封面有素色纸和纯绿色的，都是骑马订装订的，价格从五分到一角三分不等。他把书放在桌上，没说什么，只轻轻按了按封面的边角，便转身去忙别的事了。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我的英语却逆势而上，跻身年级第一梯队。

1974年4月7日，高中毕业后，我告别父母，成了一名知青。两年后，大队把第一个招工指标给了我，我去了地质445队当了一名放线工。地质队比乡下还苦，天天在野外跑，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是常事，可再累，我也没把英语撂下。父亲从不问我学了什么，却默默地关注着我的学习。看到别人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900句》，他便买了一台凯歌4B15-A两波段收音机，悄悄放到我的包里。

由于没有间断过学习，1978年我参加的两场考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高考，我的英语笔试考了43分，超过新乡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实录线12分；总局数字地震仪引进验收学习班学员选拔考试，考了第二名。我选择了带薪的后者。

进入学习班后，面对引进的DFS-Ⅴ数字地震仪，操作界面、说明书都是英文。看着那些英文术语和电路图，我这才咂摸出来，父亲像一座沉默的山，而我最初登高的梯子，正是他当年从书箱里抽出的那几本已经泛黄的英语工具书。我正是靠着当年学得的英语和自学的那些电学、电子学知识，才从放线工一步步干到了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