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1957年的照片，地点记得是在复兴公园的喷泉前。这是单位的一次团体活动，拍照时边上还有不少叔叔阿姨。<div>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连续多日在课堂上给我们读陶承的《我的一家》，回到家中，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的这张照片，我就在心中将它定名为“我的一家”。我喜欢陶承的《我的一家》，更喜欢最初的那几章家的温馨。我的家，也那么温馨。我家弄堂口，就是以拍全家福闻名的“王开照相”，不知为何，那时我们居然没有想着拍一张全家福，这张合影，就是我们的全家福了。</div><div> 拍这张照时，我家正遇较大的变动：父亲离开公私合营的纸张联营组，入职了外滩26号的“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母亲从居委干部被选派为“公方代表”，担任了提篮桥由牙医们组成的联合诊所的出纳。这些变化，孩子们当然不懂得其中的意义。能感受到的是我们搬到了南京东路374弄30号的新家，这是单位分配的房子，由解放前的钱庄改建，楼上楼下三十多户人家，每家里外两间，有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最关键的是：过去我们住在虹口区一个石库门房子的三层阁上，孩子们根本没有外出的机会，而现在，推出家门就是走廊，与小朋友玩的机会太多了！</div><div> 那时，我经常想，我的运气怎么那么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居然还生活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生活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其实，我们的标准地址应该是“后弄堂”的天津路，但大家都按照“前弄堂”的南京路，因为名气更响）。</div><div> 我知道，我们的家不像陶承的家，谈不上革命家庭。但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共产党员。有一次，我问过父亲：“我们家既不是工人阶级。又不是贫下中农，为什么一解放你们就拥护共产党呢？”父亲说："解放了，不会失业了，小孩也有学上了，乌龟王八蛋（指黄赌毒、地痞流氓一类）没有了”。父亲常说“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母亲则经常叮嘱“做人一定要识相”（识相，指识大体、知趣之类吧），他们对新社会的一切都很满意，对社会给予的很知足，因此，在单位工作上不“卷”，在家中没有牢骚，没有吵架，邻里关系也十分和谐。在这样的家中，我们从小就很阳光，虽然上学以后，我们兄妹三人就只能挂起钥匙，一天三顿在里弄食堂搭伙，但没有半点遗憾和委屈，我们以为这就是双职工家庭的当然。</div><div> 普通家庭也有“高光”时刻，我们家就有过三次：</div><div> 第一次高光是“小升初”。六三年和六五年，我和弟弟先后考上了格致中学。虽然那时的学生没有那么“卷”，但考上市重点，还是很不容易的。本来以为，我妹妹可能再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可惜，她是六九届，连高考都取消了……</div><div> 第二次高光是“上山下乡”：1970年，我们一家五口都下乡了：我上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弟弟去了贵州修文插队，妹妹上了江西建设兵团。而那年，父亲去了华东局“五七干校”，母亲去了虹口区的“五七干校”，父亲来信告诉我，家里的房门钥匙就放在门框上，亲戚朋友到市区逛马路、看电影，可以自行取钥匙进门休息。</div><div> 第三次高光是一家出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弟弟妹妹同时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弟弟上了“上海机械学院”，妹妹上了复旦大学。父亲拿着录取通知去商店购相关的物品，商店的营业员夸我父亲“路道粗”，父亲说都是孩子们自己争取的，营业员说“有数，有数”，还是不断地笑。——其实，开后门上大学，我们家哪有这个本事。妹妹的上学，在我意料之中。而弟弟的上学，纯属“意外惊喜”。贵州插队不久，他被队上选派去湘黔铁路当民工，期间，知青点的知青纷纷招工进了工矿，那年，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下到他们知青点，知青点只剩他和一个留守知青，那位知青政审不合格，队里临时打电报到铁路工地，让我弟弟赶回去报名上的学。</div><div> 转眼，七十年过去了。我想：这张照片如果参加老照片展，可以起名为“五十年代上海双职工家庭的幸福生活”。其实，五十年代，虽然还不富裕，但那时大多数人家的幸福指数，未必比现在低。</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