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我和二排

飞扬

2005年6月，二排毕业35年同学会

二排的美女

二排的帅哥

二排的骄傲——三对夫妻同学

　　时光倏忽，五十余载匆匆而过。回望半生风尘，最难忘的，仍是少年时那段特殊的中学岁月，是景宁中学那载满烟火与故事的二排时光。那段嵌在七十年代特殊岁月里的青春，朴素、热烈又荒唐，懵懂、局促却格外珍贵，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温润如初，岁岁难忘。

1970年的春天，沉寂五年的浙江省景宁中学，终于挣脱停办的桎梏，重新开门办学。

那是文革中断教育的五年空白，从1966届到1969届，四届小学毕业生无学可读，闲散市井，成了当时棘手的社会难题。所以这次复课，初衷很明确，只为安顿这四届错失学业的孩子。

彼时的我，不过是鹤溪小学五年级的一名懵懂孩童，属于1970届毕业生，并不在本次招生范围之内。彼时年少贪玩，心里装的只有嬉戏打闹，中学复课这件全城热议的大事，于我而言，毫无波澜，半分关联也无。

可世事总有意外。某天，母亲忽然轻声问我：“想不想提前去读中学？想的话，我找人帮你试试。”

那时的中学，在我眼里是无比高大上的存在。一想到自己能早早成为中学生，心里藏着几分不敢置信的忐忑，却无半分热切的期许。依旧是贪玩的性子，凡事听凭大人安排，稀里糊涂便应了下来。

命运的馈赠，来得格外顺遂。经过报名、层层审查，我竟意外被录取。

喜讯伴着一张大红榜单传遍小城。毛笔手写的录取名单，密密麻麻、工整庄重，张贴在老县城的县堂门旧址，也就是老红星区委门口。鲜红的纸张衬着墨色字迹，格外醒目，引得全城男女老少纷纷驻足围观，议论声、赞叹声此起彼伏，热闹了整座小城。

本届共招录近三百名学子，皆是积压四年的往届毕业生。受时代“全国学解放军”的影响，学校摒弃了传统班级编制，效仿军营建制，将全体学生编为一个连、四个排。我便是在这时，成了一连二排的一员（后续调整为二连二排）。

本以为就此顺利踏入中学校门，未曾想，一场小小的风波悄然袭来。

我越级被录取的消息传开后，原小学部分同学连同家长，心生不平。在他们看来，我小学尚未毕业，却抢占了中学名额，实属不公。故结伴找到校长梁瑞连老师讨说法，直言他们也理应获得升学的机会。

梁校长耐心安抚、细致解释了缘由，最终给出的处理方式，是让我暂缓入学，静待风波平息。

就这样，身边的中小学陆续开学，昔日喧闹的校园有了读书声、欢笑声，唯独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散人。

小学早已注销了我的学籍，中学迟迟未曾通知入学。起初几日，不用早起上学、不用伏案读书，只觉自由自在、惬意舒心。可日子一久，日日闲逛、无所事事，心里便空落落的，百无聊赖。

那段时日，我每周都鼓起勇气，硬着头皮跑到学校找梁校长问询。可每次等来的，永远只有简短的两个字：等待。

漫长的等待持续了整整两个多月，学期已然过半。就在我快要磨平耐心的时候，学校的通知终于姗姗而来：我可以正式入学了。

悬着两个多月的心终于落地，我揣着忐忑与期待，正式踏入景宁中学的校门，真正成为了一名初中生。

彼时的景宁中学，因文革停办，校园一片荒芜。校舍多年失修，实验教研仪器、标本丢失殆尽，围墙倒塌破损，操场杂草丛生，坑坑洼洼。因复办时间仓促，上面没有充裕教育经费下拨，全靠自力更生解决困难（这就有了我们每周干不完的劳动课）。但尽管荒芜杂乱，校园基本格局保存还算完整：教学区是前后两排红砖教室，教室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四个排（班）一溜排开，“东风宅”（学生宿舍区，当时没住宿生）、大礼堂、食堂都可用；教师宿舍、教师办公室、医务室，文印总务室等，都集中在一个四合院里，就当时而言，校园虽破，勉强可用。

我们二排足足五六十人，囊括了66届至70届的小学毕业生。年龄跨度六七岁，于是班里便有了有趣又温暖的景象：兄妹同班、兄弟四人同年级，大小同窗，济济一堂，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校园特色。

我至今清晰记得入学第一天的情景。迟来的我，惊鄂地看着陌生的教室，陌生的面孔，眼前的二排教室，哪里是读书学堂，分明是“全武行”演绎厅和热闹纷呈的“江湖赛场”。

少年后生天性鲜活，精力充沛，教室里吵架的、嬉闹的、打闹的，人声鼎沸、噪杂混乱，活脱脱一个热闹的“威虎厅”。刚进门，就撞见一桩有趣的趣事：一位徐姓男同学和一位诸姓女同学当众“切磋武艺”。奈何男生挑衅有余、武功稀松，一番拉扯，直接被女生按在地上擦嘴，随后又被追得满教室乱窜，狼狈不堪的模样，时隔五十多年，依旧历历在目。

1971年，初中毕业照

那时的我，年小个矮，性格木讷又胆小。看着班里一众高大挺拔、意气风发的学长学姐，我就像一只怯生生的小鸡仔，混迹在一群昂扬威武的雄鸡之间，整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心底满是局促与压迫感。

这般喧闹松散的环境里，老师纵然尽心教导，也难抵人心浮动；学生心绪浮躁，自然难以静心读书。我的初高中岁月，便是在这样特殊的氛围里，一步步缓缓走过。

虽说班里日常嬉闹不断，但二排却向来风骨分明。

四个排之中，我们二排男生居多，个个身形挺拔、精力充沛，调皮好动却最重情义。论朝气、论气场、论凝聚力，全年级无排能及，从未有班级敢与我们争锋。不过，二排在学校毁誉参半，名声欠佳，因为体育，劳动，文艺，打架，逃课，二排都是全校第一。但二排从不恃强凌弱、主动惹事，同学之间偶有磕磕碰碰、小吵小闹，却始终和睦相处，最难得的是，从无大同学欺负小同学的霸凌乱象，纯粹又温暖。

我的初中生涯，平生唯一一次和同学打架，也发生在这段时光，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次平整操场的劳动课，同班年长的吴益满同学，无意间用锄头碰到了我的头部。本是无心之失，我却委屈难忍，偏偏他又出言生硬，年少气盛的我瞬间上头，争执之下便扭打起来。

这场架还分了两场，格外折腾。瘦瘦中等个的班主任刘乾亮老师（这是继雷良才老师后的第二任班主任），一口地道的景宁普通话，说话总爱咬紧牙关，脾气急躁又处事简单，事发时他就在现场，看我们打架，也曾拿着锄头柄将我们隔开。但年少倔强的我们，趁着空隙又缠斗在一起，几番拉扯后，刘老师索性不再阻拦，任由我们拉扯扭打、发泄情绪。

直到两人精疲力竭，才被周围同学强行拉开。这场闹剧的结局，是我右脸红肿一片，他双眼乌青，妥妥的一对“熊猫眼”，两败俱伤，啼笑皆非。

这场唯一的同窗争执，终究成了少年时光里独一无二的印记。

后来母亲得知我在校打架，特意找到老同学刘乾亮老师理论。母亲与老师本是处州师范同窗，平日相处随意、说话直白。面对母亲的质问，刘老师坦然打趣：“我拉开了，他们偏要打，那就让他们打个舒服。”

一句随性的答复，让母亲哭笑不得，忍不住直言反问：“哪有你这样当班主任的？”

以后的日子，我也曾在高校任职多年，也身居过学生处长岗位，主抓的就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管理、统筹学生工作。回望当年刘老师的教育方式，实在不敢恭维，却也读懂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教育工作者的无奈与随性。

回望七十年代的教育，终究带着太多时代的缺憾。

文革十年，高校近乎停摆，后续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文化基础薄弱，究其根源，便是那段时间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

当时的中小学虽然陆续复课，却早已不复往日教学底蕴。学制大幅缩水，小学五年、初高中四年，九年学制草草收尾。课程更是大幅精简，大幅删减文史艺美，我们的初中课本里，没有历史、地理，没有美术、音乐，仅剩政治、毛选、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四门课程。

薄薄的几本教科书，《农基》包揽生物地理，《工基》替代数理化生，书中没有详实的知识点，只有干巴巴的公式定理和通篇的时代口号，与其说是教材，不如说是时代读本，毫无治学氛围。

漫长的求学岁月里，除却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教育迎来短暂的回暖回升，其余时光，皆是松散随意的“大帮哄”模式。课堂纪律松散，学业无人督查，学得好坏、会不会知识，全凭个人随性。

彼时师资力量更是参差不齐。各地纷纷兴办农中、五七中学，办学条件天差地别。运气好的学校，能迎来下放的大学生执教；运气差的，便只能随缘办学，老师会什么便教什么，乱象丛生。同一门外语，不同学校有的教俄语英语 ，有的教日语，毫无统一标准。

相较之下，身为县城重点中学的景宁中学，已是万幸。学校留存着一批学识扎实、兢兢业业的老教师：教数学的廖素兰、邢仓基老师，教语文的雷良才、傅宗元老师，授工业基础的应德虎老师，讲农业知识的梅友诚老师，教英语的张式寿老师……

正是这群尽心尽责的老师，在简陋的教学条件下，倾囊相授，让我们得以习得基础学识，识得文字、懂得公式，终究没有沦为文盲，踉踉跄跄走完了初高中的求学路。

那时的校园生活，读书从来不是主业。

每日下午没有固定课程，我们的日常便是集体政治学习、撰写大批判文稿、轮流上台宣读稿件。千篇一律的行文模板，开篇必是领袖诗词、革命口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东风吹，战鼓擂”等句子，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开篇语。

批判对象更是频繁更迭，今日批刘邓陶，明日批江李曹，后天批王关戚，后续又有批林批孔、批判各级走资派、校内批判整改……纷繁杂乱的政治学习，把懵懂的初中生搅得晕头转向、一头雾水。时常张冠李戴、搞错批判对象，最后换来老师一顿批评，成了常态。

两年初中时光，近一半的时间，我们都奔波在各类学工学农的劳动之中。

每周二、周五下午是固定劳动课，上山砍柴割草，搬运砖瓦、烧制建材，为学校扩建校舍出力；平整操场、挑土运石、开垦荒地，学校后方百余亩土地，被我们种上水稻、米仁，养猪务农，样样亲历。农忙时节，我们还要奔赴澄照公社金丘村，下田割稻、助力秋收。

所谓的学工学农，名义上是知行合一、磨砺心性，实则我们不过是一群召之即来、任劳任怨的免费小工。

这些政治、劳动替代学业，让我们这代人的基础教育残缺不全。即便后续顺利升学，短板也格外明显：外语薄弱、史地空白、逻辑思维欠缺，时常读错字词，屡屡被人调侃。而那些早早进厂务工、下乡务农的同窗，更是终生受限于年少的教育缺失，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比学识缺失更让人唏嘘的，是那个年代颠倒的价值认知。

善恶对错、是非标准被彻底打乱，朝令夕改、舆论反复，早上推崇的人事，下午便被全盘否定。本该遭人唾弃的打骂争斗，被冠以革命行动的名义予以包容；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成为日常常态。

传统的孝悌仁义、温良恭俭让被摒弃，激进斗争、高调张扬被极力推崇。混乱的时代风气渗透校园，所幸学校领导与老师们始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悉心管束、耐心引导，护着我们这群少年平稳度过懵懂岁月，未生大乱、未走歧途。

年少的我，身形瘦小，初中毕业身高也仅有一米五多点，常年固定坐在教室第一排。年少内敛、羞涩胆怯的性子，让我整个中学阶段，几乎从未和女同学多说一句话。班里年长的女生们，也只把我当成稚气未脱的小屁孩，无意相交、淡然相处。

我的课余兴趣，简单又纯粹。下课铃一响，便抛下所有烦事，和挚友陈学寿、苏小林抱着篮球奔赴操场，肆意奔跑、尽情嬉闹，简简单单，无忧无虑。

班里十七八岁的学长学姐，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温柔又热烈。课余时光两两相伴、谈笑风生，青涩的情愫悄然滋生。最有趣的是，我们二排深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年少情愫落地生根，最终成就了三对同窗夫妻，相伴半生、恩爱相守，这也是我们二排专属的青春美谈，多年后依旧被大家津津乐道。

年少平凡的我，向来默默无闻、不争不闹，自然难入班主任的视线。

每学期的评语鉴定，政治表现、劳动态度、集体观念等各项评价，永远是“尚可”“尚好”潦草带过。年少懵懂的我，一度以为“尚”是不错、尚可的褒义，满心疑惑跑去问母亲。

母亲一语点醒梦中人，笑着嗔骂：“尚字后面，紧跟着就是不，再不上进，下次就从尚可、尚好，变成不好、不可了。”

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老师眼中，我始终是个平庸无为、乏善可陈的普通学生。

还有一件事，时隔多年，我依旧记忆犹新，藏着几分少年委屈。

一次劳动课，我和陈学寿，苏小林上山割柴，为学校烧砖瓦备料，途中偶遇山火突发。年少热血的我们，想起领袖教诲，便和林场职工一起，不顾安危、奋勇扑火。险情平息后，林场职工连连夸赞，扬言要向学校通报、表彰我们三人的勇敢之举。

我们满心欢喜，以为能收获一份肯定，便空手而归，未曾完成割柴任务。

奈何林场事后遗忘了报备说明，无人知晓我们救火的义举。学期末的鉴定评语上，班主任一笔写下：该生本学期无故缺劳半天，未完成劳动任务。

当年看到评语的我，满心委屈、愤愤不平，不解老师为何这般选择性记忆。

而今步入暮年，已然释怀。一个六十余人的班级，琐事万千、人事繁杂，老师分身乏术，不可能顾及每一个学生的点滴过往。人人皆需期末评语，若无些许小瑕疵，反倒显得敷衍潦草。一句尚可、一段小差评，已是寻常常态。

时光匆匆，岁月不居。1972年1月，我们正式初中毕业。

那年盛夏过后，二排的大半学长学姐，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成为青涩知青；少数人顺利招工，步入社会谋生。而我们几个年纪尚小的同窗，经过考核审批，顺利升入高中，成为景宁中学文革恢复办学后，自主培养的第一届高中生。

流年辗转，五十余载弹指即逝。

当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二排少年，如今大多已是鬓染霜华、步入古稀。昔日同窗好友，叶福友、梅小明、胡阿羊、邢亦亮，苏小林，赵林芳，吴建华，杜翠英等一众故人，已然匆匆别离、阴阳相隔。音容宛在，思念长存，每每想起，满心怅然。

所幸大半同窗依旧身体康健、精神矍铄。岁岁年年，只要恰逢良机，我们便会跨越山海、奔赴相聚。

聚会上，当年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依旧豪气不减当年，推杯换盏、侃侃而谈，诉说半生风雨、追忆年少时光。而我们这群当年最小的同窗，依旧像从前那般，安静端坐，静静聆听，温柔回望那段滚烫岁月。

半生回望，最是难忘景中岁月，最是眷恋二排同窗。

懵懂少年时，我如雏鸟怯懦，幸有一众年长同窗温柔包容、悉心照拂，让我在那个物资匮乏、教育残缺、风气纷乱的特殊年代，得以安然求学、温暖成长。

岁月无言，温情有痕。

谨以此文，落笔寄情，致敬我的青葱岁月，致敬我心心念念的景中二排，致敬所有相伴一程、温暖半生的老同窗。

岁岁年年，初心不改，思念不散。

二排部分同学在凤凰古城

二排同学在台州桃渚明古城

二排同学在江南长城

二排同学在临海东湖之畔

一江水战役纪念馆

霞浦年会，永远的二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