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海洪小学

叟康

怀旧，意味着老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海洪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始建于1930年，算来已近百年，可谓乡间少有的老校。我猜想，它的名字，大约与邻近的海洪港有关——港通江海，校以港名，倒也朴素贴切。

学校坐落在草棚镇老街的东头，由一民宅改造而成，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标准的操场，没有敞亮的礼堂，连课桌椅都是高矮不齐的旧物，桌面裂缝足以伸进手指，写字非用垫板不可。但就是这样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完小，却承载着我们那一代全部的求知渴望。那时升初中要统一考试，淘汰率很高，能考上的寥寥无几。

启蒙老师与我同姓，教语文。报名那天，她问了我的小名，略一思索，便给我取了大名。我一直记着她的名字，心里总怀着深深的感激——是她，用一支粉笔，为我打开了识字明理的第一扇窗。

岁月流转，世事更迭。如今的海洪小学，已是三星镇域内仅存的一所小学了。近年来，每当我路过那座现代化气派的新校门，总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静静站上一会儿。望着门内崭新的教学楼、塑胶跑道，再想想当年那些低矮破旧的平房，恍如隔世。我感叹，也欣慰，但更多的是对启蒙母校的无限眷恋。

七十年前的时光，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彩画，却依然清晰可辨——蓝天白云下，国旗迎风飘扬；粉墙黛瓦间，钟声清脆悦耳；老师们衣着朴素，笑容真挚；我们胸前飘着红领巾，臂上别着几道红杠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孩子。那些画面，那些声音，早已刻进骨头里，终身不会忘怀。

我记得，这里的老师格外喜欢用功的学生，即便偶尔犯错，他们也会宽容以待。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么错，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辅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紧张得浑身发抖，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打湿了红领巾的一角。可她只是轻轻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回去吧，好好念书。”那一句话，比任何责罚都让我惭愧，也让我从此再不敢懈怠。

我也记得，那时的老师，教育方式有时简单得近乎粗暴。有一次上算术课，我和同桌的女生忍不住交头接耳。老师走过来，突然在我太阳穴上狠狠击了一记——那是她惯用的“三角拳”，力道不小。我眼前一花，脑袋嗡嗡作响，但那一击，却像醍醐灌顶，让我瞬间明白了课堂的规矩，也懂得了什么叫敬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她因为打学生被批斗了。可我心里并无怨怼——她击我一记三角拳，是为了我好。那个年代，老师的巴掌里，裹着的往往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意。

还有一件趣事，至今想来仍觉温馨。1958年的秋天，老师兴冲冲地告诉同学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上海电视台开播了！为了让小朋友们早日看到电视，人民公社的少年之家准备购置一台电视机，但经费不够，号召我们每人募捐两枚鸡蛋。那时，我连“电视”是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老师说是“能看见人的小箱子”，便觉得神奇极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象那箱子里会不会藏着一个小人国。第二天一早，我小心翼翼地从鸡窝里掏出两枚还带着余温的鸡蛋，用布包好，揣在怀里跑去学校，巴不得立刻就能看到那个梦幻般的东西。

然而，少年之家的电视梦终究没能实现——鸡蛋凑了不少，电视机却始终没有买回来。我第一次看到电视画面，已经是六十年代，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那是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屏幕里人影晃动，雪花点点，可在我眼里，那已是人间奇迹。

我始终感恩海洪小学，它是我的启蒙学校，那里有我的起跑线。正是通过那次小升初考试，我顺利进入初中读书。那时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升学率极低，绝大多数同学都落榜，他们一辈子认得的字，可能只够写自己的名字。每念及此，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这份幸运，是海洪小学给的，是那些在粉笔灰里耗尽青春的老师给的。

七十年过去了，母校的钟声犹在耳畔。那口老钟早已不知所踪，但在我心里，它永远在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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