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文革风云 . 激情澎湃的岁月之十三 ： 复课闹革命

商子周

　　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再到社会，造反、串联、揪斗、夺权、武斗，乱得一塌胡涂。1967年底，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让学生从社会回归学校，回归课堂。

11月，大学五年级，“复课闹革命”，全年级同学被分为一附院、二附院两部分，终于开始上临床课。我们班被分配到学校第二附属医院，在北大街五路口整整住了3年。

其实，医学院最初设立的附属医院就是这所医院，原名西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老西安人都把他称为“西大医院”。它位于城内西五路与北大街十字路口，分为南北两个院子，北院是工作区，南院是生活区，我们住在南院七排最东头一间如小教室般大小的宿舍里，架子床，住二十余名同学，东侧紧靠着公共厕所。医院生活区有行政办公区、职工、学生宿舍、食堂、篮球场、教室，记忆最深的是东北角临街的一个小食堂。这里，原来是一个对外的公共厕所，后来改做学校的营业食堂，原来厕所地上的小便池、大便蹲坑用土填平，一个个长方形痕迹清晰可见，摆上几张桌凳，卖豆浆、油条，馒头、包子、面条，生意特别好，大家都戏称它为“厕所食堂”，晚上值班就去那里吃夜班饭。

当时，二院是“军宣队”掌权，队长姓张（好像叫张元海），此人没什么文化，思想极左，个人的形象也特别不好，同学们都很讨厌他。以后变成3511厂的“工宣队”，组长是刘光明师傅，临潼人，善良正派，是个好人，后来被造反派诬告支持“保皇派”而撤离。又改派国棉五厂易建春为组长的工宣队，派住我们年级的是名女同志，名字记不清了，小低个子，狗屁不懂，只会喊口号，爱训人，长得本就难看，整天吊着个脸，模样就更对不起革命群众，除过几个造反派围着她转，我们都远远的躲着她。这个工宣队一直待在二院，直到我们毕业离校。后来，随着“工人阶级”理论内涵的重新定义，“工宣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结束了一段辉煌、疯狂、尴尬、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使命。

经历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开始时那种激动、新鲜、好奇、紧跟闹革命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想到毕业后终生要做医生，要面对患者，学好临床课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就不那么积极。再说自己家庭背景不好，文革初期被抄家，家严被遣返的阴影犹在，再积极也是打入“另冊”的学生，所以，借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读书学习临床课才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同学们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自选科室、自找老师带教实习、讲课。病房丶门诊、急诊，忙忙碌碌，但踏踏实实，觉得每天自己都在进步。当时流传一句话，＂拾到篮篮都是菜＂，“会看病”的本领，才是日后工作中赖以生存之本。那些极左造反的同学开始还是一副很坚定、很积极的模样，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我们则是“你搞你的革命，我拾我的菜”，咱们互不干涉。没过多久，造反派同学也明白过来，革命也不搞了，灰溜溜的，也悄悄跟着“拾菜”来了。

那一年，运动的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为了说明他们是“草包教授”，激进的造反派同学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考试，皮肤科考X光读片、口腔科考心肺查体，内科考骨科铺巾……,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强人所难，考试的老教授自然是洋相百出。但大部分同学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对群众斗群众、斗老师都很痛心，但又不敢、不可能公开反对，只能随大流，开开会，呼呼口号，但查房时，还是跟在他们被“出洋相”的老教授后面，老师长，老师短的叫着。记得外科陈松旺教授就在普外病区打扫厕所，我有问题，还偷偷的去请教他。

初夏的一个上午，二院临委会负责人王同学（28期，三原人，瘦高个、能说会道）会同我们班两位同学，以张健全同学把毛主席万岁的“万”字写得像“刀”字为借口，共同策划，实施了对他的遊街、批斗，被批斗后的张健全同学情绪低落、几近崩溃。柴文学班长看不过去，拉着他到北城墙根顺城巷散步，平生第一次在北大街一家小饭馆，用古今中外多少英雄受辱不惊的故事劝他放开、放下、忘却，这才让健全同学逐渐恢复过来。囊中仅有的2元钱，沽得的几两散白酒，体现的是同学兄弟情深，是临危仗义执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也让人懂得了什么叫《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大学同窗，兄弟相煎，这是我们班第二位因在废旧报纸上写毛笔字惹祸上身的同学，每每想起他们的悲惨遭遇，总是心有余悸。几十年后同学相聚，谈及此事，许多人仍然不能原谅汇报、策划、参与此事的几位同学。其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同样也是文革的被蒙蔽者、受害者，在那一刻，他们心中的魔鬼驱使他们做出如此不能让人容忍、原谅的行为，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心中的愧疚，良心的谴责，最终身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令人唏嘘不已。

67年秋季，28期（61年入学，五年制）毕业分配。当时，还是文革造反派掌权，造反派头头王同学等人因文革造反有功留校、当了二院革委会的负责人。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受益者，不可一世，医院的老师、同学都不屑与其为伍，避之唯恐不及。后来，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他们和当年“走资派”一样，也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历史和他们开了个玩笑，“革命小将”、“跳梁小丑”，最终被重新分配，离开了二附院。

在二附院，我清楚的记得两次批斗会。一次是批斗外科的周育民老师，课桌上放着一条长凳，让他站在凳子上接受批判，他出身不好，人很聪明，也很强势，业务好，平日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不少人，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被拉出来批判。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一脚踢倒了桌子，周老师直挺挺的从上面摔了下来，半天动弹不了，周围的同学都吓坏了，以为出了人命，所幸并无大碍，批判会也草草收场。另一次是我们年级同学（记不清牵头的是谁）将传染科吴修斌老师（先生王修忠，著名小儿外科专家）拉出来在院内批斗游街，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手上拿着一个锣，边走边敲。吴修斌老师是南方人，秀秀气气、精明能干精，带过我们班小课，对我也特别好，这些造反派同学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难以容忍，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没有参与。

五十年过去，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这场革命没有文化，它只是一场政治斗争。人的生命、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全都是这场斗争的赌注。人性中所有的丑恶、无耻、卑劣、疯狂、冷酷、麻木，贪婪、虚伪、偏执、野蛮、暴戾，阴暗，都被无限放大，被“文化大革命”调动、发挥的淋漓尽致。所有的人，既受害于别人，又加害于他人，社会被撕裂、尊严被践踏、信仰被动摇、文化被摧残。十年浩劫，几代人失去的青春、失去的岁月、失去的生命、失去的理想、失去的信仰，中华民族失去的优秀文化精神，万劫不复，其遗毒祸害无数代中国百姓，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