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社科院出版的《未定稿》

陌上秋草

刘桓中，2026年6月

记得那是80年代初，我在山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课后大都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度过。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过中国大地，刮进大学校园。最能感受春风之处就是这所阅览室。未经历前网络时代的人也许体会不到，要想探寻新思想、新观念，只能求助于那些报刊杂志，别无它途。

有天偶然发现阅览室多了份小册子。开本像是一份杂志，却无一般杂志设计精美的封面，也不及通常杂志的厚度。看上去像是一叠白纸临时订在一起，封面印着“未定稿”三个字。所以我只能把它叫做小册子。

翻开一看，却被其中的目录深深吸引。涉及的全是国计民生大课题，而且十分新颖。日常报刊也会偶尔跳出一行新颖标题，只是偶尔。这里却是奇篇汇集。

读了几篇文章，一下明白了这本刊物为什么叫《未定稿》。它明白告诉世人：这些文章是在探讨问题，是在假设和推断，并非下结论。理工科论文大都也是假设和推断，人文学科却非要把话说死，那显然不合理。用《未定稿》这种刊名也是不得已吧。

《未定稿》是1978年12月由社科院创刊。起初印数只有几百份，仅供内部传阅。后来改为征订，最多印到三万份。于是我才能在山大图书馆看到。

首任主编是《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刊物名称正是林韦所定。反右时，林韦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在他的保护下，农村部无一人获右派头衔。1958年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不同看法，次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职下放。

《未定稿》创刊时林韦已年过六旬。时值拨乱反正初期，思想领域充满争议。他能接手这份刊物，正是准备直面争议，迎接挑战。从其女李银河身上或能看到林韦的影子。

编辑部其他成员也不乏特色。编辑王小鲁1951年生于济南，上小学时随父母移居北京。1966年运动开始，他正读初二。1968年下乡插队，又先后去山西的矿山和铝厂做工，返回北京后去了内燃机总厂。1977年恢复高考，他因读过厂办721工人大学，厂里不批准参加高考。1978年底社科院为《未定稿》组建写作班子，计划从社会上物色人才。王小鲁提交的一篇经济论文被林韦选中，他由此踏入编辑圈子。

王小强出生于1952年。1966年停课时，他正在洛阳上初一。1968年初中毕业，进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做工。1972年经厂里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洛阳农机学院学习拖拉机制造。1976年回到原厂搞技术。1979年王小强向社科院投稿，论述农村经济问题。稿件被认定观点尖锐，不适合公开发表，于是转到《未定稿》传阅。林韦等人十分看重这篇文章。1980年王小强被调入《未定稿》编辑部。

1979年王小鲁在《未定稿》发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此文颇受关注，并于1984年获得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84年由学者牵头出版的丛书《走向未来》影响巨大。王小鲁加入了编委会。1984年还有个名震一时的莫干山会议，一群青年学者在莫干山探讨价格双轨制改革问题。王小鲁也参与其中。

王小强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与白南生合著的《富饶的贫困》。此书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所谓“富饶的贫困”，是指偏远地区有丰富自然资源，底层民众却不得温饱。书中有段描述我印像特别深，说青海有个牧民养了一大群牛，却连鞋子也穿不起。

《未定稿》撰稿人不仅有于光远、孙冶方这样的权威学者，还包括方方面面的研究者，尤以年轻人居多。像邓英淘、张木生、朱嘉明这些青年学者都是积极撰稿人。他们虽观点各异，却个个思想活跃，勇于探讨。《未定稿》的宗旨就是广泛容纳各方歧见，突破禁区，不惧争议。

《未定稿》试刊首期（1978年12月）刊发了黎澍谈论思想解放运动的论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第5期（1978年12月）刊发了董辅礽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此文谈到国家所有制的固有缺陷，还主张人民公社应实行政社分离。第10期（1979年2月）全文刊发了彭德怀于1959年写的“万言书”。

第15期（1979年3月）刊发了侯雨夫的论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此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趋向绝对贫困不符合史实。第17期（1979年4月）刊发了陈荷夫的论文：《确保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第21期（1979年4月）刊发了王小鲁的论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

第39期（1979年9月）刊发了顾准的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此文论述了市民阶层和资本主义兴起的环境因素，认为希腊古文明、欧洲文艺复兴和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

80年代初期，乡村改革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地址设在北京西四北八条9号。于是这里成了大名鼎鼎的九号院，九号院的名头比机构本身名称还响亮。在杜润生主持下，这里集聚了一批顶尖农村问题专家。五个关于乡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在此起草酝酿而成。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到乡镇企业的崛起，背后都有九号院那群学者的影子。

乡村改革自然成为《未定稿》的重要议题。第45期（1979年10月）刊发了王贵宸、魏道南的论文：《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此文以事实阐述农业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优势。

第49期（1979年12月）刊发了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一文。农业社会主义是指那种源于农耕社会的均田地、均贫富观念。王小强在文中探讨了平均主义和反商品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1979年11月，《未定稿》刊发了三篇安徽省肥西县农村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大多农户于1978年冬季自发搞起包产到户，结果次年夏粮增收265%，征购粮也多交了好几倍。当地县委要纠偏，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之后《未定稿》又连续发了多篇此类文章。

在那些观念激烈碰撞的日子，《未定稿》如同一艘在大海独行的船，虽能破浪而行，却也有搁浅之时。1979年10月，《未定稿》发表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视》一文。文中借助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阐述权力异化现象，反思政治运动和极左危害。其行文之犀利前所未有，触及了当时的体制痛点，引发极大争议。

此文只是个导火索，点燃了《未定稿》创刊以来的诸多争议点，尤其是围绕人民公社体制的争论。主编林韦被撤职，由编辑李凌接任。《未定稿》也从社科院直属刊物降格并入社科杂志社。停刊整顿数月后，1980年5月《未定稿》复刊，但未升格到原来地位。

一个时代总有潮起潮落，一份刊物也总有风扬风息。那段激荡的改革岁月值得记忆，值得深思。历史车轮滚滚前行，沿途勾画出一路的曲曲折折。那正是历史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