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利托霍罗的那天早晨，奥林匹斯山升起了浓雾，临行之际，回首眺望，群山隐匿，恍若宙斯携众神齐聚云端，与我们挥手作别。 一路北上，一小时后我们抵达此次旅行的最北端，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很少有一座城市像它一样，把三段跨越千年的伟大文明妥帖地缝合在一起 - 它曾是马其顿王室赠予世界的礼物，曾是罗马行省的尊贵首府，也曾是拜占庭帝国千年岁月中与君士坦丁堡共治的耀眼副都。 但进入塞城以后，我们却遇到此行最大的挑战 - 这座城市的交通出乎意料地繁忙，我们转了许久，怎么也找不到停车位。 沿着海滨大道兜转了四五圈，终于瞥见一块地下停车场的指示牌，我连忙提醒LD驶入。 未曾想，这竟是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智能车库。我们在终端机上敲入车牌、取下二维码小票，将车开上转盘。下车步出，汽车便顺着轨道平稳滑入电梯，然后被自动送至空出的车位。<div><br></div><div>取车时，扫描二维码、付款结算，汽车便再次沿着轨道自动回传至眼前 - 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在狭窄的车库里的擦碰了，儿子在旁边看得如痴如醉。</div> 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和马其顿王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名字来源于国王腓力二世的女儿，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位公主出生的公元前350年，恰逢腓力的军队在色萨利大败福基斯人。为纪念这一胜利，他为自己的女儿起名塞萨洛尼基 - 在希腊语中，这个名字由“色萨利”(Thessaly）和“尼克”(Nike，胜利的意思)两个词组成，意为色萨利的胜利。 塞城的海滨大道旁，矗立着城市的地标 - 白塔(White Tower）。它由奥斯曼帝国建于15世纪，起初是城市的防御堡垒，18世纪以后，它被改建成监狱。1826年，奥斯曼苏丹下令在此屠杀了一大批反叛的近卫军，鲜血染红了整座塔身，因此它得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 “血之塔”(Tower of Blood）。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塞萨洛尼基重回希腊怀抱。为了抹去奥斯曼统治时期的血腥记忆、当地人雇佣了一名囚犯用石灰将整座塔粉刷成了白色，这名囚犯从此获得了自由，而“白塔”之名也由此诞生。 如今的白塔内部是一座小型博物馆，分层展示着塞萨洛尼基从早期建城、拜占庭辉煌到近现代的历史变迁、饮食文化以及多元族群的融合。 塔内有一条螺旋形的楼梯通往塔顶。 站在塔顶平台，凭栏远眺，可以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湾、繁华的海滨大道，以及远处层叠错落的红屋顶。 如今的塞萨洛尼基早已是希腊最重要的北方都市，商旅云集，游人如织，但还有多少人记得与之同名的那位公主的悲惨命运？ 塞萨洛尼基公主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此后她由父王腓力二世的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抚养长大。当亚历山大大帝踏上远征波斯的征途时，公主不过六七岁；而当这位征服者猝然驾崩于巴比伦时，她已是二十一岁的少女。<div><br><div>因为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亚历山大死后，为了争霸，手下数位大将捉对厮杀。</div></div> 公元前315年，自称马其顿摄政的卡山德(Cassander)围攻公主与奥林匹亚斯所在的皮德纳要塞(Pydna)，要塞最终陷落，奥林匹亚斯被杀，年轻的公主则被迫嫁给了仇敌卡山德 - 史学界至今仍怀疑，亚历山大大帝当年的暴毙正是卡山德暗下毒手 - 凭借这场充满血腥的政治联姻，她成为马其顿王后，并为卡山德育有三子：腓力、安提帕特与亚历山大。<div><br></div><div>不久后，卡山德在古城泰尔马的遗址上破土兴建新城，以爱妻之名将其命名为 - 塞萨洛尼基。<div><br></div><div><div>然而，命运并未对她展现太久的仁慈，卡山德去世后，三子陷入夺嫡之争。次子安提帕特认定母亲偏心幼弟，心生怨愤，竟于公元前295年亲手弑母。这位用鲜血与王权灌溉出倾城之名的女子，最终以惨烈的方式，死在了亲生儿子的刀下。</div></div></div> 也许是人世间的苦难太甚，希腊民间为她留下了一段充满温情的传说：据说塞萨洛尼基生前与哥哥亚历山大感情极深，死后化作了爱琴海里一条永生的美人鱼。千百年来，每当有船只在波涛中与她相遇，她便会浮出水面，痴痴地追问水手：“国王亚历山大还活着吗？”若水手聪明地回答：“他仍然活着，并统治着世界。”美人鱼便会用歌声护送船只安全离去；可若回答不当，她便会瞬间陷入狂怒，掀起惊涛骇浪，将船只狠狠拖入海底。 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它的博物馆，在塞萨洛尼基同样如此。 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Thessaloniki)是希腊最顶级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全欧洲收藏马其顿文物最权威的地方。 <p class="ql-block">我开始知道的马其顿，其实不在希腊，而是在前南斯拉夫，它曾经是前南联邦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联邦解体，马其顿宣布独立，并将国号定为“马其顿共和国”(Republic of Macedonia）,但这一举动瞬间激怒了南边的邻国希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当时，希腊机场地勤人员佩戴的胸章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读读历史吧，马其顿是希腊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希腊人认为，古马其顿王国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历史腹地就是希腊北部的以塞萨洛尼基为首府的马其顿大区，而新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主体居民是公元6,7世纪才迁徙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和古马其顿毫无关系。他们认为，一个斯拉夫国家盗用古马其顿的历史符号，甚至在国旗上使用马其顿王室的太阳图案,是对希腊文化遗产的“公然剽窃”。</p> 将近30年间，希腊不惜对那个马其顿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甚至一票否决了后者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申请。<div><br></div><div>2018年，两国终于签订了《普雷斯帕协议》(Prespa Agreement），马其顿在协议中公开承认，他们的马其顿语属于斯拉夫语族，与古希腊的马其顿文明没有任何历史、文化或语言上的联系，亚历山大大帝和腓力二世属于古希腊历史遗产，从此，马其顿共和国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作为回报，希腊解除了长达近30年的外交杯葛。北马其顿随后在2020年成功加入北约，并开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div> 塞萨洛尼基的这座博物馆里的展品，时间跨度很大，从史前时期一直延伸到罗马晚期。 这是古希腊早期墓葬文物 - 婴儿瓮棺葬(Vase for an infant burial）,出自于公元前8世纪末左右。在古希腊的许多城邦，面对不幸夭折的婴儿，人们有着特殊的丧葬习俗。他们将婴儿的遗体安置在大型双耳陶罐中，然后横向埋入土中。 这是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 马其顿墓葬大理石门(Marble Door of a Macedonian Tomb）。<div><br></div><div>这扇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马其顿工匠用石头模拟青铜的精湛技艺 - 虽然整扇门由极其沉重的大理石雕刻而成，但工匠们充分利用大理石的纹理模仿出青铜的质感。门上纵横的凸起饰带、以及那一排排严丝合缝的圆锥形“门钉”，全是在大理石上精雕细琢出来的，甚至连岁月侵蚀带来的锈迹斑驳感，都表现得极其逼真。</div><div><br></div><div>根据古马其顿习俗，在葬礼仪式结束之后，这扇沉重的大理石门就会被紧紧关上，随后整个地下墓室会被泥土彻底封死 - 这扇门是人间和冥界的分界，象征着阴阳两世的永恒隔绝。</div> 马其顿贵族对黄金有着近乎执着的迷恋，展厅内陈列着大量从塞萨洛尼基周边及辛多斯(Sindos)古墓出土的陪葬品。 这是博物馆又一件镇馆之宝 - 来自辛多斯古墓群的“伊利里亚式”青铜头盔与黄金面具(Bronze Helmet and Gold Funerary Mask）。头盔大约出自公元前520年左右，是古马其顿一位勇士下葬时所戴之物，他的面部覆盖着一块用纯金薄片打造的黄金面具。 <div><br></div><div>岁月流转，战士的肉体早已随风而逝，但留有他面部轮廓的不朽面具，却永远代替他朝着两千多年后的世界凝视。</div> 这些都是出自那一时期不同古墓的马其顿金饰品。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一样，在短短十二年的时间里，以弹丸之国的极少兵力，彻底重塑了世界版图。<br><br>他20岁承袭父王的基业，以惊人的军事天赋闪击全希腊，随后率领马其顿方阵跨越海峡，远征波斯，并以少胜多，彻底击碎了不可一世的后者。<br><br>他的战靴从埃及的荒漠一路丈量到帕米尔高原，直至饮马印度河，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br><br>公元前323年，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骤然暴毙，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瞬间分崩离析，他也成了西方世界永恒的政治神话与英雄图腾。 尽管名气震古烁今，但亚历山大留给后世的雕像却远少于古罗马的恺撒和屋大维。<div><br></div><div>上面是一尊公元2世纪罗马人根据古希腊原作所复制的亚历山大头像 - 狮子般的额发，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过的头部左倾的习惯，深邃的眼神，彷佛时刻注视着远方。</div> <p class="ql-block">这件也是镇馆之宝 ，是古希腊考古史上最著名的青铜器杰作之一 - 德尔维尼青铜双耳喷口盆(Derveni Krater），它出自公元前4世纪，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黄金时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尽管通体闪烁着耀眼金光，但它实际上是一件青铜器。古马其顿工匠在铸造的时候，利用特殊的配方和高超的抛光工艺，让这件青铜器皿即使在两千年后，也依然呈现出金器一般的光芒。</p> 在古马其顿，马不仅是战争的机器，更是高贵灵魂的延伸。这块大理石板记录了一场跨越生死的重逢：披着斗篷的青年战死沙场，他的英灵牵着骏马归来，而神色哀伤的女子则端起酒壶，将祭奠之酒洒向大地。<div><br></div> 古希腊的雕塑美学讲究“静穆的伟大”和“崇高的单纯”，博物馆陈列的这些墓碑浮雕，虽然充满哀思，但却不见“哭天抢地”。<div><br></div><div>看着上面浮雕中的握手相别，我不禁想起柳永那句诗的意境：“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div> 这是加莱里乌斯拱门(Arch of Galerius)柱廊上的大型弧形额枋（Architrave block）。<div><br></div><div>公元4世纪初,罗马帝国实行“四帝共治制”，作为东部副皇帝 - 凯撒 - 的加莱里乌斯(Galerius)在塞萨洛尼基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上图便是公共柱廊的一部分。</div> <p class="ql-block">这尊安放在博物馆庭院的精美大理石石棺，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帝国晚期的家族墓葬石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罗马对塞萨洛尼基的吞并过程，长达100多年才得以彻底完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公元前168年的第四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名将保卢斯击败了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罗马人随即将马其顿划分为四个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塞萨洛尼基被定为第二共和国的首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公元前146年，马其顿人因不满罗马的控制爆发了起义。起义被血腥镇压后，罗马决定一劳永逸，正式将马其顿合并为罗马马其顿行省(Provincia Macedoniae），塞萨洛尼基成为整个行省的唯一首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公元前42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内战中，塞萨洛尼基精明地站在了屋大维与马克·安东尼这一边,从此被帝国赐予“自由城市”的崇高地位，允许其保留原有的自治行政机构。</p> 离开博物馆，冒着酷暑，我们一路走回市中心。 出现在眼前的是加莱里乌斯宫殿遗址(Palace of Galerius)的断壁残垣。公元4世纪，这儿曾是那位罗马帝国东部副皇帝的权力和生活中心。 <p class="ql-block">离开废墟几百米处，就是那座名震天下的加莱里乌斯拱门(Arch of Galerius）。</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公元235年至284年间的短短50年里，罗马帝国先后换了二十多个皇帝，政局动荡的同时，黑死病肆虐、经济崩溃、北方蛮族与东方的萨珊波斯帝国同时大举入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太庞大了，面对四面八方的战火，一个皇帝哪怕殚心竭虑，也根本无法兼顾所有的边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公元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登上皇位，他将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每个部分设一个正皇帝 - 奥古斯都(Augustus)，一个副皇帝 - 凯撒(Caesa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东部正副皇帝分别是戴克里先和在塞萨洛尼基大兴土木的加莱里乌斯，西部正副皇帝分别是马克西米安(Maximian)和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 -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I)。</p> <p class="ql-block">这座拱门就是为了庆祝加莱里乌斯凯撒在“四帝共治”时期的一场史诗级军事胜利而建 - 他率领罗马军团在东部战场上彻底击败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军队，甚至攻占了波斯首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加莱里乌斯拱门的残存部分，但尽管历经两千年风雨，幸存的两根主柱的浮雕依然历历在目，鲜活依旧。</p> 这些浮雕从下往上，像连环画一样记录了那场远征波斯的过程，极具罗马晚期巴尔干雕刻艺术的张力。 <p class="ql-block">如果说拱门是加莱里乌斯向世人宣示功绩的‘巨幅广告’，那么位于其北侧的Rotunda(意为圆形大厅），则是他为自己定制的长眠之地，但由于这位副皇帝最终客死他乡，这座建筑一直闲置。</p> <p class="ql-block">Rotunda不仅是地中海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圆顶建筑之一，更是十六世纪以来多神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马其顿交融更迭的见证。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公元4-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将闲置的这座建筑改造为教堂。</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59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塞萨洛尼基后，又将其改建为苏莱曼·霍尔塔齐·埃芬迪清真寺(Mosque of Suleyman Hortaji Effendi),他们还在主建筑旁筑起了一座高耸的宣礼塔，这也是今天塞萨洛尼基市区内唯一幸存并完好保留至今的宣礼塔。</p> <p class="ql-block">虽然论绝对体量，它屈居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之下，但其在东罗马建筑史上的地位依然无可替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它是东罗马极其罕见的“纯古典罗马”建筑，由于拜占庭中后期的教堂开始全面转向精巧、紧凑的东方“十字圆顶”风格，像Rotunda这样保留了罗马帝国早期宏大、开阔、浑厚空间感的巨型建筑，绝无仅有。</p> <p class="ql-block">Rotunda里最壮观的，是穹顶和壁龛拱顶上的早期基督教马赛克壁画，它们采用金箔、银箔、彩色玻璃和小石块拼贴而成，奢华至极。</p> <p class="ql-block">虽然穹顶最中心的画面早已大面积剥落，但根据残留的轮廓可以看出，原本这里描绘的是荣耀基督，他被展翅的天使和代表天穹的斑斓彩虹紧紧环绕。</p> 虽然Rotunda曾经作为清真寺长达400多年，但如今除了旁边孤零零的宣礼塔，再也找不到一丝伊斯兰教的痕迹。<br> <p class="ql-block">塞萨洛尼基于1912年的第一场巴尔干战争中被希腊军队收复后，为了抹去长达四个世纪的“异族征服痕迹”，希腊官方迅速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净化”运动 - 几乎所有被改成清真寺的建筑，祈祷神龛、宣讲台、带有阿拉伯书法的字牌以及地毯，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拆除、剥离或付之一炬。</p> 这种对于异教文化的狭隘，绝不是古典地中海文明多元、融合的底色，更多的是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强行涂抹上去的色彩。 作为早期基督教走向欧洲的重要桥梁，塞萨洛尼基在世界宗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div><br></div><div>公元50年左右，使徒保罗踏上这片土地，亲手建立了欧洲最早的基督教社群之一，其后写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更成为了《新约》中最古老的文献。尽管此后的两百年间，信徒们在罗马帝国的铁血统治下经历了残酷的地下殉道时期，但信仰的火种却从未熄灭。</div>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在此颁布了著名的《塞萨洛尼基敕令》，正式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彻底拉开了这座城市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的序幕。<br><br>1600多年的岁月，给这座城市留下来无数璀璨的教堂。<br><br>1988年，塞萨洛尼基有15处遗迹，除了前面提到的Rotunda，其余大部分都是教堂，它们作为“塞萨洛尼基的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古迹群”(Paleochristian and Byzantine Monuments of Thessaloniki)共同入选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 建于14世纪的救世主基督教堂(Church of Christ Saviour)是其中之一。 这座教堂建成于“巴列奥略王朝文艺复兴时期”(Palaeologan Renaissance），当时的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走向黄昏，国土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断蚕食，顾此失彼，但帝国的文化和建筑艺术却迎来了绝美的回光返照。由于国家财政崩溃，教会和贵族无力再修建早期宏大的巴西利卡教堂，这一时期的建筑大多转向了精巧的私人性质礼拜堂。 <div>公元143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塞萨洛尼基以后，把全城几乎所有的拜占庭教堂都改造成了清真寺，但这座教堂由于隐蔽在居民区且规模较小，逃过了被改建的命运。</div> <p class="ql-block">在塞萨洛尼基15处璀璨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圣索菲亚教堂(Church of St. Sophia)的地位极其特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它是君士坦丁堡(如今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外，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穹顶巴西利卡”建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的那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帝国不容挑战的“太阳”，那么塞萨洛尼基的这一座，则是帝国最完美的“月亮” - 它不仅全盘承袭了前者的艺术衣钵，更成为了整个拜占庭建筑史上关键的“承前启后”之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它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比首都的那座晚了整整两百年，因为第一座圣索菲亚教堂体量太庞大、施工难度太高，在帝国中后期根本无法复制，塞萨洛尼基的建筑师们便将“穹顶+长方形大厅”的宏大概念，浓缩并固化成一个规范，启迪了后期拜占庭世界随处可见的“十字圆顶教堂”。</p> <p class="ql-block">推开沉重的木门步入正殿，千年的历史顿时迎面袭来。仰头是九世纪来灿烂至今的黄金穹顶，举目是十九世纪大火后幸存的寂静长厅。一盏巨型吊灯如同一颗耀眼的彗星，从天国低垂向凡间的木椅。</p> 抬头仰望，穹顶铺满了金箔，在烛光的照耀下，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 在拜占庭美学里，这被称为“没有阴影的天国圣光”。 此时，空间不再只是建筑，而是一场由红砖、马赛克和光影编排千年的神曲，它令每一位访客都会在圣像壁前的烛光里，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在公元8世纪圣像破坏运动期间，圣索菲亚教堂圣坛后殿的马赛克被强行铲除，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运动结束、圣像崇拜恢复后，画师们又在十字架下拼贴了“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我们在塞萨洛尼基的酒店位于市中心，为了停车，又折腾了许久。 在酒店休息了一会，LD说，咱们去城墙上看看落日吧。 从酒店到古城墙，虽然不到3公里，但因为一路都是上坡，徒步需要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走上山顶，这儿有一座修道院 - 弗拉塔德斯修道院(Vlatadon Monastery)。 它是15处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古迹中，自14世纪建立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始终有僧侣修行的唯一一座拜占庭修道院。 修道院由来自克里特岛的弗拉塔斯兄弟(Dorotheos和Markos Vlatis)于14世纪共同创建,他们是当时塞萨洛尼基大主教、静修派神学泰斗圣格里高利·帕拉马斯(Saint Gregory Palamas)的忠实弟子。这座修道院在建立之初，就是东正教静修派在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大本营。 塞萨洛尼基沦陷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后，由于修道院的僧侣在围城期间为土耳其军队提供过关于城市水源的协助，苏丹穆拉德二世在破城后给予了修道院极为罕见的皇家特权，他不仅允许其保留隐修院的功能、免遭改为清真寺的厄运，甚至还派兵驻守保护。<br><br>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它成为风雨飘摇中守护希腊文化与信仰的避风港。 我们进入修道院的时候，里面正在做弥撒，闲人免进，但隔着门槛，我依然可以瞥见里面虽然陈旧，却依然金光闪闪的圣像。 如今的弗拉塔德斯修道院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像是一座悬浮在塞城上空的绿洲。 走进修道院洒满阳光的庭院，我们突然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原来这里常年饲养着一群美丽的孔雀。<div><br></div><div>在东正教中，孔雀被视为灵魂不朽、复活与天国荣耀的象征。它们在古老的石墙和橄榄树之间自由漫步，为修道院增添了一抹空灵、神秘的气氛。</div> 宁静的暮色下，两位修道士旁若无人，倚栏而坐。<div><br></div><div>同尊一位精神祖师，让塞萨洛尼基的弗拉塔德斯修道院与百里之外的迈泰奥拉，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同气连枝、相辅相成。前者深居都市，专注于隐修理论的总结、手稿的抄录与精神的垂范；后者则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道场 - 无数在塞萨洛尼基领受了“静修派”洗礼的修士，为了追求那份更纯粹的灵魂寂静，最终都会选择一路向西，将自己彻底隐入迈泰奥拉那片拔地而起的乱石丛林。</div> 修道院的对面，就是塞萨洛尼基古城墙。 最早的城墙由马其顿王国的卡山德修筑，后来加莱里乌斯皇帝又在此营建行宫，对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加固，奠定了今天城墙的基本走向。 虽然古城墙也属15处世遗之一，但却没有几个游人，LD升起无人机，给我们仨来了张合影，把塞萨洛尼基的美好，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下山的路上，我们走入这家百年历史的餐馆，在这儿，儿子品尝到他最喜欢的海鲜奶酪。 走回市区，街上已是一片夜色，LD对儿子说：“今晚睡个好觉，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亚历山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