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杨家钏口述

顾太健

杨家钊，1952年4月份生于湖北钟祥，1973年应征入伍，服役在铁道兵八师。

　　杨家钏口述：1952年4月15日，我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旧口区熊桥乡山湖五队（现更名为窑锋村五组）——后来才知道，这地方如今属钟祥，但与京山、天门、荆门（现沙洋）、四县交界，方圆上百里的芦苇荡，过去是出了名的“四不管”：行政管不着，治安管不全，连路过的商贩都要绕着走。老人们说，早年间这里是土匪藏身的“野洼子”，直到解放后，全国闻名的沙洋劳改一农场在此扎根，枪杆子与红色标语才慢慢压住了乱局。

我的父母皆是一对热血青年，十五六岁便结了婚，在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听说北面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专门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她们就偷偷离开了家北上参加了革命队伍。部队南下时，发现七里湖敌情复杂，得知她俩是本地人，情况比较熟悉，便把她俩留下，组织土改清匪反霸，建立地方政权。解放那年，他们领着工作队搞土改、清匪反霸，斗地主、查暗哨，没多久就成立乡政府，并成为乡里的“主要领头人”。母亲常把我裹在她染着蓝靛的粗布衫里开会，我至今记得她嗓音里的火：“等娃们长大，再不用怕天黑有人砸门！”

可命运的恶浪，偏在满街贴“人民翻身做主人”标语时拍碎了我们家。我一岁多那年，秋末的深夜，母亲突然喊肚子疼。父亲背起她就往农场医务室跑，可药还没煎好，她的手就凉了。后来民兵查出来，是村里的暗藏分子在井水里下了毒——母亲带着工作队的同志查匪情，多喝了几口凉水，便再没醒过来。

父亲的眼睛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七天瞎的。那天他去坟头烧纸，风卷着纸灰迷了眼，越揉越肿，原本明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明，最后竟什么也看不见了，乡亲们说，他是哭狠了，把心火都熬干了。从此，父亲的世界陷入一片黑暗，而我们兄弟俩的世界，也失去了最温暖的庇护，我们家只剩两个“半大人”：那年，哥哥才三岁，我尚在蹒跚学步。父亲摸索着用他那双曾为革命事业奔走的粗糙大手，担起了我们兄弟俩没有了母亲的照料，父亲双目不能视，我们的生活骤然跌入谷底。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伸出了援手，东家一碗米，西家一件旧衣，我们靠着“百家饭”一口口长大。政府也没有忘记这对为革命做过贡献却遭遇不幸的父子，定期的救济粮和微薄的补助，像冬日里的暖阳，勉强支撑着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当时我还小，父亲怕我跑丢——毕竟“四不管”的地界，丢个娃比丢头牛还难寻——就用根粗麻绳把我拴在堂屋的八仙桌脚上。绳子的长度刚好够我爬到灶台边够碗，却够不着院门口的老槐树。

那时候，山湖五队的冬夜特别长。我蹲在桌脚边，听着北风撞得窗纸哗啦响，摸黑啃父亲煮的红薯粥——米是乡里救济的，红薯是邻居刘婶偷偷塞给他的。没衣穿，我冻的只哭，脚腿疼烂直流黄水，父亲只好把我撸在怀里帮我取暖。哥哥比我机灵，会爬着去捡柴火，有回摔进泥坑，冻得直发抖，父亲摸着他湿透的裤腿叹气：“咱杨家娃，命硬。”

“命硬”的日子，全靠“百家饭”撑着。村东头何小妈见我光屁股，连夜纳了件碎布袄；西头杨叔打鱼回来，总往我家木盆里扔两条小鲫鱼；农场的干部路过，蹲下来摸我的头：“小钏子，要念书，将来替你娘看看新世道。”最难忘的是清明前后，家家户户蒸青团，母亲生前的“姐妹组”阿姨们轮着送，我捧着热乎乎的团子咬，总觉得那甜香里有母亲的影子。

父亲看不见，却把日子过成了算盘。他摸着我换下来的破衣烂衫，能说出哪块补丁是向家婶子的针脚，哪根线头是黄家大姐的手艺。有回我发烧，他急得用绳子把自己拴在我床沿，整宿摸我的额头，嘴里念叨：“小钏子，别睡，爸给你唱《东方红》……”那调子跑了十万八千里，我却攥着他的手，第一次懂了“亲人”不是热乎的饭菜，是凉夜里不肯松开的掌心。

长到10岁，我还没穿过一件“自己的衣裳”——全是百家接济的，前襟是张家的蓝，后摆是李家的灰，袖口磨破了，王爷爷拿旧军装给我接一段。可奇怪的是，我从不觉得苦。山湖五队的每道田埂我都爬过（虽然常被绳子拽得磕破膝盖），每个邻居的脾气我都能摸准（张婶爱唠叨但心软，李叔话少却总往我家送劈柴）。父亲的绳子解了又系，系了又解，等我学会自己认路回家时，他说：“小钏子，该自己去闯了。”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四不管”的地界，从来不是真的没人管——是母亲这样的热血者用命铺了路，是父亲这样的硬骨头用瞎眼守着家，是百家饭的温度焐化了“野洼子”的冷。我的童年被绳子捆着，可捆住的是身子，捆不住的是那些在苦难里递来的热望。

父亲虽然看不见，但他心里装着家国，也装着对我们兄弟俩沉甸甸的爱。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用他那摸索着的方式，给我们讲母亲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讲做人要争气，要懂得感恩。他的口头禅是：“咱不能忘了党的恩情，不能丢了良心。”

父亲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更是为了让我们兄弟俩活下去，也为了磨砺我们的意志，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和他一起，早晚帮生产队放牛、捡粪挣工分。我至今记得，天不亮，父亲就摸索着把牛牵出来，我紧紧跟在他身边，他用声音和触觉指挥着我，辨别着牛的动向。傍晚归来，我小小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篮子里是捡来的牛粪，也是全家赖以生存的微薄希望。

这，就是我的童年——被爱捆着长大的童年。

　　1961年的深秋，我蹲在生产队的晒谷场边数麻雀。十岁的个子刚够着石磨盘，补丁摞补丁的单裤在风里打晃，露出两条细瘦的腿——家里实在太穷了，父亲失明，行动不便，哥哥年幼，仅靠那点救济和工分，连条遮羞的裤子都难以凑出。听说公社小学招新生，我攥着父亲熬夜编的竹蚂蚱（这是他少数能独立完成的小玩意儿，也是我们兄弟俩少有的玩具），跟着隔壁水枝姐跑向村小。可教室门口的红纸上写着"衣衫整齐者方可报名"，校长捏着我的胳膊直摇头："光屁股小孩，回去让你爹做条裤子再来。"

那句话像根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幼小的心上。我愣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仿佛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嘲笑我的窘迫。我不是不懂羞耻，我只是……只是太穷了。回家的路上，我没哭，只是把头埋得低低的，踢飞了脚边的土坷垃。父亲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异样，摸索着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头。他的手很凉，却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第二天，便摸索着找出家里仅有的一点旧布，求村里的婶婶帮忙，东拼西凑，给我缝了条能遮住身子的裤子。虽然依旧打着补丁，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体面”的温度。

“不吃馒头争口气”——这句誓言，或许就是在那时，随着父亲无声的坚韧和那句刺痛我的话，一同埋进了心底。我暗自发誓，一定要读书，一定要出人头地，不仅是为了自己不再受那份羞辱，更是为了告慰九泉下的母亲，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为了回报乡亲们的百家饭和国家救济的恩情。父亲常说：“咱人穷志不能短，国家现在困难，能拉一把是一把，但娃的志气得自己立起来。”

1962年春，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教室。虽然依旧贫穷，但有了裤子，有了书本，我像久旱的土地遇上了甘霖。我拼命地学，如饥似渴。1963年期末考，我语文数学双满分。校长拿着成绩单找到父亲，父亲摸索着接过成绩单，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虽然他看不见上面的字，但他知道，他的娃有出息了。“这娃脑子灵，直接上三年级吧。”校长建议道。父亲蹲在牛棚边（他依然坚持放牛挣工分），摸索着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声音坚定：“听先生的，娃该往高处走。”

跳级后的日子更加艰辛。白天跟生产队割稻子，镰刀磨破了虎口，鲜血混着汗水；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烟呛得人直流泪，父亲就在旁边静静地坐着，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尽管他看不见）始终“注视”着我。父亲总说："牛要喂饱才有力气耕田，人要吃饱才有力气读书。"可他自己的晚饭常是半碗红薯粥，却总把节省下的玉米饼或窝头偷偷塞给我。上初中时，学校考虑我们家的特殊情况，要给我发助学金。父亲得知后，坚决不让要。他说：“国家也有难处，咱能自己挣的，就不麻烦国家。你星期天到附近工厂干临工去，哥哥也能搭把手。”于是，周末的工厂里，常能看到我和哥哥瘦小的身影，搬砖、扛花包、砸铁屑，换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和学费。上高中时，每天5分钱的生活费都得精打细算，剩下的，还是得自己去工厂干活挣。

但我从未觉得苦。每当看到父亲在黑暗中摸索着为我们兄弟操劳的身影，想到母亲的早逝，想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乡亲和国家，我便充满了力量。我只想着好好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好报效祖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也让那些曾经轻视我们的人看看，盲父养大的孩子，一样能顶天立地！

1966年夏，我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钟祥三中（旧口中学）。揣着录取通知书的那晚，父亲破例让哥哥买了半斤白酒，他摸索着端起酒杯，对着空气的方向（那是母亲和我们未来的方向）喃喃道：“娃，好好念书，别给国家丢脸，别给咱家人丢脸。”可谁也没料到，开学才三个月，“文革”的风暴席卷校园。大字报贴满走廊，课桌椅被搬去搭批斗台，我们这些“不董事”的孩子缩在教室角落，听着外面的口号声发抖。年底，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涌进学校。我背着铺盖卷跟着初二班的同学步行一天到钟样县城，在嘉庆皇帝为父亲修建的宫殿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和县一中的红卫兵一起挤上卡车，可到了武汉才知，串联要自带粮票和换洗衣物。我摸遍全身，只有父亲塞的五个鸡蛋和皱巴巴的五毛钱——那是他卖了半筐鸡蛋、求爷爷告奶奶才换来的。站在长江大桥上，北风灌进单衣，我咬着牙往汽车站走。路过书店时，橱窗里的《新华字典》闪着光，我站了十分钟，终究没舍得花那五毛钱，心里默念着父亲的话：“能省则省，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回到村里，我成了“逍遥派”。白天跟着社员挑粪、插秧，挣工分换口粮；晚上摸黑去三中老同学家借课本。李建国家的煤油灯总为我留着，他爹是校工，悄悄把旧教材堆在柴房。我蹲在柴火堆旁抄《代数》，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就把手伸进裤腰焐热再写。有回抄到《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墨水在纸上晕开，像滴未干的泪——原来读书不仅是为自己争口气，更是替那些像父亲一样受过委屈的人、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看世界，更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建设祖国，让她不再有苦难。

1969年秋，学校复课的钟声终于敲响。我揣着自学的笔记走进旧口高中，班主任翻着我的作业本直咂舌："这娃，比应届生还扎实。"那时家里依旧清贫，父亲依然坚持不拿助学金，让我每天放学后去砖窑背砖坯，挣三分工分；周末到镇办机械厂砸铁屑，换两毛钱买练习本。高中食堂的饭票要五分钱一张，我每天啃两个红薯抵早饭，中午打三两米饭就着咸菜，却总把“学习标兵”的奖状压在枕头下——那是我最金贵的勋章，是给父亲最好的慰藉。

1972年高中毕业，我背着铺盖卷，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兵刘指导员问："为啥要当兵？"我望着窗外掠过的麦田，眼前浮现出父亲摸索着前行的背影，浮现出母亲年轻时的笑脸，浮现出乡亲们淳朴的面容。“想让更多娃不用穿光屁股上学，想让像父亲一样的残疾人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想保卫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新中国，想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火车鸣笛时，我摸出贴身的蓝布书包，里面装着小学到高中的课本，还有张泛黄的纸条，是父亲用铅笔写的（他在乡政府工作时参加了一年的文化补习班）：“娃，读书不是为了躲苦，是为了让苦有处说，让甜有处落，更要紧的是，别忘了本，要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