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轶事（九）‍——巴黎之春与金边之夏

流年

维和轶事（九）

——巴黎之春与金边之夏

柬埔寨的全称是柬埔寨王国，东南亚一座被时光与战火反复打磨的文明古国。她的文字像泰文的祖宗——当地人常说，柬文是长着头发和腿脚的泰文；她的音乐与舞蹈带着湿热的泥土气息和寺庙香火的味道；她的寺庙、壁画与石刻，每一道凿痕都在诉说一个伟大族群的兴衰沉浮。扶南文明与高棉文明（亦称吴哥文明）在此绽放，被公认为东南亚五大古代文明之首。柬埔寨坐落在中南半岛腹地，东接越南，西邻泰国，北靠老挝，南面暹罗湾；洞里萨湖像一池天然鱼仓，湄公河蜿蜒北来，又携着泥沙与希望奔流入海。然而，自十三世纪末以降，暹罗和越南等强邻轮番侵扰，王都几度东迁，国势如退潮般渐次衰落；那座壮丽无双的吴哥古城，最终被亚热带密林的藤蔓与雨水吞没，在几个世纪的遗忘中低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这片土地陷入更深的漩涡——一九七五年红色高棉执政，带来难以计量的人道创痛；一九七九年越南军队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扶植金边政权，而红色高棉等各派抗越武装退入边境丛林，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国家被撕成几块，十余年内战不止。

冷战落幕，全球冲突的火苗渐次熄灭。在联合国、东盟和国际社会的合力斡旋下，柬埔寨四方——金边政权、红色高棉、西哈努克民族主义派、宋双派——于一九九一年十月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约定经由联合国监督的全国大选，走向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一九九二年二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这是当时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权限最高的维和行动——它直接接管柬埔寨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核心行政权，监督停火，解除各派武装，并在一九九三年组织完成制宪选举，为这个饱经苦难的国家铺出一条重返和平的坎坷之路。

巴黎协定的春风吹到了金边。湄公河的水面浮起一层暖融融的金色晨光，可河岸上被战火烧焦的、浸透鲜血的土地仍隐隐地弥散着战后的青烟和血腥味。和平像一张薄纸，签署容易，守住却难——稍有不慎，便成一纸空文。红色高棉从一开始就盯着人民党武装，因为那是越南扶持的政权，而人民党凭着势力强大，根本没有遵照和平协定的要求解除武装，致使红色高棉公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大选，并用枪弹与地雷回应维和部队和人民党军队。这也就难怪，与我同组的那位印度少校阿西姆，接到给红色高棉送信的任务时，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柬埔寨大选筹备与实施的几个关键节点，像一根绷紧的弦上的刻度：

· 投票站选址勘察启动，确定一千四百五十个站点（含流动投票站）：一九九二年十月；

· 全部选举物资配送就位：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

· 投票站搭建、人员全部到位：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投票前一日）；

· 正式投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那段筹备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责是社会安全调查——像猎人巡护林间陷阱，排查一切可能对投票站发动恐怖袭击的风险。每天巡逻的工作量陡然增加，工作区内每一个投票站都需巡访，并把最新动态报回战区。与印度连的联合行动也越来越密，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要去罗博少校那里交换巡逻情报。

五月的柬埔寨，热浪像一头看不见的猛兽。一天，我越野车上的空调彻底罢工了。车窗大敞，吹进来的风却仿佛从炼钢炉口喷出的热焰，裹着尘土和发动机的燥热，贴着皮肤灼灼地舔炽。我穿着厚重的迷彩服，脚蹬作战靴，全身像被汗泡透的一团棉花。到了罗博少校的办公室门口，我顾不得体面，脱下靴子向地上一倾——“哗”的一声，汗水在水泥地上溅出一小滩暗色的水印。罗博少校瞪圆了眼，眉毛几乎飞到额角：“天啊，刘少校！你是从火炉里爬出来的吗？”他随即扭头朝门口喊道：“卫兵！”一个满脸胡须、年纪比我还大的士兵应声而入，跺脚立正，房子都跟着微微一颤：“Yes, Sir!”“带刘少校去冲个凉！”我心里一热——正巴不得呢。那大胡子引我到厕所旁的洗漱间，递过毛巾和洗涤剂，然后像一尊雕像守在门口。凉水冲下的瞬间，全身每个毛孔都在尖叫；那一场冲凉，几乎把我从中暑的悬崖边拽了回来。许多年后，我仍记得那水流打在滚烫皮肤上的滋味——那是维和生涯里最朴素、最奢侈的清凉。

由于红色高棉拒绝参选，联柬机构最终决定排除这一派，继续组织由其余三方参加的全国大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它守住了巴黎协定的尊严，也守住了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利益，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一次难得的成功范例。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准备，大选定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拉开帷幕。

五月二十一日，投票前两天，我奉命回金边汇报工作。我把越野车留给阿西姆，独自骑上雅马哈越野摩托，沿尘土飞扬的公路向金边赶去。途中正好路过磅湛省的斯昆镇，那里驻着中国工程兵大队的一个连队。我拐进去，想问有没有信件或文件要捎回金边——我顺路，可以带过去。战士们摇头说，刚有人回金边，已经把信件带走了。我在连队喝了一碗凉水，歇了歇脚，便重新跨上摩托继续赶路。当晚二十二时四十分，两发火箭弹呼啸着钻进这个连队的营房，炸死了两名工兵连战士，另有七人受伤。那个黄昏的告别，竟成了永别。

五月二十二日，我从金边返回前线。五月二十三日，全国大选正式启动。磅湛省的一个投票站当天便遭到红色高棉武装袭击——那时我正在其他站点巡逻，电台里传来U305组急促的通报声，每个人的心都一沉，不知会对正在进行的大选有何影响。直到五月二十八日投票结束，联柬机构共记录下二十五起针对平民和选举人员的袭击，三十二起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袭击；累计两百人死亡，三百三十八人受伤，一百一十四人被绑架。红色高棉的幽灵夜夜出没，潜入村庄威胁选民，在公路上埋雷设伏，伏击选举运输队伍；多名国际和本地选举工作人员在筹备阶段便倒在岗位上，由于人员牺牲过多，大选一度濒临取消。而中国工程兵大队驻磅湛部队的牺牲名单上，永远刻下了陈知国、余仕利两个年轻的名字。大选如走过了薄冰，心惊肉跳地到达了彼岸。

六月十日，选举结果公布。那是怕什么来什么的结果。因为谁都知道，洪森派有最强大的武装，如果洪森派获胜，政权交接便可顺理成章，毫无阻碍。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都在掂量着事情的轻重。空气变得凝重，欢愉轻松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绷紧的面孔和压低嗓音的交谈。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人，隐隐嗅到了暴风雨前那股沉闷的气压——谁都知道，选举结果只是第一颗棋子落盘，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