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三）

一帆风顺

1970年，我尚且不满两岁，家中却迎来了第一份来之不易的收入，那是父亲亲手挣下的第一桶金。

那时父亲潜心钻研手艺，自制了三杆木秤。我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杆秤的模样，秤钩只是简单的铁丝弯折而成，做工朴素简陋，却做工精细、计量分毫不差，极为精准。后来爷爷带着这三杆亲手制作的木秤赶集售卖，一共换回了六元二角钱。其中第一杆简易木秤，以一元二角的价格卖给了村里的一位大妈，剩余两杆共卖得五元。

在那个物资匮乏、度日维艰的年代，六元二角已是一笔不菲的巨款。要知道，当年我们全家十几口人，热热闹闹过一个年，全部开销加起来都不足三元钱。一家人本以为，靠着父亲踏实的手艺，往后的日子便能慢慢好转、苦尽甘来。谁也未曾料到，好日子尚未开端，一场无妄之灾便骤然降临。

父亲做秤售卖、挣得收入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没过多久就被村里的当权者得知。一夜之间，平静的生活彻底破碎。爷爷被强行拉上全村大会公开批斗，白天全家人辛苦劳作、流汗出力，夜晚还要顶着疲惫，在村里的饲养室参加批斗大会，承受无尽的羞辱与打压。而爷爷莫须有的罪名，仅仅是纵容儿子搞“投机倒把”。

每场批斗结束归家后，父母总是相拥落泪、满心委屈与绝望。一家人勤恳本分、踏实度日，从未做过半分错事，却无端遭遇横祸。无数个深夜，一家人辗转难眠，只能暗自悲叹，想不通为何命途多舛，更惶恐往后的日子该如何熬过。

旁人或许不解，我们家是根正苗红的贫农成分，世代忠厚老实，为何会无端遭受这般打压？根源便是爷爷头上那顶莫须有的“帽子”。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有“地、富、反、坏”四类管制对象，爷爷被硬生生安上了“坏分子”的罪名，从此常年被打压、被针对。可这顶压了我们家十余年的帽子，由来荒唐又心酸，不过是一句真话换来的半生屈辱。

爷爷一生性情刚正耿直、心怀正义，为人敢作敢当、坦荡磊落。用父亲的话说，爷爷只是性子刚烈、不善圆滑，平生从未欺凌乡邻、作恶害人。偶尔的易怒冲动，皆是常年负重养家、生活重压所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夏收农忙将至，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尾声，队长再三叮嘱，让所有家长管束好家中孩童，不许到集体田地捡拾麦穗。叮嘱完毕后，队长询问众人是否还有补充。

心怀坦荡的爷爷直言一句：“村干部也要管好自己的孩子。”

就这一句公道正直、实事求是的话，当场触怒了在场的生产队长。队长当场震怒，当众蛮横宣判：“从今天起，给张某某戴上坏分子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一句忠言，一顶冤屈帽子，就此改写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从此，爷爷成了村里被管制的“四类分子”，无端背负污名，受尽冷眼与批斗，整整屈辱了十余年。直至1978年全国统一摘帽、政策平反，工作组核查档案时才愕然发现：爷爷的档案清白干净，没有任何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记录。不仅毫无过错，解放前的爷爷还曾冒着风险，秘密掩护过地下党员，是对乡里有功之人。

可真相昭雪的那一刻，终究来得太晚。

十余载的屈辱与磋磨早已无法挽回，岁月的伤痕早已深深烙印在一家人的心底。这位善良正直、一生磊落的老人，白白承受了十余年的不公迫害与身心煎熬。

更让人痛心的是，爷爷的六位子女，皆因这顶莫须有的帽子受到终身牵连。升学求学、招工就业、参军入伍，所有改变命运的出路尽数被堵死。孩子们纵使心怀期许、勤恳努力，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落空，半生前途尽毁，令人悲痛惋惜、难以释怀。

那个特殊的年代，像爷爷这样蒙冤受屈、无辜被迫害的乡邻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大多命运凄惨、结局悲凉，许多人都没能熬过那段黑暗岁月，中途含恨离世。有人积劳成疾、久病不治，有人不堪屈辱、含恨自尽。我记得同村一户人家，家中老人遭常年批斗折磨，最终抱病而亡，老人的三个儿子也接连遭遇不幸，或病或饿，匆匆离世，年纪最大的也未能活过三十岁，一家尽数凋零，结局凄惨至极。

相较之下，爷爷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咬牙熬过了最黑暗、最屈辱的十余载，终究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曙光。在那段风雨飘摇、受尽打压的艰难岁月里，爷爷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凭一己之力咬牙撑起整个家，将六个子女全部抚养成人。

1990年1月15日，操劳一生、坦荡一生的爷爷安然离世，享年七十三岁，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也算得以善终。

世事轮回，善恶终有报。当年那些罗织罪名、构陷好人、肆意作恶的人，晚年大多不得善终，多数突发急病、暴病离世。少数留存于世的人，也因当年的恶行遭乡邻唾弃，余生孤寂冷清、无人问津，最终落寞终老。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轮回，从来不会辜负善良之人，也从未放过作恶之徒。回望祖辈的坎坷岁月，更让人懂得清白立身、忠厚传家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