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br></div><div> 自从那封举报信使我未能被推荐出去之后，离开中学的念头便像一粒沙子，落进了鞋里，走路时却总能感觉到它。如今既有机会调往宣传部，自然求之不得。我对倪文才部长直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能走最好；若最后走不成，别人难免会说我有什么问题，考察没过。<br><br> 好在上级文件虽然强调原则上不再从学校抽调教师，但也留了一个口子：县级机构改革确需人才者，可以例外。倪文才部长正在做文教局的工作。整个调动过程中，我只主动找过他这一次。不是我多么超脱，而是从他那次谈话里，我已看出一种少有的持重：原则、灵活、程序、纪律，他都顾到了。我深知此理，便不再多问，唯有耐心等候。</div><br> 红旗中学教室 既然要走，便要把学校这边的环节处理好。我去找刚调来不久的曹韵余校长，若文教局征求学校意见，希望他不要表示留我。曹校长1943年起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了新中国地方政权的筹建工作。50年代从滁州地区人民法院院长岗位上到高邮工作，先后主持创办了三垛中学和临泽中学。<div> </div><div> 曹韵余校长对我很关心。他对我说，在校的77级、78级大学生中，学校是重点培养我的，还准备发展我入党。但他表态，若组织上真要调动，他不会不同意，并安慰我说，即使不能调走，在学校仍有发展前途。其后我又去找邱谨耕、赵芳校长，请他们支持我调离。</div><div><br data-filtered="filtered">然而，县文教局却卡着不放。既有政策作挡箭牌，也有现实考量：学校师资本就紧张，谁肯眼看着骨干教师被机关抽走？机关与学校的人才之争，往往便是这般拉锯。暑假里，调动迟迟没有消息，我以为此事多半黄了，便安下心来在家备高三的课。<br><br> <br data-filtered="filtered"> 8月13日上午，我在县人民医院大门内偶遇倪文才部长，问起此事还有没有希望。他倒很诧异，反问我：“你不知道吗？县委组织部调令早到文教局了。”原来前段时间宣传部和文教局一直在商量我的调动，文教局杨定安局长坚持不同意，事情便卡住了。为了不再让事情拖泥带水、节外生枝，倪文才部长索性让组织部直接下调令，这样文教局才不得不同意放人。直到8月25日，我才接到文教局通知，27日去办理调动手续。</div> 这段经历让我对“任人唯贤”有了更深的体悟。“任”字之前，常有一个现实前提，便是“认”。你得先被看见，先进入某些人的视野，后面的“贤”才有被验证的机会。世上哪有完全陌生的伯乐？多数人才之被发现，本就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开始。问题只在于：你知道他，是因为私情，还是因为公事；你用他，是为成全公器，还是为经营私门。<br><br> <div>唯一让我至今略感遗憾的是，调动时学校正值暑假，我没能和学生正式告别。机关调动手续可以补，唯独那一场与学生的面对面告别，错过了便再也补不上了。</div><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