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蜊壳摞到第九个

滇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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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号：513265547

作者：滇兮

那年夏天，青岛的蝉叫得比往年都欢实，像是要把几十年的闷气一口气吐干净。正家从副处的位置上退下来快半年了，我回青岛看老娘，他第一时间就约我吃饭。他选在八大关那家鲁菜馆子，靠窗的位子，能看见海，但海被树挡着大半，只能看见几道忽明忽暗的光。

正家还是那个正家，头秃了大半，腰板倒挺得直，点菜的时候手指头在菜单上戳来戳去，像在批文件。他点了葱烧海参、油爆螺片、辣炒蛤蜊，又加了两瓶青啤，然后往椅子背上一靠，说："这些年，咱俩见面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

我说是，都忙。

他说："你忙，我也忙。你忙着在京城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文章，我忙着在安全系统里看那些不能让人知道的事。到头来，忙的都是些虚的。"

我说菜还没上，你先把虚的放下，咱聊点实的。

他把啤酒打开，给我倒了一杯，自己又倒了一杯，泡沫漫出来，流到桌面上，他用手指头划了一下，往地上一甩，那个动作利索得很，像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然后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眼睛看着窗外的树，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前阵子，我翻以前的相册。翻到一张照片，咱俩在崂山顶上照的，那年我十八，你十九，咱俩都穿着发白的军装，头发被风吹得跟草似的。"

我说我记得那张照片，拍照片的是你爸，他那天骑自行车载咱们到山脚下，在路边摊买了两根冰棍，一人一根，后来冰棍化了，滴在你爸的后车座上，一个白点，擦不掉。

正家笑了一下，笑得有些勉强。他说："我爸这辈子就给我买过那一回冰棍。他是厂里的八级钳工，手糙得像砂纸，但他买冰棍的时候，跟柜台后面的人说，'给我拿两根最好的，我儿子带同学爬山。'他那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

我说你爸是个好人。

他说是，可是好人不顶用。好人只能当工人，好人的儿子也只能从工人开始往上爬。正家爬了四十多年，爬到副团，退役后在副处位置打转转，直到退休。到头来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工人的儿子，骨子里还是那股机油的味儿，洗不掉。

服务员端上海参，打断了话头。他夹了一筷子，嚼了半天，说这海参发得不够透，软塌塌的，没嚼头。我说你以前不挑这些。他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见了海参跟见了祖宗似的，现在吃多了，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然后他忽然话头一转，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漫不经心地说："对了，你说当年你在云南前线的时候，怎么就能考上那个大学的？那地方我去过，热得被子能拧出水来，蚊子有苍蝇那么大，晚上躺下能听见自己骨头里的湿气在响。"

他这话问得轻巧，跟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似的。但我听得出来，那轻巧底下有东西，像冰面下的水，你看不见流，但它确实在动。

我说那地方确实苦。帐篷搭在红土上，一下雨地上全是泥浆，走路得踩着砖头，不然鞋子就陷进去。白天训练，晚上站岗，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背书。书是托人从杭州带过来的，用塑料纸包了三层，怕受潮。晚上点煤油灯，灯光昏黄，蚊子往脸上扑，拍死一个，手心里一摊血，分不清是它的还是自己的。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说昨天吃了碗炸酱面似的。其实那些日子苦得很，但时间这东西最会撒谎，它把苦的给你腌成了咸的，咸的又给你晾成了淡的，到最后你回想起来，只剩下一股若有若无的味儿，让你分不清是真是假。

正家听着，手里的筷子搁下了，蛤蜊壳在盘子里摞了七八个，他一个一个地数，数到第八个，忽然开口了。

他说："你那时候是挺不容易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老家那些人，他们也不容易？"

我说当然想过。

他说："我那时候也在考学。下乡知青，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家看书，我爸把唯一的电扇给我吹，他自己在城里摇蒲扇，满头大汗。那电扇是国产的，三片叶子，一转起来嗡嗡响，跟飞机起飞似的。我就在那嗡嗡声里做题，做错了就撕了重来，纸撕了一地，房东大婶第二天扫地，一边扫一边叹气。"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看那台老电扇还在不在转。他说着说着，话头忽然低下来，像是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分量，还得再往下挖一挖才够本。

"可你不知道的是，"他慢慢说，"我家那会儿，不止我一个。我上头三个哥姐，下头四个弟妹，八个孩子，一张桌子吃饭，筷子伸出去都打架。我妈蒸一锅窝头，一人一个，刚够数，可三姐胃口大，吃完自己的还饿，偷偷掰了五弟的半拉，五弟不敢哭，蹲在灶台后面啃手指头。我爸看见了，什么都没说，把自己的那个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塞给五弟，一半塞给三姐，自己喝了碗稀的，稀得能照见人影。那碗稀的，他喝了半辈子。"

我听着，没说话。

"我考学那会儿，家里没地方给我放桌子，我就在炕沿上趴着写。炕上睡着我三个弟妹，他们挤成一团，脚丫子顶着我的腰，一翻身就把我的卷子蹬到地上。我也不敢吭声，吭声了我妈就得起来哄，她白天在街道糊纸盒，手指头全是口子，夜里好不容易能歇一歇。我就在那脚丫子的气味里做题——汗味儿、土味儿、还有我弟尿炕的潮味儿，混在一起，跟发酵了似的。后来我闻到什么味儿都不觉得臭了，什么味儿都比不上我炕上的那个味儿。"

他把蛤蜊壳摞到第九个，那个壳立不住，滚下来，掉在桌上，又滚到地上，啪的一声，碎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说："碎了。"

他说："可我考上了师范。那师范是吃饭不要钱的，一个月还给八块钱补助。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爸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丰收烟，抽完把烟屁股摁灭了，说，'老四，你出息了。八个里头，你是头一个吃上公家饭的。'他说完，把剩下的半包烟塞给我，说，'拿去给你同学抽。'那半包烟，我没舍得抽，藏在枕头底下，藏到发霉。"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还是平平的，可是说到"发霉"那两个字，他的声音忽然抖了一下，很轻的一下，像电扇的叶子擦到了什么。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把那抖压了下去。

然后他说："可你考上的那个大学，比我那个师范响了不知多少倍。我们家八个孩子加在一起，都没人敢想那个学校。可我认识的人里头，有人考上了。"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蛤蜊壳被他一个一个地摞起来，又推倒，哗啦一声响。他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那眼神里有东西，很复杂，像一锅煮了四十年的杂烩汤，什么味儿都有。可在这所有的味儿底下，有一层底味，那底味是——他看着我，永远是仰着头看的。

这个习惯，从他十八岁就开始了。他比我小几个月，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就用那种眼神看我。那时候我还不懂，后来懂了，那是一个八个孩子的工人家庭里长大的老四，看一个干部家庭孩子的眼神。那眼神里含着五分羡慕、三分亲近、一分不甘，还有一分——那是刻在骨血里的，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尊重。

那种尊重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他够不着的那种人。他够不着，所以他尊重。这尊重跟他后来当上副处、管过案子、威风气派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条件反射，跟他爸在柜台前说"给我拿两根最好的"时的语气一样——知道自己在谁面前，知道该用什么姿态。

他跟着我，因为我认同他。我带他玩，我跟他称兄道弟。这让他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可他心里头一直有个坎儿，那坎儿就是——他始终觉得，我的那些认同，是往下给的。是我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可以"。我蹲下来了，可我还是站着的那个人。

他今天要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把他这四十年的仰头，变成平视。哪怕只平视一秒钟，他也值了。

他说："你那时候是挺不容易的。可我老是想——你要是没有你爸，没有你家那些条件，你能考上吗？后来我自己跟自己说，不能这么想。你是你，我是我。你当我是朋友，我就当你是朋友，朋友之间，不该问这些。"

他说"你当我是朋友"的时候，语气里还是带着那种尊重的底味。他这辈子跟我说话，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今天要说，也得先说"你当我是朋友"——好像我认可他，比他自己认不认可自己还重要。

我说："你现在问了。"

他说："现在不是朋友了。现在是两个退休老头，在青岛的苍蝇馆子里喝啤酒。我问你，是想把这事儿翻篇。"

我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那几道海光被云遮了，天暗下来，服务员过来开了灯，白炽灯哗地亮了，照得正家的脸一片惨白。我看着他那张脸，那张跟了我半辈子的脸，忽然觉得陌生得很。我认识他四十年，他出过海，管过人，审过案子，在系统里威风凛凛，可他坐在我对面的时候，还是那个在崂山顶上照相的少年，那个少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羡慕，羡慕里又藏着点儿什么，那点儿什么我今天才看明白——是恨。

不是恨我。是恨我生来就有的那些东西，那些他再怎么努力也够不着的东西。他爬到副处，以为自己够着了，可一回头，发现我还在他够不着的地方。于是他只能往回想，想当年，想那个在脚丫子中间做题的自己，想那个在电扇底下做题的自己，然后告诉自己——他考不上，不是因为笨，是因为八张吃饭的嘴、三个蹬他脊梁的弟妹、还有那一炕的潮味儿。

这个念头，陪了他半辈子。这个念头，让他能继续跟我做朋友。这个念头，是他的保命符。

我把杯里的酒干了，说："正家，你信不信，我那会儿在前线，没有路子。我只有一本书，一盏灯，一包蚊香，还有满身的红土。我考上，是因为我不敢考不上。那地方太苦了，苦得你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跟自己说，你得离开这儿。怎么离开？只有考试。"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风淡云轻的，跟说昨天吃了碗炸酱面似的。其实那会儿我差点没考上，在考场上发高烧，烧得看卷子上的字都是重影的，监考的老兵给我倒了碗热水，我喝完继续写，写完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这些事我没跟正家说过，今天也不想说。因为说了他也不会信。他只会觉得，那是我的"路子"在给我铺路。

正家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他摇头的时候，忽然身子往前倾了倾，像要说什么很重要的话。他张了张嘴，先说的却是："你喝完了没？我再给你倒一杯。"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用那种"我在照顾你"的语气。他这辈子跟我在一起，永远在照顾我——倒酒、夹菜、递烟、买单。他用这个方式，把他的尊重藏起来，假装是两个人平起平坐。可他掩饰得太好了，好到他自己都信了。

他给我倒上酒，才接着说："你能这么说，说明你不在乎了。我要是能像你这么不在乎，我也就好了。"

我说："在乎不在乎的，不都是活着。"

他说："不一样。我活了一辈子，都在证明一件事——证明我配得上你们这些人。你们去哪儿我跟着，你们说什么我附和，你们觉得我行，我才觉得自己行。可到头来，你们还是你们，我还是我。你那大学，你那文章，你那京城的朋友圈，我永远进不去。就像我爸那车后座上的冰棍印子，擦不掉了。"

他说到最后一句，声音低下来，低得跟蚊子似的。那只蚊子像是从前线飞来的，嗡嗡地在他嘴边绕着，他也不赶，就那么让它在脸上趴着。

我没再说什么。有些话，说透了反而伤人。他需要那个"路子"的说法，那就让他留着。我若硬要掰开他的手，把真相塞进去，他会攥得更紧。何况他攥了一辈子，那份尊重已经长进肉里了。我一掰，肉会裂。

临走的时候，他抢着把账结了，说这回他请。我说好。他说下回还在这儿，还是海参、蛤蜊、青啤，还是那个靠窗的位子，只要这馆子开着。

我说好。

他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头，说："其实我知道，你是自己考上的。我在部队多年，知道军营有多艰苦。我说那些话，不是因为不信你，是因为我要是信了，我就没话说了。"

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那补的一句，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还有，我那些年跟着你，不是因为想沾你的光。是因为你从来不嫌我。你蹲下来拍我肩膀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心里头……是暖的。"

他走了。背影在路灯下拉得老长，还是那个腰板挺直的副处级干部，风把他剩下的头发吹得往后飘，他用手拢了拢，没拢住，就那么敞着。

我站在馆子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八大关的树影里，心里头想起那个作家刘震云写过的那些人物，那些一辈子在找一句话的人。正家找了一辈子，找到退休，找到我面前，找到那盘蛤蜊壳碎了一地，才终于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那句话是——我不如你，可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可我也想让你知道，我的脖子酸了。

他走了以后，我把桌上那第九个蛤蜊壳的碎片捡起来，搁在烟灰缸里。那碎片的边缘很锋利，像片刀子。我想了想，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我打车回家。车上，司机放着九十年代的老歌，是那个"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那调子软绵绵的，跟正家的往事一样，说出来沉，咽下去又轻。

我到家，开了门，屋里黑着。我没开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脑子里全是红土、煤油灯、电扇的嗡嗡声、还有正家那张惨白的脸。还有他说的那个炕——八个孩子，一锅窝头，三姐掰了五弟的半拉，五弟不敢哭。还有正家趴在炕沿上做题，六弟的脚丫子蹬着他的卷子，他不敢吭声。

时间这东西真有意思。它把我和正家都腌成了咸菜，一个咸得发苦，一个咸得发酸，放在一个坛子里，互相腌着，腌了四十年，谁都没把谁腌透。

最后我开了灯，泡了杯茶，坐在写字台前头。窗外是北方的夜，灯火通明的，跟小馆子那窗外的海两回事。我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写写正家，写写那片海，写写那冰棍印子和那半包发霉的丰收烟。可写了半天，只写下一行字：

"有些人的自卑，你是永远拯救不了的。可有些人的尊重，你也不该辜负。"

我把那行字看了半天，然后划掉了。划掉以后，那张纸空空的，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就像正家那句憋了半辈子的话，说出来以后，也就没了。

可我知道，它还在。在蛤蜊壳的碎片里，在电扇的嗡嗡声里，在崂山顶上那张照片的发黄边角里，在他仰头看我的那四十年的每一个瞬间里。它还在，而且还会在，直到我们这些人都腌透了，烂了，化成土，它还在。

因为它是真的。那份尊重是真的，那份不甘也是真的。

真话这东西，不怕时间，怕的是没人信。

正家不信我信他。我信他。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