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做田遇“三笑”

海岛啃书狼

　　有人比喻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知青”一代是共和国的“长子”。长子本应得到父母的特别呵护，可是因为“文革”，长子却成了父母的负担。我，1976年6月毕业于古田县第五中学，算是共和国最小的“长子”。毕业前夕在母校操场与三位同学拍了一张照片，请师傅题字“风华正茂”以示纪念。然而风华正茂的年华，没有高考，没有招工，没有“补员”，一颗红心只要一种准备——回乡务农！准备着父辈、祖辈的命运，再一次在我的生命里轮回。

父亲深锁双眉苦笑

那年，高中毕业在乡村无疑是高学历了，然而却没人羡慕，更没人祝福。红艳艳的毕业证书在我看来，却是灰色的。我问父亲，我往后该做什么事呢？父亲双眉深锁，苦笑了一下，接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烟雾一缕缕，一丝丝从他的指头飘起，从他的嘴上呼出，从他的鼻腔溜下，慢悠悠地散开来，渐渐淡去，再淡去……我真想向父亲要一支烟抽，但不敢。

如今想来这共和国的第一代父亲也真不容易。读书改变命运是植根于他们心灵深处最朴素的信念，可是如今儿子读书了，而且经常听人说读得还不错，然而依然改变不了命运，依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的心里一定有一万个不甘！他要我向移民建瓯的九叔写信，请求介绍一份工作。我的请求是进工厂做工、做搬运工、或者做扫街的清洁工……父亲说九叔是当“官”的，也许有办法介绍“工作”。九叔回信“爱莫能助”，此路不通！

后来上级组织征兵，我参加平湖公社赖垱大队组织的征兵动员学习班，吃了两餐免费的“白米饭”。记得初检时，陈景泗同学一个箭步跨前，挺拔身姿，双目炯炯，下意识地一个标准军礼，飒爽英姿！前来征兵的是一个中年军人，满脸微笑，拍拍陈同学的肩膀，从此开启他的锦绣前程。而我呢，第一轮就遭淘汰。显然，“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迈梦想与我无缘。

最令人尴尬的是，十叔抱童养媳的儿子，七叔学木工手艺的儿子，八叔的儿子，他们都比我小，却开始张罗婚事。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婚礼都是我主持。比我小的族弟们，开始成家了，而我的饭碗还不知放在何方，更不用说在水一方的伊人，隔着几重山，罩着几层云纱雾幔。

我失眠了。我的家是一幢移民大厝，住着六户家庭。当年，新人结婚时兴“三转一响”，所以每家都有一台座钟。每台钟半小时报时一次，各家的钟都不准，因而报时时间都不一致。“当、当、当……”整个晚上此起彼伏钟声，敲打着我的无眠……

一夜，报时钟声断续响，

声声敲在无眠上。

弹奏的不是欢乐旋律，

颤动的尽是无解忧伤。

桃花大婶淡然一笑
桃花大婶有三男一女，刚好与我的弟妹对应起来。所不同的是，他们家的子女基本上没读什么书，我的弟妹至少都读到初中毕业。桃婶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她认为与其把子女送去读书不如送去学一门手艺，拥有手艺将来不怕没饭吃。为子女计深远，多么朴素的想法。
我父亲则不然，认为多读点书总不是坏事，好像没有桃婶为子女人生规划那样实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八岁就能上山砍柴了，还没上初中就“讨柴付鼎窟”。稍大些就开始“管菜园”，上初中后有些年暑假还都到道班做小工。这给父亲减轻了不少负担。当时虽然国家未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但为了不让贫寒子弟上不起学，国家设立“助学金”。然而，当年老百姓的贫富情况是“床眠下踢毽——平平高”，所以发放“助学金”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参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因而，在那个年代我可以享受到“半义务教育”的照顾。还有一项诱惑是当年政府对农户高中生有一项“粮补”政策，即每个月有补贴六斤的平价粮食，如果买地瓜米还可以买十几斤。父亲和母亲都觉得这是一项不小的福利，同时，他们幻想着读书说不定未来还有一线希望呢！
然而，事实是桃婶赢了。
我高中毕业时，桃婶的长子早已是木工师傅，开始带徒弟“走东家”，有烟抽，有“酒肉饭”吃，赢得乡亲的尊敬，媒婆说亲踏破了门槛。而我呢，一切回到原点，且误过了“学艺”的年龄，好可怜！桃婶笑得很幸福。我常常遇见她的笑，经常听见她在人前人后自夸精明，能为子女“计长远”。一日，我在水碓房舂谷，桃婶看我忙得满身大汗，一迭连声夸我“读书人”能干，说罢冲我淡然一笑。桃婶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她对我的夸奖是真诚的，笑也是真诚的，只是那时的我，总觉得她是在嘲笑，是冷笑。这也许是境由心生吧，我的心难受如煎熬。
　　不是，所有的笑都春风扑面，
　　都能使脸上的花一朵一朵灿烂。
　　因为，有些笑冷若冰霜，
　　能使心上的花一朵一朵凋残。

“大汉”红叔的嘲笑

“大汉”顾名思义，人高马大，膀大腰圆，所以人们绰号之。他比我小一岁，但辈份高一辈，所以我要叫他“红叔”。“红叔”全身每一处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脚腿如“廊圆柱”，一头乌发“青郁郁”，脸庞黝黑，一双大眼“金闪闪”。我的记忆中他好像从未上过学，小小年纪就到生产队做“半劳力”，在水田里摸、爬、滚、打，犁、耙、布各种农活样样上手。

“大汉”是青年学习的楷模，自然是我的偶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到他的真身。然而，“大汉”对我的这个粉丝一点儿也不在意，好像对回乡知青有一种天生的厌恶。

泱泱水田。某日，晚稻插秧，“大汉”当仁不让，插大丘田中间一道，其他队员两侧排开。我呢？新入队，只能“环田塍”。只见“大汉”，马步微蹲，低首弓背，手把青苗，好像按着音乐的节拍，一兜一兜的插着稻秧。随着双脚缓缓后移，眼前一行行绿，渐渐地扩大成了一片绿……他一气呵成，大丘田的中间铺排成一条绿色的大道。插完后，他蹲在田塍，抽出一支烟悠悠地吸着，望着自己插的秧田，横成排，竖成列，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那神情好像书法家欣赏自己的书法作品，画家欣赏自己的画作。

“大汉”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的身后，冷不丁嘲笑：“哈哈，我就讲‘读书囝’毋相干，田布呀狗啃牙，毋一株会直！”话音刚落，唰的一声，水田里所有的目光都向我投来。我浑身冒汗，心像刀扎似的。

“为革命而学习”“批判读书无用论”此类主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课堂经常写的作文。我每每都写得不错，常常作为优秀作文读给同学听，或抄写上墙。老师的批语少不了美言“旁征博引，论据确凿，说理令人信服”。原来这些都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而此时我成了“读书无用论”最硬核的论据！

　　我曾不止一次听见“大汉”与人悄声议论：这“读书囝”会评多少工分？什么事情都不会干，尽剥削我们！天哪，我这“读书囝”果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老二”？那时“孔老二”是“人人喊打”的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家乡耕地奇少，多一个劳力不是多一份力量，而是多一个人挣工分，意味着原本的工分值再一次缩小。某种意义上“读书囝”回家做田，大家都不欢迎。“大汉”关心我的工分，其实我更关心。我曾问父亲生产队会评我多少分？按生产队之前的行情，虚16岁入队算“半劳力”，18岁就算“全劳力”了。父亲估计至少会评8分。

那天，山田割稻收工，大家都挑一担稻谷翻山越岭回家。“大汉”挑的一担两麻袋鼓鼓的，一路上是气不喘，汗不流。我呢，明显少不少，一路上气也喘呀，汗也流。上坡时“大汉”回头望我一眼，丢下句：“‘读书囝’挑一担还没秤砣大！”接着是一阵嘲笑。
西天只有些儿残霞。大家挑到村口大路边一一过秤，我也不赖，记得是一百五六十斤，而“大汉”挑的整整多出五十斤！队长说，“读书囝”已经入队一个月，今晚该定个工分。说着他把一张“丰产”牌的香烟纸撕成若干小张，发给每一个队员无记名投票。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知道这是一场对我一个月表现的肯定，还是命运的审判！队长统计投票结果，两张10分，最低的4分，以5分居多。父亲说两票10分，一票自然是他，另一票是“红公”，队里年纪最大，辈份最高的老者。这样平均下来还不到5.5分，队长法外施恩，就决定评定我工分为5.5分！
十载寒窗，不必说金榜题名，竟连一个合格的生产队员都不是。那一刻，我彻底泪崩……
为什么我的太阳被天狗吞了，
都说，青春是初升的太阳？
　　我问血红的天，问流浪的风，
　　他们不回答我，
　　只有冷漠落在我脸上！
　　 从此天涯孤旅！
　　我到过水口嵩溪参加杂交水稻“制种”，到“上府山”建筑工地挑砖抬石，到屏南黛溪当代课老师……好在艰苦的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感恩新时代的到来，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大厦设计的第一笔便是重启高考。于是，千百万被误了花期的“知青”，病树枝头发新芽，终于走进了万紫千红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