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那遥远的地方——（上）

亦微

美篇昵称：亦微‍美篇号：232094669‍ 赴兵团甲子回眸‍ ‍ 前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就像那过去的百年，以及即将到来的明天。 ‍ 上海青年持续成批地赴新疆建设兵团（当年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因文革运动的兴起，终止了上海青年安置到新疆建设兵团十五年的规划编制且已持续了四个年头（1963–1966）的城市人口迁移。‍ 屈指算来，我们最后一批205名年轻人进疆屯垦戍边至今也已60个年头了（首批上海青年赴疆已有63年）。一个甲子年的光阴，昔日的懵懂少年如今已入古稀之年了。‍ 为纪念十万上海青年赴疆屯垦戍边的历史功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在塔里木河畔建立了一座《上海知青纪念林》。纪念林面对滔滔塔河，见证着兵团新城阿拉尔（现一师师部所在地）的沧桑巨变、日新月异。 《上海知青纪念林》石牌‍ 纪念林内，拟建一座“十万上海青年进疆名录墙”。为筹备名录墙工程，还特发了如下公告：“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布命令，十万解放军战士解甲归田，铸剑为犁，二军步兵五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一九六三年始，按照党中央国家战略，十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5万来到农一师，接过老一辈三五九旅的火把，成为开发塔里木的接班人。 拟建的上海青年进疆名录墙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由于年代久远、灾害等原因，尚有部分资料缺失及录入错误，名录墙系大理石基础，一旦刻成，无法修改。为提高名单的准确性，将上墙的名单予以喷绘的形式公布，采用二维码与电话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公示期6个月。纠错及公示结束后，正式刻字上墙。” 《上海知青赋》石碑‍　　在纪念林中，矗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一篇具有时代精神文明的历史碑文——《上海知青赋》。‍ 上海知青赋‍‍ 申沪儿女志在八方， 风华正茂惜别浦江。 红旗引路王震领航， 几多俊杰殉职边疆。 细柳带孝，大漠奔丧， 献青春与军垦兮天哭赤子， 洒碧血与兵团兮地泣英朗。 知青十万出阳关， 一步荒原一寸丹。 治碱降沙生锦绣， 戍边持剑护乾坤。 碑超左柳三疆仰， 字冠胡杨百族瞻。 彪炳塔河何所似， 浦江肝胆照天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 《中华知青纪念碑》——冯远题字‍ 在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里，也矗立着一块《中华知青纪念碑》。它孤独而倔强地屹立在那里，无声而缓缓地叙述着一段难忘的岁月。 石碑背面是王宜明书写叶辛的诗‍ 《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序知青墙 叶辛‍ 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抛洒青春的汗水和眼泪 我们虔诚地追求过 我们狂热的呼喊过 在山乡，在草原 在南疆，在北国 在祖国的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 在烈日下和风雨中 在偏远闭塞的角角落落 我们 留下最难忘最凄凉最壮丽的 人生风景 岁月蹉跎 人非蹉跎 喝过名为“知青”牌的白酒 那苦涩辛辣的感觉 越久越有滋味 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命运 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 凝聚绽放出的 是生命的本色 这就是我们在大地上打滚的青春 这就是我们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这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殊收获 ——- 丁酉春王宜明書‍ 纪念，为的是不被忘却。‍ 纪念，为的是历史永恒。‍ 　　‍ 一、回眸十万上海青年赴疆屯垦戍边运动是那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 契柯夫说：“一切都会不留痕迹地过去，一切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是的，貌似无痕终有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重大事件，回顾时都要以彼时特定的时代大背景去理性、客观地加以审视。‍ 对于知青运动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回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一个极𣎴平凡的年代。让我们将记忆中的时光倒流至那个渐行渐远的但却又似近在眼前的特殊的年代。‍ 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的浮夸风直接造成粮食严重短缺。再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农业连续三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国民经济受到重创，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粮食困难，国家采取了包括大量减少城镇人口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精简在职职工 从1961-1963年，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上海市在1961-1962年的两年时间内，精简了职工31万余人，其中动员回乡返原籍将户口迁离上海的约11万人。‍ ——压缩在校学生 1961-1963年，国家要求继续压缩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963-1965年，上海市未能升学的高中、初中毕业生达到22万人，加上前两年遗留下来的8.7万社会青年，这三年需要安排工作的青年达 30万人左右，就业矛盾空前突出，形势异常严峻。虽然1963年国民经济已开始全面好转，城市精简工作也宣告结束，但迎面而来的就业压力形势极不乐观。‍ ——向农村、边疆安置就业青年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今后15年内，全国每年大约有百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各大区、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规划。 《文汇报》动员报道（1964.2.27） 转载《人民日报》社论‍ 由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至于大城市如何统筹安置就业青年的问题，上海市于1961年就开始实施有少量上海的社会青年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尝试了，其中被安置在兵团农一师的有近400人。‍ 一九六二年农垦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共商知青去新疆兵团事宜达成共识后报中央批准。 1963年，周总理又指示上海市委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二师塔里木垦区，进行了安置长期计划的考查，这些地区后来就成为上海市安置青年和学生的基地。‍ 兵团从1963年至1966年接收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及浙江、江苏的知识青年共12.7万人，其中上海就达9.7万人。从1963-1966 年的这几年里，上海支边青年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成为了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先驱者。他们是国家屯垦戍边战略的实践者，是生产劳动的学习者，也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连续四年中，陆续有近十万上海青年由沿海城市上海向西北边陲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省际迁移。‍ 上海青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运动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经济意义、国防意义的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就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半军事化编制。 ‍ 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她地处我国的大西北，地广人稀，地理位置特殊，历来是西北国防的前沿阵地，尤其在中苏边境关系紧张时期，切实加强边疆地区的国防力量，有效保卫国家安全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的新疆经济十分滞后，劳动力资源十分稀缺，着实需要大量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充实到各个领域，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二年在苏联策动下，新疆发生了约有6.1万中国公民，通过以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主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邻国苏联的叛国事件。此事件导致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等新疆边境地区人口锐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奉命抽调了大批干部、职工，调拨了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支援伊塔地区，在边境地区为当地群众代管庄稼、代耕土地和代牧牲畜，迅速恢复了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民族团结，保护了各兄弟民族人民的财产。‍ 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央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边境国营农场带。从 1962年9月到1966年6月，兵团集中力量进行了边境农场的建设，一方面从兵团内部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前往建设，一方面从内地迁来大批转业军人、支边知识青年成为建设边境农场的新生力量，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上海知青。 兵团师团场分布示意图‍ 为提高支援边疆建设的年轻人的认知，激发他们潜在的动能，当时通过报纸、海报、电台、电影、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展开了全方位的舆论宣传。一九六五年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唱遍大江南北——“人人那都啊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哎，来来来来来来吔，赛呀赛江南…….”‍ 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革命热情，同时也由于形势所迫及各自的客观无奈和主观动因，因此每年的征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 穹宇苍苍，大漠茫茫。虽然支疆上海青年对新疆的落后与生活的艰辛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对新疆的客观情况也着实缺乏真实的了解。因此真正到了新疆，才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空间反差，才深切体会到了“西出玉门关，两眼泪不干”的含义。 电影《军垦战歌》宣传海报 　　‍ 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时代的青春之歌‍ 1、我曾是“摘帽右派”的儿子‍‍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初，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幸运代。我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建国以后，被称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终生躬耕育人教坛。‍ 在我懵懂无知的少年与个性觉醒的青年时代，都与狂热的革命浪潮紧密地裹缠在一起。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很难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际关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1957年全国上下开展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教师利用暑期集中举办“学习班”开展整风运动。在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中，在为完成百分之三指标数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人性的弱点和卑劣彻底显现，昔日的领导和同事，以往的朋与友，此时此刻全是处在互相对立斗争的立场，成为墙倒众人推的推手。往日那位在周末常来我家把酒言欢蹭饭吃的蔡敏校长，更是扮演了运动中的急先锋。蔡敏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被免除了校长职务，在若干年后的一天他与我父亲独处时说，你的那件事（指被打成右派）我本想帮你的，都是安才英在整你。对此，父亲付之坦然一笑。‍ 人性，自古以来便是复杂而多面的。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目的，或为自保，或为私怨，或为嫉妒，或为无奈而开展相互揭批斗争。而无限上纲、无中生有更是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的残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这场严酷的政治风暴中，在最终为完成百分之三的政治指标数时，父亲也未能幸免，成了全国55万右派分子队伍中的一分子。‍ 霹雳撕碎了往日安稳的日子，一切都两样了。这突变真的只要一阵的风，一夜的幻变，一场的噩梦。‍ 父亲何罪之有？‍ 因曾与同事说起“家里孩子多，有时粮食不够吃，要到饭店去买一、二次饭”而被上纲为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对粮食政策不满就是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因对教育系统存在的凭裙带关系调动工作的现象存有不同意见而上纲为对党的干部政策不满。更有甚者可以无中生有地诬陷父亲与中央级的大右派有“党天下”的思想共鸣。‍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你又同谁争？现实的背面究竟是什么？疑问抵不住现实的残酷。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父亲的人生命运，由此也改写了入世未深的我们一辈的人生轨迹。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无常，将我们带入了十分无奈的境地，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 那年代，政治的色彩很浓，自然的色彩也完全被政治化了。记得大约在1957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母亲学校借用上海赛璐珞厂的大礼堂搞一场联欢庆祝活动，每个班级都有节目上台表演。母亲带的班级表演了《小白船》的歌舞节目——“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飘呀飘呀，飘向西天”。后来母亲告诫我们这首儿歌不能再唱了，是反动歌曲，被列为了禁歌。据说是因为“小的白色的船……白色的兔……飘向西天……”是对现实的含沙射影，故词译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自此，人人谨言，个个慎行。 　　‍ 暴雨不终日。‍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党中央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父亲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虽然在第一批落实政策时被摘掉了，重返了讲台。然而，顾名思义，摘帽右派即是曾经的右派分子，这在政治上同样存在污点，在社会上同样存在歧视，也同样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前途。‍ 我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与无奈。‍ 在那极左的唯成份论的特殊年代，别说我们作为有右派“血统”的子女的政治前途会被扼杀，甚至连女婿也倍受株连。我大姐夫家庭出身贫农，曾就读于上海市劳动局第三技工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六三年参军入伍，服役于上海警备区6393部队，先任高炮测高机手，后在汽车教导队学驾驶並被选拨参加大比武荣获上海警备区第一、南京军区第二名奖章。在军械修理所任机加工车间负责人期间，为部队研造万能铣床、液压刨床及完成一项重大装备改革任务呕心沥血。因各方面表现优秀，故三年的兵役被延至五年半。但直至1968年退役，其入党政审均因岳夫曾经右派问题而未被批准（退役后在地方上入了党）。‍ 岁月，沉淀着时光。时光，流逝着人生。人生，充满着无奈。 ‍ 直至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以及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並彻底予以了平反。 　　‍ 迟来的彻底平反终究是历史性的结论，但是蒙辱二十一年的光阴影响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命运。‍ 2、“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受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顺从、本份是我少年时代的特质，循规蹈矩是我个性的特点，在人心目中，我一直是个聪明腼腆、老实乖巧的好孩子。‍ 自父亲被无辜打成了右派分子后，我们一辈的前途也倍受牵连。那年代，家庭政治背景决定了子女的政治前途，“成份论”成为了我成长道路上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我初中毕业即是失业。当时，国家要求压缩中等以上学校在校人数，故入高中的概率很低，进大学的更是寥寥。我年轻轻的失了学，又没被分配工作，只能赋闲在家。我无法选择命运，我是被选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苦闷过、彷徨过，于是我叛逆性地作出了一个震惊父母的决定——我要抛弃心中所有的烦恼，践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擅自报名去参加边疆建设，决定在时代的洪流中接受被选择的命运，去新疆建设兵团筑梦未来。 　　‍ ‍ 世事纷繁复杂，有些道路的选择是身不由己，有些决定的背后是迫不得已。六十年代，很多青年人出自“五类分子”的家庭，这种“成份论”的包袱如有万钧之重，足以影响一个年轻人对前途的自信心。‍ 命运是客观的，但要在被选择中去寻求自己的出路却是主观的。 我们一批进疆的二百多人都有各自的主观寻求——‍ 也许是因为“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激情；‍ 也许是因为那年代被梦寐以求的那身绿军装的诱惑；‍ 也许是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希望能减轻家庭负担；‍ 也许是因为“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而希望能改变自身命运。‍ 我们一群人里面，家庭出身及家庭政治背景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小业主等不在少数。‍ 同时，出于主观寻求的也有十八、九岁的青年为了追随女友而报名的，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为了吃哈蜜瓜、葡萄干而报名的，还有姐妹俩、姐弟俩、兄弟俩、兄妹俩都报名一起赴疆寻梦的。 ‍ 就这样，我们一批205名各有各的“也许”和“为了”的男女大小青年终于在1966年7月20日下午告别上海、离别亲人，满怀憧憬地踏上了西进的征程，融入了近四年来上海十万知青奔赴边疆的洪流。‍ 路漫漫兮，征途远。 ‍ 今一别兮，何日还？ 再见了，上海‍ 在那火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以青春谱写的篇章是豪迈奋进的，以热情迸发的乐曲是高昂热烈的。“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保尔．柯察金）是年轻人的励志名言，“好儿女志在四方”是时代的青春旋律。‍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在国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以十万上海青年为主体，在“为城市减负、为祖国分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壮志下，奔赴塔里木、准噶尔、阿勒泰、昆仑山等地，像种子一样播撒到新疆这片亘古辽阔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屯垦戍边历史，演绎了一个个悲喜交加的故事。 再见吧，妈妈（同行的战友） ‍ 三、西行漫记——八千里路云和月‍‍ 青春是一个梦，梦里有阳光、风雨，也有彩虹。‍ 希望是一个梦，梦里有鸟语、花香，也有忧伤。‍ — 1 —‍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前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52次列车驶离东海之滨的上海北站，载着我们二百多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驶上了漫漫的西行征途，也开启了我们全新的、未知的人生坎坷之旅。‍ 好儿女志在四方。我们的志向是去那遥远的祖国的大西北——古称西域、现称新疆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单位。‍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是凝固在我脑海中的日期。 上海老北站月台上的场景，是镌刻在我心中的印记。 站台下，一列墨绿色的列车犹如巨龙头西尾东地横卧在铮亮的铁轨上。 站台上人头济济、横幅高悬、鼓乐阵阵，广播里不知疲倦地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儿女志在四方”等革命歌曲。 人群熙熙攘攘，场面热烈且嘈杂。人群中，一个个身穿宽大不得体的草绿色军装的小伙姑娘们格外惹人注目。他们各自被三五成群的人包围着、簇拥着。 人们的表情显得无奈、茫然，惜别的愁怅和伤感刻印在一张张脸上，与这人为地刻意渲然的欢快热烈的氛围不相协调融合。 母亲上海，又要将一批稚嫩的孩儿送往遥远的边关了。‍ 在这有限的惜别时刻，人们围着各自的远征者宽慰着、哭泣着，千叮咛万嘱咐。 在这特殊的伤心时刻，人们的内心是复杂的，情感是相同的，表达的言语是相似的。 广播的乐曲声戛然而止，随之的女高音牵动着人们的心：“列车就要开了，请上车的同志准备上车。”‍ 在接兵同志的不断催促下，草绿色军装者逐渐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恋恋不舍地踏上车厢踏板进入车厢。‍ 我在车厢内靠窗位置坐下后，手把着窗沿，头伸出窗外，含泪与亲人告别。哥哥把三岁的小外甥托起，外甥亲昵地搂着我的脖子，一副不舍的模样。 人生无奈别离何。‍ 汽笛一声长叹，站台上顿时躁动起来。 车轮徐徐而动，极缓且稳。车内外哭声一片，令人心碎！ 车下有勇敢者不顾车站工作人员的劝阻，手拉着车上亲人的手不放，伴随着渐渐加速的列车奔跑一段后才无奈撒手。‍ 站台上送别的人群迅速离我们远去，直至在视野中消失。‍ 车厢内的哭声转为泣声，终于被车厢内轻快的进行曲的广播声所淹没。‍ 车窗外清风拂面而来，一扫车厢内沉闷的气氛。‍ 我静静地伏在窗前的茶几上，无声而又无奈地望着窗外。 　　‍ 夕阳渐渐西下，列车正犹如在追赶着落日而加速行进着。在接兵带队干部的鼓动下，大家唱起了出征前教的歌：＂乘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年轻的朋友们，塔里木去安家⋯⋯＂。‍ 歌声渐起，年轻人有些兴奋了，然而我一点都兴奋不起来。同车的小战友我都不认识，也无心去和他们认识。昨晚住宿招待所，因我心事重重，几乎彻夜未眠，头脑昏沉沉的。 开饭了。列车员推来歺车，每人分发了一盒籼米的盒饭。我将盒饭搁至一边，毫无食欲。‍ 多情自古伤离别。‍ 我知道这一次与父母家人的离别是一次＂生离死别＂意义上的＂生离＂，即从此以后天各一方，相见渺茫！‍ 落寞黄昏夕阳后。‍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我仍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之中，心情极其郁闷。随队医生见状，关心地前来询问，并建议我去卧铺车厢休息。我顺从地答应了。‍ 卧厢内清静多了，卧铺也都空着。我随意地找个下铺躺下，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忘却一切，静静地睡上一觉。‍ 一会儿，列车员送来了＂病号饭＂——一碗稀饭和一个咸蛋。我终于吃下了这歺晚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列车上吃的饭。‍ 我静静地躺下，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愿早入梦乡，以期恢复一下早已疲惫的身心。但事与愿违，我＂兴奋＂的神经无法平静，车轮撞击铁轨连接处发出的“咔嚓”声不绝于耳。我默默地数着羊，以期转移注意力来平复心情而入眠，但一次次宣告失败。 　 “世间文字八万个，唯有情字最伤人！”‍ 情感的折磨已使我身心疲惫不堪，卧厢孤静的环境更不利于我此时心情的恢复。我已无法忍耐，便振作精神，毅然走出卧铺车厢，重新回到硬坐车厢的人群中去。‍ 物极必反。经过这一精神煎熬，我的心情倒宽松了许多。伙伴们大多已喜笑颜开。他们三五成群，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相互交谈，也有的在倚窗观赏窗外的夜景。我羡慕他们，羡慕他们有同行的相互熟悉的伙伴而不显孤单，羡慕他们外向的性格能随遇而安，不像我被情所困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 — 2 —‍ 墨绿色的列车在夜幕笼罩的原野上奔驰，义无反顾地一路向西行进着。‍ 上海早已离我而去——不知是我抛弃了她，还是她遗弃了我。‍ 在实行＂粮本制＂的计划供应制度下，自你的户籍迁出之日，就是你的粮本转移之时，也就意味着上海已断供了你的粮食配给——上海已经成了我们回不去的故乡了！‍ 夜已深了，我头靠椅背，朦胧入睡了。 ‍ 初醒过来时，列车已到南京，此时，正在捣腾着过江。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造，列车过江得靠轮船摆渡。半夜时分，渡船行至江北渡口。船上铁轨与岸上轨道对接后，机车牵引车厢上岸，重上征途。 ‍ 列车在茫茫夜幕的苏北大地上继续前行，车厢内灯光昏暗，我倦意渐渐袭来，又入梦乡。 ‍ — 3 —‍ 列车穿越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继而在广袤的江淮、中原大地上急驶，一路高歌向西挺进。‍ 窗外，热浪不断袭来，绿色渐渐淡去。一个个熟悉的站名但却又是陌生的地方串起了西行的轨迹。‍ 车经河南洛阳，广播里传来＂前方停车站兰考站＂。兰考，因焦裕禄而闻名全国。六十年代中期，社会誉论广为宣传的焦裕禄的事迹家喻户晓，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贫困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将要身临其境，确有一种好奇、期待和兴奋的感觉！ 　　‍ 车外，满目疮痍。黄土高坡，难觅绿色。‍ 列车缓缓停下，兰考站到了。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当时的兰考正遭遇上严重的灾荒，内涝、风沙、盐碱严重危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昔日，焦裕禄曾在这里——兰考火车站多次安抚过外出逃荒的难民。为改变兰考的贫困，焦裕禄致力于引种既能治理风沙又有经济价值的泡桐树。‍ 我极目寻找着绿色，寻找着泡桐。‍ 不远处，稀疏散落着几处村落，低矮的土屋与大地同色。‍ 车下忽奔过来四、五个赤身裸体的儿童，他们兴奋地奔至车下，不时地争抢着车上扔下的糖果饼干。我从未目睹此景，匪夷所思——这就是兰考，这就是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兰考？‍ 我肤浅地感受到了兰考。我也为前途的不测而担忧，心中如同这黄土地一样一片茫然！ ‍ — 4 —‍ 黄土高原真是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列车行进在山地与平原相间排列的西北黄土高原上，在跨过了一座座桥梁，穿越了一个个隧道后，终于在素有＂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上奔驰。 西安站到了。 　　‍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始地。当年唐玄奘翻译佛经就在大、小雁塔。如今，大雁塔、小雁塔、碑林等名胜古迹早已闻名天下。‍ 车经宝鸡，驶入甘肃境内。到达兰州后，列车由陇西铁路转入兰新铁路，一条穿梭于大山深处，蜿蜒于祁连山下，纵贯河西走廊，越戈壁，跨大漠的铁路线。‍ 列车过了兰州后，便沿着祁连山脉北侧艰难地行进着，渐渐进入位于甘肃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带，人称交通要道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山峦叠障。极目远眺，可见连绵起伏的山脊上是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的身影。 　　‍ 列车不知疲倦地西进着。‍ 前方是穿越了两千多年时光的阳关苍凉地横亘在风与沙之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只有到过阳关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天高地远，才感悟到什么是地老天荒…… 　　晚上，列车缓缓盘道而上，要经过闻名的乌鞘岭风口区了。据列车广播里介绍，乌鞘岭位于河西走廊东部，东西长约十七公里，海拔三千米左右，年均气温负二点二摄氏度。乌鞘岭气候变化无常，夏季冰雹频繁，虽为夏天，却有＂炎天飞雪＂之奇景。 。 ‍ — 5 —‍‍ 天际泛红，我凝望窗外，体验着《石油工人之歌》中的＂茫茫戈壁迎朝霞＂的意境。‍ 七月的戈壁荒漠，中午空气燥热异常，打开车窗，热浪滚滚扑面袭来。车厢顶部一排摇头风扇疲惫而又无奈地摇着头，送出的也是阵阵热风。同伴们口干舌燥，有的嘴唇开裂了，随队医生嘱咐大家少说话多饮水。不知谁出了个偏方，说用牙膏涂抹嘴唇可防唇裂，于是众人纷纷仿效。‍ 老式的燃煤机车冒着酷暑，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大口大口地吐出阵阵白烟。火车头锅炉的煤屑粉尘混杂在热气流中不时地灌进车厢，侵入人们的耳鼻。车入漫长的隧道，煤烟渗入关闭的车窗缝隙灌入车厢，令人窒息。 　　‍ 天高地广，路遥马疾。‍ 车至入疆后的第一站哈密站，异域风情已赫然在目。蓝天下，伊斯兰特色的建筑随处可见，挺拔的白杨树矗立在道路两侧，头戴四楞绣花小帽、身着艳丽色彩宽袖连衣裙的维吾尔族妇女引人注目。‍ 概念中的新疆已呈现在眼前，广阔无垠的戈壁、千年荒芜的沙漠、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充满生机的绿洲⋯⋯ 　　‍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下午五点左右，在历经了四天三夜，跋涉了四千多公里的列车终于停靠在了大河沿车站——吐鲁番到了。 　　新疆的大河沿站（吐鲁番）是我们此行铁路旅程的终点地，也是我们进入新疆后的起点站。我们整理好行囊，带队同志率领我们下车，在站台上按出行中队整好队伍后步行前往兵团农一师招待所——大光饭店。‍ 我们首次脚踏着新疆的大地。‍ 列车无情地撇下我们后，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径直向它的终点站乌鲁木齐进发了。‍ 我们也一样，唯有勇往直前，因为没有退路！ ‍ ‍ — 6 —‍ 昨晚一觉睡得很沉。‍ 旅途的疲惫和三个晚上没有平卧着完整地睡上一觉了。早晨，我们在催促声中惊醒，还有一千公里的新征程又将开启。‍ 停车场上，一字排开着十多辆解放牌军用蔽蓬卡车。按行程计划，我们一行再要乘三天的卡车前往兵团农一师师部——位于南疆的阿克苏地区。‍ 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破天荒地享受着这唯一的一次单程的集体旅行，大家初次体验着这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般的自由奔放，人人兴奋，个个激动，豪迈的《军垦战歌》歌声撒满旅途：‍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地高天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漠，就让哪里生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嗨！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红在边彊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前进，朝着共产主义坚定方向。”‍ 在十万上海支边青年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最终落脚位于阿克苏的农一师（改革开放后实行师市合一、综合发展，名称去掉了“农”字。第一师师部从阿克苏迁址于兵团新城阿拉尔市）。‍ ＂⋯⋯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歌声伴着车轮在负海拔一百多米的吐鲁番盆地的公路上行进，车后尘土飞扬。 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截图‍‍ 车队驶出城区，行驶在平坦宽阔的用细石砾铺就的戈壁公路上。戈壁公路与两旁无垠的大戈壁并无明显的差别。‍ 车行两个小时左右，便进入高山峡谷，车队要翻山越岭了。‍ 群山气势磅礴，岩缝寸草不生。道路盘旋而上，汽车蜗爬似的前行着，时而行进在幽静冷峻的干沟峡谷中，时而又在绝壁悬崖边上谨慎而行。一路上，撞翻在峭壁旁、跌落至山谷底的汽车残骸不时映入眼帘。‍ 一路多艰险。‍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翻越了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高山峻岭后，车队就要下山了。汽车在倚山临渊、三拐九弯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地下行着，石壁上凿刻的＂危险！＂、＂慢！＂、＂鸣号！＂、＂注意！＂等警语时时可见，我们人人初临险境，个个胆颤心惊。‍ 车队在翻越了近百公里险峻山路的＂干沟＂后，又驶入了坦直的大戈壁的公路。 　　‍ 七月的戈壁，酷暑难耐，燥热异常。‍ 戈壁行走，最珍贵的是水，最想看到的是绿色，在这人迹罕至的戈壁，绿色象征着生命，在被称为＂绿洲＂的地方，就有河渠中清澈的流水，就有郁郁葱葱的水草树木，就有房舍炊烟、鸡鸣犬吠、牛哞马嘶，就有勃勃的生机。‍ 一次在途中停车休息放松之际，司机面对着我们这些对北国风光充满好奇的孩子，便遥指着天际边白皑皑的天山山脉顶端的积雪说：“新疆现在的水资源都是靠天山的冰川融雪，据说现在融化的积雪那还是在唐朝时期下的雪呢。” 　　‍ 长路漫漫，途径的库尔勒、库车、轮台，这些历史名镇都是南疆公路一线的绿洲城市，也是古往今来交通沿线的车马驿站，现在称之为兵站。‍ 车队昼行夜宿。‍ 三天千余公里的车旅行程，既有令人生畏的戈壁大漠，高山峻岭，也有使人心旷神怡的绿洲风光。自然的多样性是南疆的魅力所在，北国的地理和人文景观也昭示着历史的悠久与沧桑。 ‍ ‍ — 7 —‍ 车行至第三天下午，南疆门户重镇阿克苏快要到了。 　　（今日阿克苏街景一瞥，背景是天山）‍ 阿克苏，维语意为"清澈的水＂。汉代，这里是姑墨国地，隋唐为亟墨，宋代为西辽所辖，元明称阿速，清乾隆二十二年将地名定为阿克苏。阿克苏也是新疆军区阿克苏军分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师部所在地。城外，被称为＂卡坡＂的高坡坚硬贫脊，寸草不生。透过飞扬的盐碱尘土，依稀可见高坡下是大片的平川绿洲。‍ 车队沿着泥石公路渐渐下行，前方的绿色也明朗起来，城市建筑、道路也逐渐清晰可见。我们在主城区外停车场下车，按中队列队整装、待发。‍ 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城区主干道两侧，穿天杨树高大、挺拔，新搭建彩门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上海青年＂，两侧对联为＂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我们列队进城，行进在干道两侧手持鲜花的多民族市民组成的欢迎人群中，享受着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夹道欢迎＂的礼遇！ 阿克苏市民夹道欢迎上海支边青年‍‍ 那时，阿克苏的城区以大十字为中心，城中没有柏油马路和水泥路面。最高大的建筑当属东北角三层的土木结构的胜利商店，西北角的人民饭店、人民电影院，东南角的胜利招待所和农一师司令部办公大楼。‍ 当天，我们食宿在农一师胜利招待所。晚饭后便整队前往＂胜利大楼＂的师部大礼堂。今晚，师文工团要为我们举办专场慰问演出。舞台上呈现的欢快多变的旋律、轻盈飘逸的舞姿和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令人陶醉、乐不思蜀。 ‍ — 8 —‍ 从沉浸于昨晚高于生活的文艺氛围中醒来，一切又都回归现实了。今天上午我们将告别阿克苏，再要驱车前往离阿克苏县城约一百公里的最终目的地——位于塔里木河畔的一个待开发的新开岭垦区。‍ 这里的道路是泥土公路，坑坑洼洼的，不如先前的大戈壁上的石砾路面好走。道路两边的荒漠戈壁也不同于之前所见的全是石头蛋蛋的戈壁。植被比之前的戈壁要多了，所见之处有红柳、沙枣、胡杨等乔木树种，也有骆驼刺、甘草及一些不知名的灌木丛。‍ 经过大半天的行驶，下午时分，我们终于结束一周以来的最终行程，风尘仆仆地到达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农一师工程一支队青年四连的营地。‍ 车队停靠在路边，这里前无村后无店。‍ 大家正在疑惑不解时，领队招呼大家依次下车：“你们到家了！”‍ “什么！到——家——了？”天啊，这是什么鬼地方！所见面貌仍是一片荒芜，与刚才途中所经戈壁别无二样，既无绿洲更无人烟，完全是荒野僻壤。 旅途终点站——到家了‍ ‍ 所谓连队营地，就是在亘古荒地上开辟、平整出一块土地，开渠引水、盖了简易房舍，总体布局如个＂日＂字型，南北两块区域各为男女生宿舍区。房舍是草巴子房，即用树杆搭建屋架，用捆扎的芦苇围墙，再糊上泥巴即成。屋顶也是泥巴涂顶的工艺。‍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迷茫、失望充斥着人们的心头，有的女生顿时就哭了。‍ 眼泪洗涮不了边塞的风尘。‍ 无奈，男生率先纷纷跳下卡车，双脚踩踏在地面厚厚的尘土上像踩在面粉堆里似的噗噗直响。‍ 路边插着几面彩旗，车下站着几个人，领队向大家介绍了两个老头，一个是干瘦的小老头但有个高大上的名字，他是指导员高嵩。另一位体格健壮饱含军人气质的老汉是连长黄文昌。‍ 其实，他们也不过是我们父辈的年龄。是戈壁风沙打磨了他们的肌肤，北国风霜催老了他们的容颜，他们是可爱可敬的人。只有了解兵团发展史的人才能𢤦得他们这批真正的军人。解放初期，他们从战场就地转业兵团屯垦戍边，将一生乃至子孙奉献给了祖国的边疆事业！‍ 连队将我们的旅途中队改编为排、班编制，我被编入二排六班，全新的生活就从此时此地开始了——此时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此地是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工程一支队青年四连。‍ 年少不懂人间事，悟时已是当事人。这里已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故乡永远是上海。‍ 李清照《菩萨蛮》诗云：＂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 四、屯垦戍边、开发新疆，是共和国历史上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的创举‍ 开疆拓土、屯垦戍边是中国几千年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历史遗产。‍ 新疆，古称西域。两千多年前，西汉统一西域各国后归属中央政府，后历代王朝设置管理机构，驻兵屯田。清朝时期，乾隆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后，设置伊犁将军府管理整个新疆地区。公元一七五九年，清军又平定准葛尔叛乱，新疆再次回归，乾隆皇帝遂以＂旧土新归＂之意，命名为＂新疆＂。‍ 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整个陆地边境线有5700多公里，与前苏联（现在的俄、哈、吉、塔四国）及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两千多年来，我国历代都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屯垦戍边的措施，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屯垦戍边事业大都是一代而终。 ‍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 为减轻人民负担，1950年1月，驻疆部队将主要力量投入到开疆拓土的生产建设之中，使部队生活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为治国安邦，毛泽东于1954年10月发布主席令，驻新疆的部队官兵奉命集体就地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 文革期间，新疆兵团模式从1968年始在全国推广，又陆续新建了十一个建设兵团，共分布在十六个省、自治区。分别是：‍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兰州军区兰州生产建设兵团；‍ 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广州军区广州生产建设兵团； 南京军区安徽、江苏、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 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 除新疆建设兵团为正兵团级外，其余均为正军级单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九七三年以后，中央军委命令除保留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全部撤销，改为农垦局。文革期间，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1975年兵团建制也被撤销，成立新疆农垦总局。‍ 一九八一年六月，王震给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兵团的建议。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12月，中央政府决定恢复新疆建设兵团建制，纳入国家一级预算，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名称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 农一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前身是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第五师，一九四九年进驻阿克苏，一九五三年改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生在井岗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就是农一师的光辉写照。 兵团第一师（雕塑）‍‍ 现在，兵团下辖14个师、176个团，辖区面积7.06万平方公里，耕地1244.77千公顷，总人口270.14万人。‍ 当时，农一师除有十多个团场外，另有两个团级编制的工程支队。我们被安置的工程第一支队，是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劳改单位。时任农一师师长林海清曾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曾担任林海清警卫员的魏德祥时任我们工程一支队的支队长。工程一支队人员构成主要分这四大类：‍ 一是转业军人。部队转业军人可分老一代军人和新一代军人。老一代转业军人有王震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新疆后就地转业的8.9万官兵（三五九旅故简称“359”军人），还有陶峙岳率领的国民党部队投诚的7.6万起义官兵（1949年9月25日起义，故简称“925”军人）。新一代转业军人主要是六十年代内地部队响应号召大批转业进疆的军人。‍ 二是上海青年。兵团有十万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其中农一师就占有四万五千人。我们工程一支队是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劳改单位，不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新建团场，所以上海青年人数不多，仅有从1964–1966年进疆的五个青年连队共千余人左右。‍ 三是农场职工。一支队职工主要是刑满后释放留场的人员以及少数盲流进疆后收编为农场职工的人员。此类人员大多集中在工程支队的几个水利建设工程队。‍ 四是服刑人员。服刑人员主要集中在农一师的两个工程支队的劳改大队中。工程一支队服刑人员主要有原国民党的反动军官等战争罪犯、初解放时的叛匪及内地的重刑犯和属地的刑犯等。‍ 那时在人们的服饰上也体现了“人以群分”的政治色彩。转业军人、上海青年穿着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刑满留场职工（称之谓新生职工）是统一蓝色的衣裤；而服刑犯人则春夏是一身宽体的本白色，秋冬是一身乌鸦黑。‍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央政府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第七次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我们工程一支队劳改大队中所涉人员均被特赦释放了。 ‍ ‍ 五、青春的岁月，花季的年华，美丽是平常，“狼狈”也很正常‍ 上海青年成批到疆后，城市年轻人聪明、活泼、有文化、悟性强，是兵团日后各项事业的有生力量。但在刚进疆的初始阶段也表现出不安现状、情绪不稳、调皮捣蛋，以及时有发生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情，这也使那些管理干部头痛不已。‍ 我们有的青年冬天把在旅途中压瘪了的铝制军用水壶装上七、八成水后拧上盖扔上屋顶，第二天瘪了的水壶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里便冻成圆鼓鼓的形同打足气的气球一般。大家见后捧腹大笑，相互仿效，以至于全班都是清一色的“气球壶”，老职工见了则会满脸疑惑地傻笑。‍ 有的青年夏季晚上结伴到瓜地里去偷西瓜，结果劳而无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偷偷摸摸背回来的竟是人不能吃的与西瓜相似的一种喂牲口用的饲料瓜。‍ 有的青年用细细的尼龙丝把一粒粒玉米粒扎成一串，到外单位的家属院去“钓鸡”（不偷自己连队干部家属养的鸡，美其名曰“兔子不吃窝边草”）。待鸡吞下数粒玉米粒后就收线，那鸡便伸长着脖子毫无声息地被拖拽到身边了。‍ 有的在巴扎集市上吃维族老乡的烤羊肉串，纯朴的老乡是事后按串肉的红柳枝条签或者钢丝条签结总帐的，于是有的青年就吃两串肉藏一根签的，弄得老乡心里直犯嘀咕，连呼“不卖道不卖道”（不行不行）但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的用那时从上海带去的刚时兴的气体打火机去给“亚大西”（老乡）点烟，却恶作剧地故意去喷烧老乡的大胡子，老乡从没见过这喷火机，突然受到惊吓，直骂“囊死給” （他妈的）。‍ 在我们之前到疆的有些男青年休息天推着独轮车去劳改队的瓜地大明大方地摘瓜装车。看管瓜田的劳改人员看到穿军装的年轻人来装瓜也不敢多问，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瓜运走了。‍ 还有的连队青年为了清晨睡懒觉不去出操，预计到连队干部要来查房的，所以将尿盆搁在虚掩的门上。果不其然这位值勤干部推门即中招，弄得他一头一脸的尿水。‍ 凡此种种惹事生非的事情令管理干部煞费苦心，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要对新入伍的年轻人来个下马威震慑一下，以儆效尤。‍ 在我们进疆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连队集合整队步行去三公里外的蔬菜基地召开一个现场会。到了目的地，只见支队指挥部保卫科人员骑着马也到了。在菜地边上整理好队伍后，由连长主持现场会，通报了“案情”，说有人破坏生产，偷了蔬菜。他点了两个男青年的名后要求他们出列面对大家作检讨，随后保卫科人员竟然拿出手铐把他俩的双手给铐了。为了做规矩，执法部门竟如此任性的执法，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真把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未经世事的小青年给震住了。 ‍ 六、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个上海青年都需经历的思想、生活、劳动这“三大关”‍ 记忆是个盒子，盒子里藏着你曾经的人生百味。盒子一旦打开，顿感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想当初时的去适应和被磨练是刻骨铭心的。 万古荒原‍ 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从滨海繁华都市的上海滩来到了这世界上离海最远且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眼前的现实与我们的认知相差甚远甚远，落差之大完全完全出乎想象。‍ 谁能理解我们这些小年轻在突然背井离乡去面对一个和大城市迥然不同、反差巨大的陌生环境时的那种感觉吗？那真是一种突变，一种由强烈的好奇、兴奋和失落、悲伤综合而成的生活突变感。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且从未独立生活过的小青年来说，除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以外，衣、食、住、行，一切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陌生的。‍ 在当时处于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生活条件有多么难以承受，都必须也唯有靠自己去面对、去适应。印象最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日常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方面面。有的小伙伴在家时从来没有洗过衣服，所以衣服脏了就扔在一边，等无衣可换时再在脏衣服堆里挑选相对干净的再穿。有的小伙伴球鞋破了就在鞋面上贴上一块伤筋膏药维持将就一段时间。裤子、袜子破了只能自己穿针引线学着缝补，经常不是被针扎手就是上下两面被缝合在一起了。还有洗被子、缝被子等这些生活中的平常事，都是我们人生中的初次实践和体验。‍ 俗话说远处的只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我们眼前面对的，才是真正应该正视的。‍ 生活，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 人生，是现实与梦想的结合，如果梦想破碎了，那人生只剩下现实了。‍‍ 1、接受现实，随遇而安。‍ 接受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登上了西行列车的旅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些江南的“井蛙”，从东海之滨一路西行，所见是满眼的绿色渐渐退去，贫脊的黄土高原接踵而至，过了玉门关更是沙漠无垠、戈壁茫茫，除了偶见的绿州村舍外，大多是车行百里无人影，甚至连草木都不见一棵。 漫漫长路‍ ‍ 昨天还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在父母身边任性、撒娇，今天却与他们相隔千山万水，以至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无尽的绝望。后悔、抱怨已经毫无意义，生活就像是单程列车没有回头路，既然无奈地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地前行。每一程的远方，都是我们眼前的风景，而每一程的脚下，才是我们要正视的现实。‍ 山高总有顶，路遥终有头。‍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旅途奔波，我们终于脚踏着新疆的大地，定居在这荒芜的土地上了。旅途中每天感受到的新奇体验已经成为过去，兴奋的神经也趋于平静。对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小青年来说，面对这尤如隔世的自然环境，难免会产生失落感，对前途倍感迷茫。‍ 我们初来乍到时，还意外地经历了一次老天爷赐予的“洗礼”。‍ 南疆气候干燥、极少下雨，即使有雨，雨量也很小，为时也不长的。‍ 然而，在我们到疆还不满一个月的一天夜里，天空下起了小雨。半夜时分，雨越下越大，待用泥巴糊成的屋顶漏水了，当泥浆水开始滴落在脸上、被子上时，大伙才从睡梦中惊醒，才感到情况不妙。于是有的伙伴寻出上海带来的大块塑料布把行李箱子先遮盖好，有的则把塑料布铺盖在被子上，有的把放衣物的旅行袋转移在床底下。大家忙禄热闹了一番，收拾停当后便又安然地钻进被窝——被子反正己经淋湿弄脏了，横竖横了。‍ 但是，你想安然也不得安然。这种泥巴屋顶是经不住雨水浸泡的，一旦漏雨后就遍地开花，一发不可收拾。薄被已经局部湿透了，泥浆印染了被面，屋里地面也开始积水了，塑料拖鞋飘浮在水面上，洗脸盆犹如小船在水中荡漾……‍ 凌晨雨止。昨夜无眠。 天山雪峰‍‍ 清晨，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空气特别的清新。远处，天高云淡，蓝天映衬下的白皑皑的天山山脉顶端清晰可见。当朝阳升起来时，人们早已忙碌得热火朝天了。‍ 这天连队没有安排开荒劳动，由各班自行安排清扫、整理宿舍和各人清洗衣被。‍ 上午，不约而同的洗刷人群聚集在烧水的＂老虎灶＂旁，渠埂边就象赶巴扎似的热闹非凡。‍ 院子里晾晒衣服用的铁丝上挂满了被淋湿的网套和洗净的衣服、床单，各班门口排满了从室内搬出来的床铺——每人两条长板凳加四块铺板——上面堆满了晾哂的上海带去的生活用品，场景真象一个杂乱的百货市场。突然袭来一阵卷风，把晾哂的便纸卷上半空漫天飞舞，犹如飞机上散发传单一样飘飘洒洒、忽忽悠悠地飘落至戈壁的远方。‍ 大家喜喜哈哈，忙碌並兴奋着，一扫昨晚的惆怅和倦容。这场夏末秋初罕见的大雨，在疆老职工都说从未遇见过。‍ 身处塞外荒滩戈壁的我恍惚觉得这場前所未有的大雨已漫过了我的青春之梦……‍ 遥寄相思情，深浓思缘长。对初别家乡的年轻人来说，内心最大的伤感是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以及挥之不去的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我们象是飘曳远方的风筝一样，思若浮云、飘忽不定，与家人的联系方式就是仅有的依靠信件来维系的那根无形的“线”。‍ 那年代是个书信的年代，沪疆两地书信的往来耗时要近半个月的时间。在外游子，由衷感受到了“家书抵万金”的珍贵。‍ 那时，支队指挥部通讯员每周两次中午下连队送报刊信件。每次我们都翘首以盼，团团围住信使，热切地期盼着信件的分发。叫到名字收到家信的人是先喜后悲，边看信边落泪。待一封封信件分发完毕而没有收到家信的则是因失落沮丧而伤感落泪。总之，都会流泪、都会哭：有声的、无声的，外在的、内心的。总之，因为家信触碰到了游子思乡情结的脆弱的神经。总而言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情”字！‍ 情之所钟，情之所困，情为何物？ 家信（雕塑）‍‍ 离家后接踵而至的中秋及春节两大传统节日更易引发年轻人自我难解的思乡情结。‍ 乡愁，是每逢佳节时会油然而生的一种思亲情愫。‍ 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今夜风清月正明，今夜乡愁愁更愁。一群远离家乡的城市小青年，又是背井离亲的第一次过大节，新组建的青年连队却没有组织任何娱乐之类的集体活动以缓解年轻人的乡愁。身处塞外异域的年轻人，过着孤单的没有家人陪伴的中秋，没有品尝到月饼的香甜，却初始体验到了人生离别的苦涩。‍ 天涯远兮西窗暗，路迢迢兮烛光残。亲人眸冷秋水寒，日日思亲月生怜。‍ 月亮知道，每一份思念的份量…… 望月思故乡‍‍ 时光在无情地流逝，一九六六年的日历即将翻尽，我们入疆后的第一个冬季已悄然来临了。‍ 塞下冬来风景异，长烟落日孤城闭。‍ 除夕之夜，生活区四周一片宁静，显得比往日更静谧。院子里漆黑一片，只有宿舍门板缝隙处透出丝丝暗淡的煤油灯光。我们宿舍里，除了两个好串门的小伙伴以外，其余人有的靠被斜躺在床上发呆，有的在油灯下翻看家庭像册，有的正在全神贯注地书写家信。屋内一片静寂，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唱歌，只有火墙的土炉子里燃烧的木柴发出“吱吱”的响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 忽然，从对面女生院子里传来了沪剧《星星之火》的唱词：“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呀，赶快救我出火坑……”。随之和声越来越响，继而是泣不成声，再而是一片哭声。‍ “乡思不堪悲橘柚……”，异乡为异客，佳节倍思亲啊！ ‍ 茫茫戈壁，漫漫长夜。在这特定的日子和特异的环境里，我们这群特别的小青年，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新年——农历一九六七年的到来。 戈壁日出 ‍ 2、生活困苦，适者生存‍ 生活可能不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着实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兵团对新招进的上海青年实行的是半军事化性质的管理，生活作息很有规律。‍ 在头三年实行的是供给制，衣食无忧。津贴费第一年每月是3元，第二、三年是5元、8元。第四年开始定工资了，所谓农工级，一般都是31元零8分。‍ 那时兵团实行的是十天休息一天的大礼拜制，采用的标准时间是乌鲁木齐时间，时差与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 在到疆后的头两个月的适应期里，连队作息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吃饭也不作定量且细粮（面粉）占比多。‍ 当然，这些优待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连长手提箩筐上屋顶捡拾被人们丢弃了的吃剩的馒头干，随即召开全连现场大会，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也随即顺理成章地宣布，从明天开始给大家定量供应饭食。‍ 幼稚的小青年们人人自责，都信以为真地以为这是对不珍惜粮食行为的惩戒。恕不知这是“剧本”的设计，每个连队都会上演同样的剧情。‍ 从此以后，粮食作定量供应且粗粮（玉米面）占比多了。‍ 在文革前期食堂炒菜的食油还能正常供应，只是食用的棉籽油比菜籽油多些。阿克苏地区是产棉基地，顾名思义棉籽油是用棉花籽压制的食用油。棉籽油象柏油一样黑乎乎的，油花醒目地沾附于菜叶或飘浮在汤面上。‍ 在文革后期也就是我们大批青年因武斗而避难性地逃回上海，之后又被动员集体返疆回连队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食堂用油已彻底断供了，炒菜纯粹是用水煮的。‍ 有一次我去食堂见证了炊事员煮菜的全过程。‍ 炊事员把大铁锅烧烫后先放盐干炒，为的是挥发掉戈壁内陆盐中的硝。随后加水烧开后放入筐中的包菜、土豆或萝卜片煮，最后加入辣椒提味。‍ 日复一日，煮菜喝汤，肠枯胃燥，脸面无光。当时我们的饮食写照是：‍ 主食吃粗粮，米面难得尝。炒菜没油花，三月无肉香。糖萝卜熬制做甜汤，葫芦瓜当菜是家常。大白菜要吃小半年，土豆片吃厌反胃肠。 冰山来客（右为本人）‍ （1968年冬）‍‍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人们饥不择食，于是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小赵不知何时从老乡那里弄了个野兔夹子，于是常钻进树林捕获野兔改善伙食。我们有时偶遇戈𤩹滩上用老鹰捕野兔的维族老乡，化上五角钱能买到一只野兔。‍ 小吴爱好钓鱼，于是用缝衣针烧弯做鱼钩，钓到的小鱼加上採到的野蘑菇熬汤分享。戈壁滩上池塘中的鲫鱼个体不大，因水质含盐碱，故刺骨都是软的。当初令我不解的是这与世隔绝的小水塘中的鱼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秋冬季节我化两元钱买了一只大黄狗，于是大伙七手八脚收拾完毕，煮了一大锅狗肉共享。‍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年轻人常以打赌的方式来解馋饱腹。有的以能吃几盘支队指挥部小饭店5角钱一份的羊肉抓饭为赌注。有的是以一次能吃一罐那时稀缺的大口瓶猪肉罐头为赌注。其结果不言而喻，总是输者破费、赢者伤身——不是胃胀就是腹泻。‍ 北方冬季漫长，田野一片萧条。食堂半年左右供应的蔬菜全是靠窖藏的大白菜、葫芦瓜、糖罗卜及南瓜、土豆等度日。绿色鲜蔬要到5月份才能上巿，以致于人们对绿色蔬菜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当春天来临，大田里种植的用作饲草及绿肥的苜蓿露芽后，人们便贪婪地去採摘，但常常因少油且过量的食用而造成腹胀难以消化。‍ 在那段艰苦岁月中，我们一些伙伴同舟共济、有福同享，因此我也品尝过诸如狐狸、野猪、乌鸦及水老鼠等野生动物的肉味。限于当时烹饪条件，因此这些野味都是用水煮后撒些盐便食用的，可谓原汁原味。虽然其味大多亦已淡忘，但仅那狐狸肉印象深刻——肉味还没尝，那股狐骚味已令我作呕，避之而不及了。‍ 连队食堂炊事员一般川籍厨师居多，烧炒的菜味略偏辣，在逢年过节改善伙食时烹制的猪、牛、羊、驴等肉倒别有四川风味，尤其那驴肉炖得酥烂入味，煞是好吃，应验了“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美誉。‍ 过节连队宰杀的猪一般都是散养的，体形不大。为防人畜感染，所以对患有二号病的猪或杀猪时发现在皮下肉里有白色的米粒大小虫卵的“米虫猪”是不能吃的，必须挖坑深埋。‍ 听说有的老职工也要设法偷吃这类猪肉的。因为他们是光棍一条的垂老，视死如归，今日有酒今日醉，才不管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呢。‍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上海青年里也有“拼死吃河豚”的，一次有三个伙伴曾偷吃了患二号病的病猪肉。‍ 他们三人是铁杆兄弟，在得知埋猪的秘密地点后，便于当天午夜时分悄悄去埋猪地挖出病猪，当即砍下猪身子便拿回宿舍，洗净后用脸盆当锅子就放在火墙炉子上炖，当夜便大快朵颐。他们勇气可嘉，冒险吃这猪肉前是有“如果万一”的思想准备的——所幸倒也安然无恙。 屯垦戍边（雕塑）‍ 为偷吃羊肉，我们在值班连队时还曾发生了一起私下砍杀维族老乡活羊的事件。‍ 那年秋天到了，连队安排一个男生班去柴禾工地砍柴伐木以供连队冬季取暖用。‍ 砍柴班带着长柄斧、拉锯等劳动工具和被褥行囊，由连队马车送去了十几公里外的原始树林中的柴禾工地。‍ 真知源于实践。‍ 砍柴过程中，伙伴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因砍伐树木会震落树上的干果树叶，故伐木声会条件反射地引来林中老乡散放觅食的羊群。‍ 久日不闻肉香了。‍ 谋定而动，次日伐木中“咚咚”的砍树声犹如召集令，引来了数十只羊儿。当机立断，一个伙伴迅即轮起长柄斧对着一只羊的头部砍去。羊儿应声倒地，羊群四散逃窜。‍ 于是大伴把羊儿拖回工棚，无师自通地放血剥皮、开膛破肚。随后擦试血迹、清理现场，随手把羊皮扔进了工棚外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里。‍ 自以为是瞒天过海、天衣无缝。‍ 傍晚老乡清点归圈的羊只，发现少了一只。次日便外出寻找，终于在河流边树杈上发现了阻挂着的羊皮。于是老乡打捞起羊皮便逆流而上，找到了棚屋，发现了屋内立柱上残留的血迹……‍ 真相大白了。‍ 于是，老乡不依不饶，矛盾突起，如若处理不当会引发民族纠纷。后由团部与地方协调，作了赔偿后才息事宁人了。 塞外风光‍ 在文革的后期，各地阶级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忆苦思甜”形式多样，花样不断创新。吃“忆苦饭”是时兴的一种形式。‍ 各地“忆苦饭”的名称相同，但饭的内涵质量却因地制宜、千差万别的。‍ 我们边疆的生活条件本来就艰苦，再加上因文革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生活就更艰苦。‍ 那时人们饥肠干枯，平时吃粗粮、喝菜汤是家常便饭，这食材可能在沿海地区已经算得上是忆苦饭了。‍ 初秋的一个星期天，连队也开展了阶级教育活动。上午听了由老红军主讲的报告会，中午便安排吃忆苦饭。‍ 今日吃饭不定量，量大管饱。‍ 院子里已经摆放着几个满盛着忆苦饭的铝盆。随着连长一声哨响，大家各自手拿饭碗有序打饭。‍ 饭是用玉米面、麸皮加上甜菜叶和一种叫苦苦菜的野菜等混煮成的。‍ 米面和食油那当然是没有的。 经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年轻人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成熟。饭虽然难以下咽，却没人说这说那。‍ 第二天上午，有两个吃多了的男生拉不出大便被送去了团部卫生队。‍ 中午时分，连队马车又往卫生队送去了三个＂难产＂的人。听说他们本因腹胀难忍，更经受不住马车途中的颠簸，所以一路哀嚎。后因医生给注入润滑剂也无济于事，还靠护士用手指把硬便给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 3、劳动艰辛，锤炼意志‍ 在我们到疆后的头几个月里，劳动还处于一个适应期，因此初始阶段的劳动锻炼总体是轻松的，主要任务是开荒造田，也没有工作定额。‍ 工地就在离生活区不远的一大片原始荒地里。 拓荒劳动‍‍ 天道轮回，苍海桑田。据史料记载，新疆在2.8亿年前是海洋，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我们这批年轻人是这片蛮荒之地上开天辟地的来自东海之滨的新居民。身处在这亘古荒原，使人浮想联翩。我们脚下踩出的脚印，有可能会是人类首次留下的足迹。‍ 身临其境，使我有一种独异的感觉，空气中仿佛藴有一股神秘的气息，耳际隐有一种远古的呼唤。 ‍ 桑田沧海，荒原原本不荒。史前这里应是繁茂的原始森林，这从地表的乔、灌木残枝及被埋入地下的枯木断根可见一斑。 工地留影（右一为本人）‍ （1966.10）‍‍ 在大动干戈的开荒工地上，时不时地会从杂草丛中窜出来体型不大的沙漠蜥蜴和张牙舞爪的戈壁蝎子。有时在挖沙包土丘时挖到了蚁巢，那成群的通体黑亮、体型硕大的戈壁蚂蚁足以让你退避三舍。而最震奋人心的还是不知从哪里忽地窜出一只灰褐色的野兔来，顷刻之间便会惊动全连人马挥杆呐喊。人们群情振奋，围追堵截，野兔则来回奔跑，四面楚歌，可怜在它的基因里都从未有此惊吓的印记，直至跑到心力衰竭、暴毙身亡。而那位捡拾到战利品的伙伴就会高高举起野兔大声欢呼，就像中了彩票一样欢欣喜悦。 开荒仅是开垦农田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还要平整、打埂、挖渠、压碱等一系列工作，然后才能进行机耕和播种。 开镰收割‍‍ 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除了拓荒造田之外，还参加了协助兄弟单位采摘棉花、收割稻子的劳动。大片稻田收割主要靠“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但大型收割机转弯处留存的田边地角及小型地块的水稻还要靠人工收割。‍ 那时，兵团实行十天一休的“大礼拜”制。九月下旬秋收时节，我们已连续数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整队出发去帮助外单位割稻，午餐也在地头吃，晚上归队后人人还要摸黑磨好镰刀为明天的“战斗”做好准备工作。 ‍ 持续超时的劳作大家已手打血泡、腰酸背痛，本寄希望于国庆节能放假休息一天，但事与愿违，连队却假日不休照例出工。‍ 那天中午，秋日炎炎，人人身心已疲惫不堪。此时，稻田里有一个女生深情地唱起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沪剧《星星之火》里小珍子充满悲情的“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呀……”的唱段，继而又有一位男生也顺应时宜地编唱了“盼星星盼月亮，只盼望妈妈到新疆，妈妈呀……”。此情此景，人们正压抑着的伤感情绪𣊬间被感染，一下子都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稻田里一片嚎哭声替代了“嚓嚓”的割稻声……‍ 挖甘草、打土坯、割稻麦、挖大渠等体力劳动都是比较辛苦的，但那都是短期的突击性的劳动，十天半月的坚持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总的来讲年轻人也不甚感到有多么地难耐和艰辛。‍ 之后因文革中连队发生了武斗惨案，人们避难性地纷纷逃回了上海，一年后又被统一组织集体重返新疆。因此真正体验劳动的艰辛主要还是在我们重返兵团后参加的为期一年的水库建设工地上的重体力劳动。 开挖大渠‍‍ 南疆的春季是塔里木河的枯水期，却是农业生产上对水需求急迫的时节。为合理充分调节利用水的资源，农一师于1969年8月启动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修建一座大型的平原水库。‍ 新建的这座水库取名为＂胜利水库＂，是继六十年代初修建的＂上游水库＂之后的又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 胜利水库与上游水库一样，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并兼有供水、渔业、发电等任务的注入式平原水库。为响应全师这项工程建设，我们工程一支队将劳改大队、职工水利工程队及青年连队等单位的绝大部分男劳力都抽调去了水库建设工地。‍ 那时，我们这些小青年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无牵无挂。我们像是上前线的战士一样，打好铺盖，收拾好行囊，由支队部派出的卡车接我们去了工地。水库工地选址在阿克苏河流域最下游的塔里木河北岸阿拉尔塔北灌区，其水源主要来自塔里木河水系。‍ 集结号已经吹响，建设者们从四面八方向水库工地集结而来。 　　修筑水库的建设工具既有现代的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也有简陋的、原始的扁担、箩筐、砍土镘、独轮车。每天的劳动是按各单位划分好的区域推土筑坝，每天完成的土方量是有定额的。‍ 我们营地临房就在工地区域的外围。从早到晚，所见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听到的是雄壮的打夯号子、嘈杂的压路机轰鸣声和不间断的高音喇叭声。除此之外，在我们工程一支队有警卫人员看守的劳改大队的工地上还夹杂着重刑犯人拖着沉重的脚镣在推土方车时发出的＂哐啷哐啷＂的脚镣铁链的金属碰击声。这不绝于耳的交响唤醒了这沉睡千万年的静寂大地。 垒土作坝‍‍ 为精神激励年轻人的劳动热情，当初我们的口号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小车不倒直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激发人的潜能，工程指挥部持续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劳动竞赛。打擂台便是其中之一，致始每个单位或个人的日土方量记录不断被刷新。同时，我们工程一支队指挥部还在工地上每个月召开一次宽严大会以兑现宽严政策。对表现积极劳动成效突出的劳改犯人予以减刑或者对重刑犯当众砸去脚镣。而对不服管教、逃跑等犯人宣布加刑或当场戴上镣铐。‍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们天天在工地上重复着简单而繁重的挖土、装车、推土方劳动，终换得堤坝的日渐增高。随着越筑越高的土坝，人们的付出也越来越大，同时也离竣工日越来越近了。‍ 为实现水库工程按期胜利竣工、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工程指挥部动员开展了声势更加浩大的＂奋战一百天＂的劳动竞赛。终于，胜利水库如期胜利竣工，盛大的庆功剪彩典礼在＂七一＂举行。‍ 水库工程结束以后，我们部分青年被直接抽调到了新组建的团部武装值班连。 水库竣工留念（本人前右一） （1970.7） 　　‍ 七、文革初期无政府主义泛滥，我思家心切逃回了上海‍‍ 文化大革命起始时间按中央＂5．16＂通知算起的话，其实我们7月20日进疆时文革的初期运动在内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运动迅速在全国大范围内蓬勃开展了。工厂停产、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大约在十一月份，也就是我们到疆才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名上海的红卫兵来到我们连队看望他的姐姐来了。他的到来对连队上下震动很大。有客自家乡来，不亦乐乎，这对我们这些刚刚远离上海、远离亲人的人来说倍感亲切，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惊讶和羡慕！ ‍ 山高皇帝远。在信息滞后的边疆，我们对时局发展的了解是不及时的，信息量也是不多的，所以对他的突然到来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上海的亲人能到我们这偏远闭塞的塞外来而兴奋、激动。他的到来，更激起了我的思乡情愫，我也曾心想要是我的家人也能来看看我那该多好！然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对于连队的指导员等领导来说感到惊恐和紧张。他们知晓关内混乱的形势，担心红卫兵串联到这平静的＂世外桃源＂来煽风点火。于是赶紧向支队指挥部报告并密切关注连队动态。‍ 连队态势依旧，风平浪静。春风不度玉门关？不是不度，而是迟度。这席卷全国的浪潮总会势不可挡地冲过玉门关，横扫戈壁滩。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我们到疆还不足半年的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也冲破了玉门关，横扫了戈壁滩。‍ 连队昔日平淡、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初始时的文革风波犹如暗流涌动，平静的水面不时激起了阵阵涟漪。春节过后风云突变，浪涌阵阵。连队人心躁动，人性也越发显现。连队形势也与时俱进，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起了“将……运动进行到底”的横幅标语。一些人开始不安份了，他们打出了造反派的旗号，手臂套上了派系组织的袖章，食堂的土坯墙上贴出了“打倒黄文昌” （连长）、“火烧高嵩”（指导员）的大幅标语以及张贴出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召开了矛头指向连长、指导员等“旧军伐”、“走资派”的批斗会。一时间派别斗争不断，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了。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7.4）（左上为本人。我身后背景下侧的标语依稀可见是“火烧高嵩”）‍ ＂忠不忠，看行动＂，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那时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每天早晨全连集合，队伍面向东方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开始大家齐唱毛主席语录歌，后由造反派领队的向毛主席画像请示工作，之后便统领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晨钟暮鼓，每到傍晚以同样的形式作晚汇报。人人态度虔诚，天天日复一日。 ‍ 有一阵子还流行跳忠字舞，其形式就像现在的广场舞。忠字舞是以＂忠诚＂为核心内容，以舞蹈为形式的全民政治活动。舞曲是当时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我们学跳的第一个忠字舞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舞蹈动作是随乡入俗，以维吾尔族舞蹈为基础改编的。大家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态度谦恭，翩翩起舞。 ‍ 忠字舞在表现形式上比较活泼，因而人们欣然接受，迅速得以普及推广。但有些表现形式真的是无语了。按照当时政治学习的要求，人人都要能够熟练地背诵《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三篇毛主席的文章，俗称＂老三篇＂。有一首革命歌曲是这样唱的：＂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背诵是要人人过关的，通不过的连夜也要继续背，有的文化低背功差的伙伴真的是难为他们了。‍ 那时还时兴背诵毛主席语录，后来文艺工作者把语录谱了曲就称为毛主席语录歌，这样就好记了许多。唱总比说好，能唱的一般也都能吟诵了。‍ 最具形式主义的要数饭前集体唱诵毛主席语录歌的规定了。劳动归来，大家饥肠辘辘。从食堂打来的菜、汤和玉米馒头的盆子就地而放，大家围坐就餐前，由副班长先起头领唱毛主席语录歌，随后大家一起唱，唱毕才能用餐。不过，这种形式也没维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一九六七年春节后，造反浪潮汹涌，连队老干部被打倒批斗，生产劳动停止，正常生活停摆，连队已处于无政府状态。“革命者”在热衷于造反，“逍遥者”无所事事，连队已经属于“没有人在管了”的无序状态，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地去参加的。‍ 三月份的一天，得知连队昨晚上有两个伙伴＂滑脚＂溜了。他们悄悄出走的消息在连队引起的震动，也提醒了我等思乡心切的扎根意志不坚定者，我也心动了，我们四个小伙伴——其中三个是宣传队成员-—-都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我们不露声色，谋定而后动。　　四月的一个晚上，星光稀疏，夜深人静，宿舍里的伙伴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我们却要准备回乡了。到点了，我们在佯睡中悄悄起身，为了蒙蔽他人，使我们＂消失了＂的信息尽晚些被发现，于是我们在各自的被窝里塞上些衣物以后，便拿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旅行包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宿舍。‍ 北国之春，夜晚气候还十分寒冷，再加上＂出逃＂心情的紧张，我情不自禁地浑身打颤。我们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戈壁荒野里行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其实戈壁上本没有路——我们终于到了公路边。 　　半夜，公路上卡车稀少。我们冒着寒冷，打着哆嗦，守株待兔似地静候着公路上的汽车。当远处出现汽车灯光时，我们便精神抖擞地做好了拦车的准备。好心的司机同情我们，同意带我们去阿克苏，于是我们爬上了卡车后厢，迎着寒风蜷缩在敞开的车厢里。百把公里的戈壁泥石公路仅开启了我们漫长的回家之路的第一步——我们的家是那万里之遥的东海之滨。‍ 卡车在戈壁公路上一路颠簸，终于在黎明前到达了阿克苏。县城被夜色笼罩着，街上灯光惨淡，远处不时传来的狗吠声打破黎明前的宁静。‍ 到了阿克苏中心城区外围以后，司机师傅叫我们下车，並提醒我们此时不要妄自进城到街上走动，万一被阿克苏街头晚上值勤的红䄂章碰上那是经不起盘问的，被遣返归队是毋庸置疑的。‍ 夜长怕梦多。于是我们就近躲进了路边的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一切等待天亮以后再说。公厕内很脏，臭气熏人，有个同伴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起来，香烟味倒有效地冲抵了部分臭味。‍ 天际发白，我们在厕所里迎来了黎明。　　天亮以后，我们离开了公厕，若无其事地向地方上的长途客运站走去。今天的计划是要尽快地搭乘去吐鲁番火车站的客运车，尽快地离开阿克苏，尽早地离开新疆。‍ 九个月前，我们是身穿军装、胸佩红花在阿克苏的大十字街头走过彩门、接受过夹道欢迎礼遇的好儿女。时过境迁，今天却是个＂逃兵＂要偷偷摸摸地溜出阿克苏——人生如戏！‍ 在街上路过一家照相馆时，我临时起意，建议同伴们去留个影，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瞬间的光影成了永恒的纪念。 离别阿克苏留影（本人为前右一）‍ （1967年4月）‍ 人生如梦。有人说，＂再见＂是为了再见，离别是为了别离，果真如此吗？我们的不辞而别难道是为了＂要再见＂、为了＂别离开＂吗？其实，那时我们也仅是十七岁左右的小青年，思想没那么成熟，考虑问题也不可能那么周全，我们只是单纯地一心想回家而已，至于后果会怎样压根没有考虑那么多。得过且过吧！‍ 长途客运站候车室里满是维族老乡，室内充满着羊膻味和呛人的＂莫禾烟＂土烟味。怕有追兵赶来，我们战战兢兢地买好汽车票，心神不宁地等待发车。当客车缓缓地驶离城区后，我们才缓缓地舒了口气。＂再见了＂阿克苏——既然我选择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你，最好还是不要与你再相见了！　　日行夜宿。车行三日后的下午，我们到达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 九个月后又看见了吐鲁番的铁轨、火车，我倍感亲切。因为这铁轨连接着上海——我是在最西头，家是在最东头！别样情，感慨良多！‍ 不知何故，是即将平安离疆还是归心似箭？我们到了火车站后，四人组便散了，大家分道扬镳了，就我和小沈不离不弃，相依相伴。面对购买火车票时，我俩都犯难了，到上海的车票要50多元钱，身边的钱是不够买到上海的全程票的。那时候我们没有工资收入，每月才领到3元钱的津贴，在疆9个月，分文不花也才27元钱。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吧！于是我们买了到兰州的车票，登上了东行的列车。‍ 车厢内十分拥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们选择相对人少的车厢连接处安顿好，站累了就席地而坐，困了就打个盹，我们唯有一个信念，熬过今天就是明天，挨过一程离上海就近一程。 ‍ 车行两日，晚上，在快到兰州站时车厢内开始查票了。列车员十分敬业，他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地毯式地逐一查检车票。‍ 列车停靠兰州站，我们没有下车。 　　凌晨时分，车至甘肃天水站，我们被赶下了火车。虽然是穷途末路，但关内春的气息令我神清气爽。‍ 清晨，我们出了天水车站，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这久违了的湿润空气，反而使我觉得心旷神怡。‍ 在天水县城的街头，我们在路边一个手推车的早餐摊吃了早点以后，便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找邮局。经向邮局工作人员咨询，最快的方法就是电汇，现在发电报给家中，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就可收到汇款了。于是我们首次体验拟写电文向上海家中求助，要求电汇100元钱到甘肃天水邮电局来。在六十年代，1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抵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收入。那年代，非急事家中是不会收到电报的。‍ 我的离疆家中是全然不知的。当家中突然收到了我文字简短的电报后，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家中焦急万分，父母心急如焚。情急之中，父兄找来了地图，查看了甘肃天水的位置，急忙凑齐了钱火速电汇到天水邮电局。‍ 我俩却逍遥自在。拍完电报以后我们便去街头、公园闲逛去了。中午时分，我们就等候在邮局，谁也不愿意再离开半步了。下午2点多钟，我们先后收到了家中的电汇款。随后小沈买了直达上海的车票。而我，则饶有兴致地买了到南京的车票。‍ 我的二姐和姑父姑母住在南京下关商埠街。我到南京后在姑父母家住了几天，＂五一＂劳动节亦鸣姐还带着我和他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去南京中山陵、灵谷寺等景区游览。现存的在灵谷寺拍的一张照片，见证了我的这段难忘的经历。 　　‍ 我的擅自决定令父母寢食不安。家中对我的行踪信息全无，只能按照大约的时间来推算，但总迟迟不见我按时到家。到家以后我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对此我对我这一未顾及家人感受的任性的决定十分后悔，深感愧疚。‍ 　　‍ 八、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在戈壁荒漠，他们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塞外疆土‍　世事无常终有定，人生有定却无常。‍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派系斗争不断升级，越演越烈，终于爆发了闻名阿克苏垦区的血腥的“10.31”武斗惨案。称之为是武斗，其实就是滥杀无辜，是单方面的偷袭屠杀！‍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晚上，夜深人静、血雨腥风。在夜幕笼罩下，外单位的造反派打手已悄悄地包围了我们青年四连。‍ 突然间，刺耳的冲杀声划破了静谧的戈壁夜空，打手们手持大刀、铁棍、红缨枪、狼牙棒，瞬间冲进连队的男女生宿舍，对着毫无防备手无寸铁的青年男女大开杀戒、大打出手。顿时，哭叫声一片，人们慌不择路四处逃窜。歇斯底里的打手们有的嚎叫着、追打着，有的冲进宿舍后用红缨枪在床底下乱戳乱捅。‍ 一场浩劫，持续了不足十分钟，场面惨不忍睹，暴行令人发指。由于受限于客观条件，伤者无法及时送医救治。有一男一女两名在惊恐中分别躲在各自宿舍床底下的青年被红缨枪乱枪捅死了。有一名男青年的肠子被钩出来了。令人震惊，痛心之至。他们告别父母进疆才一年多的时间，正值十七、八岁的花季，年轻的生命就终止在这荒芜的戈壁大漠之中。 　　我没有经历这场浩劫，下面我摘录一位亲历这事件的女生的回忆描述：＂ ⋯⋯这天晩上七点多钟，伸手不见五指。我在宿舍里，只听见外面叫紧急集合。我脚跟还没站稳，只听见＂冲啊，杀啊＂，我连忙就逃。逃到一间房子里，紧贴着墙。屋里只有一个躲在墙角的男生，点着的煤油灯还没有来得及吹灭，他怕受牵连急忙叫我出去。这时，只听见外面＂啊、啊、啊＂的惨叫声。仅相隔几分钟的时间，大概十分钟都没有，外面就恢复了平静，静悄悄的，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时我胆颤地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那屋子，朝自己宿舍走去。宿舍共四张床，有三个人躺着，只听见鼻子哼哼的气喘声，其中有一个女头头，头部被捅了几刀，还有两个腿上被捅了两刀。那个晚上大家都心有余悸，不敢睡，怕再发生什么事。受伤的人不能马上送医院，因为交通不方便，路又远。等到天亮后，重伤的汽车送，轻伤的马车送。不久消息传来xx 女生死了、xx 男生死了，xx 的肠子被钩出来了……＂ 　　那晚武斗惨案发生以后，人们便四处逃窜，流离失所的年轻人最终先后汇聚到了离连队百公里外的师部所在地阿克苏县城。人们惊恐不已，举目无亲，在万里之外异域他乡的年轻人突遭此劫，此时最惦念的就是家中的亲人。大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连队绝大部分青年纷纷逃离新疆，三、五结伴避难性地逃回了上海。‍ 我因思乡心切，不安现状，故已与另三个小伙伴在武斗发生前即已逃回了上海，所以没有经历此场劫难，有幸躲过一劫。我庆幸避免了东观之殃的一场灾难。天下之事，利害经常相伴。不测风云，冥中自有安排。人生没有如果，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亦不堪设想。 　　命运不公，生命无常。‍ 我曾经的玩伴小潘他在武斗惨案发生后没有逃回上海仍留守在连队，他虽躲过了武斗的劫难，但最终没逃过无情的病魔。 ‍ 一九七二年我已调往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了，那年我利用学校放寒假回沪探亲。待假期结束返疆回到阿克苏后听说小潘生病（记得好像患心肌炎）在师部医院住院，于是我顺便到医院去探望他。在医院我找寻到了他的“病房”，只见墙面未经粉刷的房间家徒四壁，没有其他的病床，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也未见其他病人或医生护士的身影，小潘犹如被遗弃似的孤独地躺在靠墙边的担架床上无人照顾，那凄楚的境况显现了医院对知青的不人道，令人心寒。‍ 在我无奈地告别小潘离开阿克苏回到团场学校后没多久，小潘就病逝了。‍ 我情深深地怜闵小潘的不幸，他年轻轻的远离父母家人，现孤单单地终了在域外异乡。那凄凉的場景令人悲戚、不堪回首。‍ 小潘是我们一起进疆青年中第一个因病逝世的人，也是我们四连惨死在新疆的第三个年轻人（另两人是文革中被红缨枪捅死的），谁曾想他们三人自离沪赴疆告别父母即是永别…… “细柳带孝，大漠奔丧，献青春与军垦兮天哭赤子，洒碧血与兵团兮地泣英朗。——摘自兵团一师纪念碑文《上海知青赋》” 　　‍ 九、家是遮风挡雨的港湾，在外落难的游子千辛万苦也要回家‍‍ 一九六七年，阿克苏地区发生“10.31”武斗惨案的噩耗传到上海以后，我们一支队四连知青的父母心急如焚，但又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边疆儿女的不幸遭遇时刻牵动着上海父母的心。‍ 因工程一支队十月三十一日晚上武斗惨案的发生，至使连队的大部分青年逃离了连队先后集结到了百公里之外的阿克苏县城——这里也是兵团农一师师部所在地。‍ 阿克苏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来就是南疆重镇，是通往域外内地的咽喉要塞。‍ 六十年代还是个书信的年代，电话尚未普及，两地能直接对话交流的只有公用的长途电话。‍ 在那场武斗惨案发生以后的一段非常时期里，上海的部分家长在当地社区组织的帮助下与遥远的滞留在阿克苏的子女们进行了两次长途通话。‍ 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前已经逃回上海的我也心系远方正处水深火热中的小伙伴们的命运，故我也参加旁听了沪疆两地的直接通话。‍ 晚上，家长聚集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初始时家长们互通信息、相互安慰，待电话接通时场内顿时安静下来，除了选出的家长代表与电话那头进行对话了解情况外，其余家长则焦虑地围着电话机静听耳机里传来的微弱的声音。‍ 有的家长按耐不住失控的情绪轻声抽泣，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回家来吧，孩子！” 　　向往着东方的大逃亡开始了……‍ 塞外已经是千里冰封，唯有家是温暖的港湾！‍ 遭外单位造反派打手惨无人道的突袭刺死了连队两名青年以后，人们惊恐地冒着严寒，向着东方家的方向，陆陆续续、三五成群地开启了万里之遥的艰难困苦的逃亡之路。‍ 我曾听过一位女生叙说的她的逃亡经历：‍ ＂⋯⋯武斗死了两个战友的事件发生以后，连队里人心惶惶，大家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万般无奈之下人人只想回家。‍ 我也决定要回上海，便叫父母寄路费。家里确实也困难，东凑西凑，寄来了八十元钱。‍ 路途遥远，要回家十分艰难。一路上有几处关卡要查通行证明的，没有单位证明就不让走，有时还要挨打。‍ 有一个朋友偷偷给了我一张盖了公章的空白证明，我填了两个人。于是我就和xx结伴一起离开了团场。‍ 经过上千公里的长途奔波，我们总算比较顺利地到达了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我们意外地遇到了连队的另外两个女生。于是我们就结伴而行。‍ 那时候我们大家身边都没啥钱，只能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只好买一站的车票上了火车再说。‍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车厢里开始查票了。我们四个女生都很害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实在没有办法。‍ 这时有一位军人看到我们焦头烂额的样子，便叫我们分散行动。于是我们有的躲进厕所里，有的躲在椅子底下，个个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关又一关。 　　到了兰州我们被赶下了火车。‍ 出站要查票的，又要过一个难关了。‍ 为了蒙混过关，出站时我就往人群中挤。由于我个子高一点，检票口工作人员把我卡住了，被拉到了列车员值班室时，我看见了在车上分散了的另三个女生也在值班室，其中一个因为钱给小偷偷了正在哭。‍ 我们心里都很害怕，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有一位好心的阿姨走过来催我们“你们快走吧！”。于是我们拔腿就跑，跑到饭店的厕所里不敢出去。过了十分钟左右，我们才东张张西望望地慢慢地走出了厕所。‍ 在火车上时我们吃的是干粮，有一顿没一顿的，现在看到饭店里白花花的大米饭，觉得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吃过饭了。于是我们每人就买了四小碗饭和一个汤，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肚子填饱了，我们四个人在候车室坐着。看看人家，干干净净穿着毕挺，再看看自己像个逃犯，手黑的发亮，满脸灰尘。‍ 说实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好心人还是多。这时旁座有一位叔叔向我们问长问短，我们就把自己经历的甜酸苦辣统统描述了一遍。那位叔叔很同情我们，叫我们到他旅馆去洗一洗（他是出差到兰州）。在旅馆里我们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等大家洗好后看看自己的手，喔，好白啊。‍ 后来我与xx买了直达上海的火车票。另外两个人钱不够，她们就叫家里把钱寄到车站。‍ 我和xx两人坐上直达上海的火车后心也踏实了，也用不着怕查票了。到了上海，这时候才知道上海好，上海与新疆真是两个世界，没有出去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唉！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成了新疆人了⋯⋯＂ 　　在一九六七年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连队先后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历尽磨难、千辛万苦、陆陆续续地逃回了上海，避难性地回到了家的港湾。 　　‍ 十、物是人非，人心叵测。一起进疆的那个他已俨然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打手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兵团局势趋于稳定后，上海方面层层动员因武斗惨案而避难回沪滞留上海的新疆青年返疆抓革命促生产。‍ 于是我们连队一百多名上海青年又无奈地被组织起来集体重返西去的征程。‍ 四天三夜后火车到了大河沿（吐鲁番）站大家下了火车。当晚，百多号人被安顿在一个大仓库似的大房子内，在人挨着人的地铺上过了一夜。‍ 次日始，又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还有一千多公里的戈壁公路旅途将要启程。　　昼行夜宿。‍ 从吐鲁番盆地的戈壁过渡到塔里木河绿洲的南疆公路，途经了天山南麓、沙漠边缘等多样的地形地貌。‌‌沿途串起了托克逊、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等一个个充满南疆文化与自然风光的历史名城。 　　回到了久违的连队后，我们人人写了检查，並在堆积的人们大逃亡时丢弃的棉被、棉衣及大头皮鞋等物堆里寻找自己的或挑选适合自己的生活用品。　　塞外的冬季即将来临，新的生活又要开启了。‍ 百多人回归后，连队虽然有了人气，但没有了先前的朝气，氛围压抑，前景叵测，路在何方？我们己失去了希望，心灰意冷了。‍ 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吧。‍ 世事难料。经过这一年多的动乱，连队已经物是人非了。原先的和蔼可亲的老军垦领导已不知去向，由造反派的那位1966年进疆的转业军人（我们二排的排长）取代了领导岗位。而先前我们从上海一起进疆的、在文革期间滞留在连队的那个大个子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打手了。‍ 他满脸横肉、剃着光头、自称爷爷；他游手好闲、无聊时常以打人消遣取乐；他天天手执那根特制的皮鞭，哼着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奎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那句唱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飞横跋扈，人们犹如避瘟神般躲着他，敢怒而不敢言。‍ 在留守连队的人员中有那么两、三个人已经是他发泄淫威的玩物，饱受了他的霸凌和摧残。 　　我曾目睹了他那个作恶的场面，震撼了我的心灵。‍ 一天晚饭后，男生们无所事事，有的在宿舍里，有的在操场上。‍ 这时，这光头打手嘴叼香烟，手执那根在鞭梢尾端缠着铁丝的皮鞭出了他的宿舍门，凶神恶煞地高喊着“x x x给我岀来！”‍ 于是被点名的那人颤颤巍巍地到他面前，然后背对着光头服从地脱掉上衣赤膊露背。那光头目测了一下间距，调整好位置后便猛抽了一鞭。顿时那人背上一条血红的横杠突起，鞭梢抽到的地方立刻皮开肉绽了。那青年就这样忍气吞声、顺从地被光头连抽了三鞭。‍ 那打手还不过瘾，接着又点名叫了一个“眼镜”过来。那“眼镜”站立在光头背后，双手按要求搭在光头后肩上。此时光头作下蹲状，令“眼镜”伏身在其背上，双手被光头的两手握住。待摆好姿势后就被光头摔了个大背包。如此循环，连摔三次。‍ 之后，光头便得意地提鞭扬长而去了。然而，被摔的那人眼镜掉落、五脏受震、呼吸难缓，半天爬不起来。 　　另有一位我们曾经一起返疆的女青年也莫名地遭受了他的鞭挞。‍ 那天劳动收工后，该女生拿着脸盆去水房打洗脸水。在路过男生院子时被那光头看到。他手执皮鞭连叫两声站住，那女生没予理睬。于是光头吼着说：“老子在叫你你不理睬？”‍女生解释说我不知道你在叫谁。光头边说你嘴巴还老，边对着女生头上就是两鞭子，鲜血顿时从额头流了下来。接着抽第三鞭时，鞭索缠住了女生的脖子，鞭子也从光头手里滑落下来。此时那女生站着不动也没哭，双目怒视着他。于是光头边捡鞭子边连吼两声“滚！”‍ 那女生回到宿舍后伤痛难忍，愤怒、委屈、悔恨一起涌上心头，伤心地嚎哭了一场。 　　这光头虽横霸一时不可一世，但钉头也会碰到刺头的，霸道的也会碰到不要命的。‍ 听人说文革中有一次打手惹毛了连队一个身材敦实个子不高的一同进疆的男青年，那青年是个拼命三郎，手握挑饲草的钢叉跟他对峙，他也胆怯地败下阵来落荒而逃了。‍ 文革后期在清理三种人时那个造反派的转业军人受了处分被撤了职。这光头打手被判了刑，到煤矿接受劳动改造，从此以后也便杳无音讯了——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恶有恶报，咎有自取。‍ 人生这条“路”，由“足”和“各”组成，“足”是脚下路，“各”是自己走。不同的人生道路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 十一、要安心就得安家，兵团人的婚姻状况有其特殊性‍ 1、五十年代老一辈军垦人的婚姻 ‍ 早在一九五四年正式成立建设兵团时，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就地转业的军人开展了开发边疆的大生产运动，他们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实现了自给自足。‍ 吃饭问题解决后，另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让近二十万官兵安心屯垦戍边扎根边疆？‍ 当时部队上包括团长以下的官兵都是二、三十岁以上的单身汉，要安心就要安家。于是在征得中央领导同意，就开始在内地招募女兵。 　　当征兵公告发出之后，女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场面十分踊跃，这便是历史上曾经轰动全国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 之后，又有九千山东女进疆，除此之外，还有陕西、甘肃、四川、河北等其他省份大批女青年应征入疆。‍ 就这样，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了女兵身影，有了母亲，有了孩子的欢笑声。‍ 这些女兵，被后人尊称为“戈壁母亲”。 　　‍ 1、五十年代兵团各级组织安排老兵结婚是按照军职等级和军功大小来的，军职高和军功大的优先安排‍ 我们刚去兵团时新组建的我们青年四连的指导员夫妇的婚姻就是由组织安排促成“生米煮成熟饭”的。我们到连队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了。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人也不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听闻后感到不可思议。说实在的，指导员的老婆蛮年轻漂亮的，我们也确实感到他们夫妇无论年龄还是长相等都很不般配。 ‍ 上海解放初期，也将一批旧社会的妓女经整训教育后安排到了新疆。我所在学校的学生姐弟俩的母亲、人称“老鸭子”，因其相貌似于电影《战上海》里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所以我们背后称她是“汤司令”。她在与我们相处时也讲上海话，初始时虽有他乡闻乡音的亲切，但这“老上海”怎么亦会在新疆令我们感到惊诧不已。继而我才了解了她的身世，也颠覆了我的认知。‍‍ 2、六十年代转业军人是要求成婚后带家属进疆的 ‍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六十年代部队有大批转业军人安置到兵团充实力量，江浙皖的南方兵及陕甘宁的北方兵都有，他们都被要求成婚后带着家眷赴疆的。大部分军人在部队服役时就有对象在老家，有些是转业到新疆前刚找的，为了进疆他们在家乡时都把婚礼给办了。 ‍ 我们所在青年连队的中层干部一般都是部队的转业军人。 ‍ ‍ 3、在疆的老职工可以从老家把家人户口迁入兵团农场参加就业的‍ 我们一九六六年七月入疆时所在的单位是农一师工程第一支队。工程一支队共有五个上海青年组成的连队，其余的是劳改大队和职工水利工程队。‍ 农一师共有两个水利工程支队，均属劳改单位。劳动改造的对象主要是新疆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的战犯及地方的叛匪等，除此之外也有四川等内地及属地的服刑人员。‍ 新疆地广人稀，高山戈壁、无垠沙漠等自然环境及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在友好时期，疆域边境安定，属全国的大后方，故号称是“天然的监狱”。‍ 服刑期满回归社会的人员称之为新生职工，意为经过劳动改造后重获新生、重新做人的劳动者。农一师还专门定期刊发了一份名为《新生报》的小报，着重宣传党的政策和经过改造后重获新生的职工的先进事迹。‍ 这些刑满释放成为职工的人员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或回原籍或可留在兵团农场工作，留场的允许将老家的家属接来农场落户安居、参加农场工作。因此，绝大多数刑满人员都选择不回原籍留场定居。 　　‍ 4、我们上海青年进疆性别比是女生多于男生‍ 兵团单位的技术性人员除自己培养外，也有内地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新疆的。我的好友赵技术员夫妇是江苏镇江人，他们在南京农学院就读期间就已恋爱。毕业后，因女方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新疆，男方也主动要求分配同往。‍ 我们上海青年支边进疆时女青年要多于男青年。就以我们1966年7月进疆的一批205人中也是女生多于男生。‍ 俗话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由于条件艰苦，若要改变现状，女青年就比男青年多了一项选择，她们可以通过婚姻的途径选择嫁给干部、嫁到工矿、城市或远嫁内地等离开连队“飞”走了。‍ 当时因市面上仅有天津的“飞鸽牌”和上海的“永久牌”两款紧俏的自行车，因此我们大家也以此流行说女青年是“飞鸽牌”，男青年则是“永久牌” 。‍ 如此这般，连队的上海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了。‍ 而农场干部、职工的子女一般都未成年，与上海青年在年龄上差距很大。‍ 正是基于这众多客观因素，故若干年后就有众多的上海男青年成为“剩男”，处在无老婆可找的窘境了。‍ 春风化细雨，久旱逢甘霖。‍ 根据上海男青年存在的现实婚姻问题，上级在七十年代后期专门出台了“远水解近渴”的相关政策，规定内地女青年嫁给兵团的上海男青年的一律可将户口迁至兵团农场成为在编职工。‍ 于是许多干部、职工纷纷给未婚上海男青年介绍自己四川、河南等农村老家的侄女、外甥女等亲戚朋友的女孩子，提供的仅是一张照片及文化、年龄等基本信息。在征得男青年首肯后即发信邀女方来疆见面，中意的即配成夫妻了。‍ 这先婚后恋的“内女外嫁” （即关内女青年嫁到关外边疆）缓解了一部分上海男青年的婚姻危机。 兵团的结婚证（正反面） ‍ 写于上海苏州河之畔‍ 二O二六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