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那遥远的地方——（下）

亦微

美篇昵称：亦微‍美篇号：232094669‍ 赴兵团甲子回眸‍ 回沪探亲留影（1972） 　　‍ 十二、团部武装值班连因枪械管理上存在疏漏而事故频发‍ 一九七O年初，农一师原工程一支队（后改称工程二团）与原上游一场合并，组建了农一师第十六团。‍ 同年七月我们一批男生从胜利水库工地直接被抽调至新组建的团部值班连。‍ 值班连是兵团主要的武装力量。我们连队的任务是负责团部机关、团卫生队医院及塔里木河上新建的国防大桥的护卫。‍ 十六团有三个值班连队，原先的另两个值班连分别负责“上游”和“胜利”两大平原水库的守护。‍ 值班连的作训科目由团部作训科负责指导。团作训科赖参谋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他个性开朗随和，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並以自己小个子的优势称子弹打不到他的。他常下连队做战训的辅导，每次讲解射击要令时的“准星、缺口”发音常引人发笑，以至于成为他的代名了。 兵团成立70周年纪念碑‍ （1954—2024）‍‍ 我们新建的值班连有两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战士大部分是上海男女青年，还有少部分是团中学高中毕业的再教育学生。‍ 值班连的班、排长及连长、指导员等都是带有家眷的部队的转业军人担任。‍ 我们班的班长是甘肃籍的转业军人。我任副班长。‍ 我们二排的排长是河南籍的，姓高，说话语速快，有点儿结巴，背后人称“高二毬”，就是头脑稍简单、情绪易冲动，有股子楞劲的意思。‍ 连长是南京军区转业的，是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大比武的技术尖子，江苏张家港人，姓杨，我们背后叫他杨大头的。他蛮关心我们上海青年，可能我们都是江浙沪长三角一带的，也算是半个老乡吧。‍ 指导员换了两任。前一任指导员是个从机关下派连队任职的文人，但任职时间不长就被调回机关了。他待人和蔼可亲，说话文皱皱的，话中四字成语连篇，普通话说得也好听，我喜欢听他在全连集合时的“训话”。后任的指导员姓王，因头小，人称小头，说话时嘴角常带唾味星，语速也快，也不知他原籍在哪里。‍ 值班连是兵团的武装连队，晨起、集合、熄灯等均有司号员吹号传达指令。连队平时除战训、值守任务外也有部分生产任务。值班连装备的枪械有手枪、冲锋枪、步骑枪和轻机枪四类。除手枪之外，其他枪械弹药平时都是入库集中管理的。排长以上干部佩的是五四式手枪，平日里由他们自己保管。 五四式手枪‍ 我们正副班长配的是五0式冲锋枪，这是中国第一种国产冲锋枪，1950年仿照苏PPSH-41"波波沙"式7.62MM冲锋枪制造的。该枪可点射和连射，子弹与五四式手枪可通用，圆形的枪管外部有方形的多孔散热管。据说新疆初解放时维族老乡把这种枪散热筒的好多空洞误以为都是枪口，因此最怕这种枪。 五O式冲锋枪‍‍ 战士都配备五三式步骑枪，枪上配有三角刺刀。该枪枪身不太长，比较轻便。 五三式步骑枪‍ 值班连还有一个机枪班，配有53式轻机枪。53式轻机枪仿制于苏联的DPM“捷格加廖夫”轻机枪，特点就是采用一个“大转盘”弹盘供弹。 五三式轻机枪‍ 值班连的枪枝弹药管理百密一疏，以至发生了几起严重的涉枪事件。‍ 1971年临近年底的一天下午，值班连整队去靶场开展实弹打靶训练。‍ 射击结束回到连队营地，连长要求大家稍作擦洗休息后在俱乐部集中开会，但並未要求各班将枪支统一集中入库。于是每人的枪支便随手安放在宿舍各自的床边。‍ 会议结束时天色略显昏暗了，于是大家匆匆赶回宿舍准备拿饭碗去食堂排队打饭。‍ 突然女生排宿舍那边传来“啊，啊”的失魂惊呼，各自回宿舍的人们𣊬间停住脚步循声望去，只见女生排的一个宿舍门口簇拥着一群惊恐的刚回宿舍的女生。‍ 原来是宿舍里有一个女生饮弹自尽了。‍ 据目击者描述死者是靠着被子斜躺在床的，步骑枪枪托着地，枪口顶着下颚开的枪——墙上脑浆四溅，场景惨不忍睹。‍ 后获悉这名女生是名高中毕业到连队再教育的学生，因身体不佳长期住院，故分配到值班连后未曾参加过打靶集训。据说有一次她好奇地向连队后勤的一位上士请教过如何开枪，这位转业军人也就给她作了示范讲解。‍ 这天连队打靶归来各班枪支都放在宿舍。在全连集中在俱乐部开会时这位女生就萌生了轻生念头，子弹不知道她从何而来的。‍ 起初她枪口朝地试射了一枪，枪响声惊动了隔壁正在伺候坐月子女儿的一位老婆婆，这位婆婆还开了门往外张望一下动静，待关上门后又听到了第二声枪响……‍ 有人说死者是因为遭失恋打击，有人说她因病厌世。无从再去究问什么原因，总之香销玉殒，惨案已经发生了。 ‍ 还有一起涉枪案件是排长违纪将手枪私借他人。‍ 一九七二年初夏的一个礼拜天上午，我们排一位一起进疆的小伙借口要去团部照相馆拍佩枪照片而向我们高排长借用手枪。而我们那位高排长竟然答应将五四式空手枪借给他了。‍ 那青年何时私藏了三颗子弹不得而知。‍ 他持枪到了他女友所在的青年连队，先在男生班的宿舍里炫耀一番，並装上三发子弹到室外朝天鸣发了一枪后便直冲他曾经的女友的宿舍。‍ 此时那女的上海青年正独自在房间内纳鞋底，于是他用手枪直指女方强行要求她继续保持恋爱关系。‍ 危急时刻他被赶来的人们制服並由支队指挥部保卫科人员带走了。后经鉴定子弹已被撞针撞击，说明他己扣动了扳机击发了手枪，所幸是一颗哑子弹，故定性为杀人未遂。后该男生被判处了五年刑期。‍ 在我调离值班连去从事学校教育工作以后，听说那个“二毬”高排长因老婆生活上出轨而对他老婆的那个他动用了自己保管的手枪故也被判了刑。‍ 一九七九年以后，南方的转业军人大多也陆陆续续地回原籍了。 　　‍ 十三、初心与现实相悖，感情缺失造成了种种无法挽回的无奈与遗憾 ‍‍ 上海青年结婚成家后，普遍的理念是生育“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少数家庭也有生育三个的。‍ 在兵团没有提倡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生养几个孩子完全是夫妻双方自己的生育计划。‍ 上海青年普遍心态是这辈子自己远离父母远离家人孤身一人在遥远的西域边疆，如果生育一个今后孩子举目无亲太显孤单，有两个的话他们好有个往来，有事好有个啇量，所以一般家庭都生有两个孩子。 　　上海青年家庭还有一个相对共性的现象是不少家庭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从小寄养在上海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初衷都是疼爱孩子，为了孩子好。‍ 作为在沪的上海青年的父母，他们的心态是总感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在新疆路途遥远、生活艰苦，因此总想弥补一些亏欠，尽其所能地替儿女分担一些后顾之忧。‍ 真是“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两代做父母的初心均缘于朴素的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恕不知，有缘不等同于一定有情。有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而感情则需要共同相处互相培育的。 　　在日常生活中，“隔代亲”充分体现在老一辈的父母把对自己儿女的情爱转移到对孙辈孩子身上。久而久之，祖孙在感情上相互依存，难以分舍了。‍ 在日常生活中，在新疆的上海青年对身边的另一个朝夕相伴的孩子感情笃深，相应对不在身边的孩子感情日渐疏远了。‍ 因此，家庭自酿的苦酒就是从让自己的孩子脱离父母共同生活开始的。‍ 若干年后，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涉上学、高考、工作等与户口相关的事宜，势必总要离开上海、离开亲人而无奈地回归到陌生的户籍地与陌生的父母共同生活。‍ 但缺乏感情基础的双方在情感上难以相融及孩子对环境差异的无法适应等的种种惨痛的后遗事例不胜枚举。 　　而上海青年已年迈的父母也将重蹈与当年送走自己的儿女一样的覆辙，再一次地经历与孙辈骨肉分离而造成无法自愈的心理创伤与精神痛苦。‍ 如此现实的问题，使三代人的精神、心理和感情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最无辜的、身心伤害最大的还是我们的孩子。‍ 因此，为了孩子好的初心与客观现实的相悖，造成了好因不一定有好果的现象。‍ 真是“ 缘来有因果，缘去无对错。” 　　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性的事例在我们上海青年家庭中也不为鲜见，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团中学的一个会计家庭的事例令人感叹、唏嘘。‍ 我虽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理，明白这个因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有时在明理的情况下也会作出不明智的决断的——1977年我在回沪探亲准备回疆时，母亲同情我们路途艰辛、怜悯幼儿生活艰苦而硬要收养我才半岁大的小儿子。‍ 在我母亲的执意和我的寡断下我们也同意将六个月大的孩子留在了上海。但在此后的日子里，担心今后与孩子的感情问题便成为困扰我们的挥之不去的心病。‍ 好在政策惠民、苍天有眼。‍ 仅在两年后的1979年，我们意外而幸运地因符合知青双顶替政策回了上海，合家得以了团聚，故而也彻底了断了困扰我们两年的后顾之忧！ ‍ 十四、回乡探亲是在外游子的热切期盼，但路途艰辛也是令人生畏的人生之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招进的上海知识青年在前三年实行的是供给制，津贴从第一年的每月三元、第二年五元到第三年的八元。所以我们戏称我们是“三五九旅”属下的“三五八部队”。‍ 待第四年开始就评定工资，一般月工资是农工级的31元零8分。‍‍ 按政策规定，探亲假是三年享受一次。所以三年供给制满了以后，知青方可享受两个月的探亲假期及报销路费的福利待遇。一般情况下如你有特殊情况经申请可优先安排，其余的都要统筹安排分批放行，所以有的青年要轮到探亲也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在外游子，遥远的家乡和至爱的亲人永远都是你内心深处的惦记。‍ 我们像风筝一样，系着我们生命的另一头的是家乡的亲人。‍ 我们像归雁，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克服千辛万苦也要飞回故乡——当然飞回去了还得按期折返。‍ 故乡，早已成了远方；而我们，依然是要走在回家的路上。 ‍ 我们自一九六六年赴疆以后，正处文革动荡时期，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 尤其是因为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夜间发生的武斗致我们连队死了两名青年以后，连队三分之二的青年都陆续逃回了上海，因此这期间是不存在什么探亲一说的。‍ 一九七二年我被团部调到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后，趁寒假期间申请了探亲——这也是我第一次享受探亲的待遇。‍ 这次回上海探望我的父母家人外，也要去拜见我未来的岳父岳母，他们也是教师，且与我父母相互认识。同时，我也趁回沪之际，采购一些我们准备结婚的用品。‍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结婚了，妻子是我们同一列车赴兵团的已相恋四年多的上海知青。‍ 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一天，我妻子家信中传来噩耗，其母亲因文革期间遭受迫害造成的遗患而意外逝世。家中因考虑我们孩子幼小、路途遥远，所以待料理完丧事后再告诉了我们。‍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人十分悲痛。于是我们急不可待地要回一次上海，以平衡我们在情感上的缺失，自慰作为儿女在心灵上的伤痛。‍ 我们请好了两个月的探亲假，我安排好学校工作，做好携妻带儿回家探亲的准备。‍ 回家路漫漫。‍ 因两个孩子幼小，故此时要回上海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事后回想我还心有余悸。‍ 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带着行李，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大儿子三岁不到，小儿才四个月大。‍ 我们冒着北方初春季节的寒冷，长途跋涉，举家踏上了艰难的回乡探亲之路。 　　单位用马车把我们送到了数公里远的团部后，我们搭上了去百公里外的阿克苏拉货的卡车。当时从团部到阿克苏师部是没有长途公共汽车的，搭乘货运卡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们在傍晚前到达了阿克苏后，就找了招待所先安顿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匆匆完成了早晨的各项事务后，又匆匆地赶到了长途客运站。‍ 在充满莫禾烟味和羊膻味的乌烟瘴气的候车大厅里，我和妻子轮流抱着小儿子，相互照看着大儿子和随身行李，等候着发车检票。　　车行三日，路途艰辛。妻子强忍晕车造成的种种不适，我们终于平安到达了吐鲁番火车站。‍ 在整个回沪的旅程中，这一段近千公里的公路车程是最艰险困苦的。 我们象进城途中的民工一样艰辛，所幸孩子没有感冒，妻儿平安。‍ 到了吐鲁番火车站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购买前往上海的火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进入站台，等候从乌鲁木齐始发的列车的到来 　　‍ 站台上候车的人还不少。‍ 我们站在站台上，妻子抱着小儿，我搀着大儿子，把旅行袋放在站台地上，不时地向西探望着，静候着列车的到来。‍ 远方，列车终于现身了。它朦胧的庞大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 列车即将驶进站台，一声长笛，顿时把从未见过世面的孩子给吓得直哭。‍ 当列车缓慢进入站台，在刚停稳的刹那间，站台上的人群突然躁动并往后退了起来。我爱人双手紧抱着小儿，脚跟受地上旅行袋的阻碍仰面绊倒了，前排的人也随之倒了下来⋯⋯‍ 事情发生得突然，人们都惊叫了起来。列车车厢靠窗而坐的旅客也惊愕地目睹了这一场景。当我们上车以后，一位好心的大妈赶紧让座，嘴里连呼＂作孽作孽＂，并关切地问长问短，不住地询问孩子压着了没有？‍ 有惊无险，大人和孩子都安然无恙！‍ 经过四天三夜的行程，在第四天的傍晚时分，列车终于到达上海站。 ‍ 携妻带儿万里迢迢，历尽艰辛，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上海。因通讯不便，我们回沪探亲家中无人知晓，所以也无家人来火车站接应。‍ 出站时，已是掌灯时分。我们无心观赏上海的万家灯火，径直前往公交车站。‍ 公交站乘客不多，我们带着孩子、拖着行李上了车，接受着上海人异样的眼光的审视。‍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两个月的假期过得很快，除去路上来回要半个多月，在上海也就呆了一个半月不到的时间。‍ 五月的一天，我们又要割舍亲情离沪返疆了，心中的苦楚自不必说。母亲念我们可怜，执意要把六个月大的小儿留下来由她抚养。父亲则从长计议，担心孩子远离父母影响了今后与父母的感情。‍ 我们也十分矛盾。此事虽两难，但总得有个决断。 ‍ 在母亲的执意和我们的寡断下，小儿子还是留下了，只是要辛苦父母辛苦家人们，至于今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我想只要孩子当前在上海健康成长，但愿待今后长大了懂事了，也能体谅当下做父母及长辈的一片苦心的！ ‍ 出发的日子到了。下午，送行的家人陪我们一起到火车站。‍ 从上海始发到乌鲁木齐的52次列车，真是一列令人生畏的＂难民车＂。因西行列车乘客的行李多，常常要发生为争抢车厢行李架而争吵，所以要乘车的人都早早地去车站排队等候。‍ 进站检票的时间一到，人们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可言。进检票口是对手提行李人的体力的检验。你手提再重的行李，只要强作轻松就能顺利过关。如若你手提行李十分费劲，检票工作人员就会叫你去过磅称重，办理行李托运的手续。‍ 我母亲在家带孩子没有前来送行。我们含泪告别了送行的亲人，启程返疆了。‍ 长途的旅程，使人疲惫。离别双亲、幼儿的情感缺失，使人精神不振。妻子的神态尤为明显，精神萎靡，茶饭不思。 第四天的下午，列车到达新疆吐鲁番车站。我们设法把行李搬运到兵团招待所，办好了入住手续，准备好好休息一夜，以调节一下疲惫的身心后第二天再去找寻去阿克苏的便车。 　　傍晚时分，有一位热心的卡车司机来到宿舍门口，询问有没有人要去阿克苏的。‍ 我听后就从床上跳将起来，急呼＂有，有的！＂‍ 原来司机运货到阿克苏，也想找个同路的伴。经与司机接洽以后，才知道司机立马就要起程上路。我们虽然感到十分疲惫，但是没有再可犹豫的了。我急忙搬出行李，司机帮忙把行李捆扎在车厢的货物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驾驶室里，妻子抱着孩子靠窗，我坐中间。‍ 司机连夜启程赶路了。‍ 卡车驶离了吐鲁番，驶入了被夜色笼罩的茫茫大戈壁。我坐在司机身旁，不时地给他递烟，挖空心思地找话与司机闲聊。‍ 夜深了，孩子早已在母亲怀里入睡。身心疲惫的妻子也靠窗打起了瞌睡。我强忍着倦意，振作起精神——要知道长途司机最反感的，就是旁坐的人在打瞌睡。‍ 行至下半夜，司机也疲惫不堪了。于是将卡车往公路旁边一拐，停在了路边的戈壁滩上。＂休息一下吧。＂司机拿出羊皮大衣，钻进车底下睡觉去了。我们也趁机在驾驶室里打起瞌睡。‍ 不知过了多久，司机进了驾驶室，驾车继续赶路。‍ 在浩瀚的戈壁上，我们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夜以继日，日夜兼程。‍ 第二天中午时分，卡车引擎盖下不断地冒出白色的蒸汽，不好了，卡车的水箱开锅了。司机面露难色，将车靠路边停下检查。当他打开引擎盖时，水蒸气扑面而来。待水箱稍作冷却后，司机拧开箱盖，用车上备有的盛水的铁皮壸往水箱里加水后又驾车前行。‍ 此后，车行百里，水箱就要沸腾，然后还是停车、冷却、加水，别无他法。有时司机发现路边有水源时，我就下车帮着打水灌壶以作备用。 ‍ 病车好不容易捱到了驿站，司机修好水箱，继续赶路。我们同车共济，终于在第二天的半夜赶到了阿克苏。 　　这两夜一天的时间司机疲劳驾驶了一千多公里的山路戈壁，真是玩命！ 到了阿克苏就象到了家一样，我们心里也轻松踏实了。后半夜，我们终于安稳地睡了一觉。‍ 早餐后，我联系好了便车，又启程前往百公里外的塔里木河畔的十六团。‍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长时间的疲惫不堪的艰难旅程，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家——位于西北边陲的虽清贫、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 十五、知青顶替回城如潮涌般冲击大江南北，塞外也不安定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104号文件。文件规定，干部、工人退职退休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招收一名子女。‍ 由于上山下乡知青数量颇大，子女顶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也就是这时，全国各行各业各地区普遍形成了子女顶替制度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 ‍ 形势变化往往出人意料，这之前针对兵团内部大龄上海男青年网开一面的婚姻政策与之后出台的104号顶替政策的间隔相差也就两年左右的时间。 　　一九七九年初，不经意间一阵阵席卷西北大地的知识青年顶替回城风袭来，吹动了本属浮躁不安的人心，动摇了知青在边疆盐碱土地上扎下的本属不牢固的根基。‍ 起始时是单身顶替的政策，就是尚未结婚的单身知青，只要有父亲或母亲一方退休的，就可以顶替回城进父亲或母亲的单位工作。 ‍ 无风不起浪，有风浪打浪。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别说大难了，在大利面前有的夫妻也会拆分而分道扬镳的。那些刚与外地女青年结婚不久的上海男青年就十分尴尬了，他们如果当初不与外来妹结婚那就符合政策规定可以回上海工作了。　　这回城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难道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就要因婚姻而失之交臂吗？于是乎头脑活络的男知青当机立断与新婚不久的妻子或真或假地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女方只要签字同意离婚，男方即净身出户，家中一切都归女方。 ‍ 棒打鸳鸯了。如此，有少部分行动快的男知青撇下妻儿办了离婚手续只身顶替，回了上海。一时起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真假离婚事件也引起了上层的警觉，故而立刻就被叫停不予办理离婚的手续了。 　　这幸运之神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些移居塞外的游子的身上，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能顶替回上海，这是我们知青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我们学校新一学期的开学工作又开始了。一天在学校办公室里，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应老师带来了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上海正在落实国务院第104号关于知青顶替方面的政策。据说父母退休了，在外地的子女可以顶替进父母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可以顶替回上海工作。为此，我着实兴奋了片刻，过后冷静下来也就将信将疑了。‍ 对这辈子我们能调离新疆，再回到上海工作，这只能是梦想了。退一步讲就算确有其事，我们亦已成家，是否还符合条件？与其空欢喜一场还不如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其实这条心我早就死了。然而转念一想，事出总有因吧？刚从上海回来的人带来的消息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我内心又死灰复燃了。于是当夜我就给上海家中写了一封信问个究竟。为担心我的询问会伤及父母，别引起他们内心的无奈和不安，所以我的信是寄给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我的哥哥的。‍ 这封信，我哥保存至我调回上海后交给了我。信中我是这样写的：＂哥哥，今天我校的一位老师（上海青年）家中又来信又来电报，说有这么个规定，夫妇二人都是上海青年的（就像我们这样），双方父母都有退休的，本人年龄未满30周岁的可调回上海接替父母的工作。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可是条件齐备了。其他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以后，我着实兴奋了5分钟，但总觉得不现实，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我真想能回上海，但看来这辈子只能是梦想⋯⋯＂ 　　信发出以后，我急盼着半个月左右后家中确切的回音。‍ 其实父亲＂救儿＂心切，已经在与岳父共同办理顶替的事宜了。在结果未果之前，他们暂且对我们封闭消息，以免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唉，无奈的有情的人总怕伤着对方的心！‍ 父亲为了吃透文件精神，托我的妹夫从单位里拿来了文件仔细阅看，认真对照。象我们已经结婚的情况，文件中规定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顶替者双方都必须是下乡或支边的知识青年。二是双顶替者双方的父或母要符合同时办理退休的条件。这两个条件第一条我们完全具备。第二条的情况是当时父亲离法定退休年龄还差半年左右，而岳父已过退休年龄但尚未办理退休手续。‍ 在双方学校领导的关心帮助下，二老双亲同时办理了退休的手续。而后父亲骑着自行车多次往返于教育局，终于办妥了子女顶替的一切手续，只等上海发出调令。 　　早春三月。‍ 当时，原我们连队、后调在电站工作的小唐正在上海出差。在他得知顶替的消息后去劳动局领取他本人的调令函件时，也获悉了劳动局已将首批调函发往阿克苏农一师了。‍‍ 小唐回疆后即去团部办理他本人的调动手续，劳资科让他再到师部去办理有关事宜，並委托他如有本团其他青年的回沪调令顺便带回团里。 　　这是小唐顶替回沪的通行证（正、反面）‍　　从小唐的这张通行证上反映出文革阶段新疆兵团体制演变的一段史料：文革期间，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1975年兵团建制被撤销，成立新疆农垦总局。‍ 一九八一年六月，王震给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兵团的建议。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十二月，中央政府决定恢复新疆建设兵团建制，纳入国家一级预算，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名称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因此，一九七九年开具的这张原存留的通行证正面抬头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而在通行证内页落款盖的公章却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十六团”。 　　小唐在师部劳资部门办妥了他的手续並代为领取十六团的有关调函。他逐一为被调人代签了姓名，然后将十余份调令函装入一个大号信封后放入小包。‍ 当晚，小唐便入住师招待所的两人房宿舍。一天的奔波使小唐感觉疲惫，处事谨慎的他就把放置调令函的小包压在枕下后就早早地睡了。‍ 同室另一人因晚上去看电影时未关好房门，这给小偷入室盗窃提供了机会。‍ 睡至半夜，小唐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枕下，发现小提包已不翼而飞。他睡意顿消，赶紧起来去招待所保卫科报案。因保卫科人员正外出处理案件，所以小唐即刻准备去师公安局报案。‍ 天意使然。‍ 刚出招待所大门的小唐突然看见对面工农兵电影院旁边有一公安派出所，便心急火燎地直闯了进去，一抬头就看见他的小包正在办公桌上。他急不可耐地向民警说明情况，领包查检后信函完好无缺。‍ 小唐感激万分，心上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便连声向民警道谢。调令公函失而复得，有惊而无险！ 　　我收到调令，如获至珍。便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迫不及待地赶往团部去办理有关调离手续。但十分意外地被告知：国发［1978 ］104号文件规定的是职工顶替，因为我是干部编制，不附合“职工顶替”的文件精神，所以我不能顶替。我爱人虽非干部编制，但因丈夫不能顶替，故她也不能顶替。真是喜悲弄人。‍ 失之我命？我无可奈何。 ‍ 约一个星期后传来消息，说上海方面已经暂停办理顶替手续了，而在新疆的上海青年已经持有调令且本人不是干部编制的即可去办理调动手续。 ‍ 苍天佑人，得之我幸！‍ 因为政策规定子女的户口迁移是随母亲的，所以只要妻子能调回上海，两个幼儿的户口也即可随母亲迁到上海。我怕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便满怀希望又骑车急赶团部。终于、终于如愿以偿，妻子的调令开出了，妻儿的户口迁离了。‍ 一时间，我犹如范进中举，喜极欲狂。说实在的，妻儿能回上海是我只能梦寐而不能以求的，如今真能成为现实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两年来我最大的心病是寄养在我父母身边的小儿子的人户分离问题。 ‍ 四月的一天，我送走了妻儿，变卖了家具，腾岀了住房，只身搬进单人宿舍，过起了孤寂的但我心甘情愿的单身生活。 一次我偶遇团政委，闲聊中我提及我现在上海调令在手，但不能回沪夫妻团聚的问题何时得以解决？他笑着说你们夫妻刚分居两地，人家分居十年的还没解决呢。你耐心等着吧，就准备一年享受一次回家探亲吧。‍‍ 我珍藏着我的那份调函，静心等待和热切期盼着我回归的那一天。 ‍ 七月中旬，学校的学期工作将近尾声，团部来电急告：凡调令在手的干部，速速前往团部组织科办理先退干后调动的手续。‍ 我归心似箭，生怕夜长梦多，便急不可待地冒着酷暑赶往团部，在组织科要来纸笔，按要求写下了退干申请，办妥了顶替回沪的一切手续。‍ 事已至此，圆梦成真。时来运转，此生无憾。我感慨万千！ 　　‍ 十六、为争取回城权利而集体抗争，边疆的上海知青曲线回城历程艰难‍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橘树，在淮河以南长成橘子，在淮河以北却成为枳树。‍ 人生亦是如此，我们亦是这般。我们本是户籍上海的上海人，但是自从户口迁移后则为移民新疆的新疆人了——我们的后代则更是生于新疆的新疆人了。‍ 以往是无奈离沪前景令人无望，如今是回城有望怎会无动于衷。‍ 因此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为返城而抗争，为自身命运尤其是下一代孩子的命运而争取回城的权利斗争持续了三年多。‍ 时光追溯到一九七八年冬季，当时知青回城风已在全国不少地区刮起。随着云南知青回城愿望的实现，已蔓延全国的知青回城风终于波及塞外边疆的阿克苏垦区。于是，艰难曲折的要求返城的抗争之路拉开了序幕。‍ 一九七九年春节后，农一师十四团上海青年为争取落实知青政策举行了第一次大聚会。 ‍ 随后赴京上访团从塔里木河南岸出发，先后在阿克苏、乌鲁木齐、上海、北京进行上访。‍ 在北京，知青代表受到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接见。后国家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率工作组到新疆阿克苏，上海知青及子女近两千人向其＂跪哭＂，要求回城。‍ 因上层对知青的诉求无实质性表态，所以在之后几个月期间，垦区十六个团场代表又组织了三次进京上访，但均受阻而失败。‍ 一九八O年初，知青代表们酝酿再次上访，为此也促成召开了有自治区政府、国家农垦部、上海市、阿克苏行署的几级领导和上海知青代表参加的＂上海知青座谈会＂。‍ 座谈会上，围绕上海青年是“支青”还是“知青”的身份认定出现了分歧。‍ 一字之差，两种命运，别如天地。‍ 上海知青的代表们清醒地意识到，两者提法不是简单的称谓之争，而是为阻止回城提供政策依据。‍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上海知青代表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有新疆建设兵团的＂招工简章＂，存放在上海青年人事档案中的＂报名登记表＂、＂录取通知书＂及＂报到证＂，还有多种报刊上刊登的报道，证明当时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青年均称之为＂知识青年＂。‍ 在众多事实面前，参与座谈的工作组仍不同意对上海青年为“知识青年”身份的认定。于是上海知青代表们以绝食抗争。‍ 在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领导的规劝下，上海知青代表同意复食，並答应继续参与座谈。‍ 最终，自治区副主席代表工作组表态，称上海青年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 在召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郑重承诺：“我们将负责地将你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去。回上海后，不仅要向市委汇报，同时还要向各区县劳动局和街道汇报。我们这次来这里，了解了你们存在的具体困难，所以，有条件的依然让你们走。没有条件的，可以创造条件给你们走，可以多开几条渠道让你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嘛！”‍ 座谈会最终形成了解决兵团知青问题的《二月座谈纪要》。‍ 八个月过去了，知青的诉求没有任何进展。于是上海知青代表们联络了各团知青再次在阿克苏集体上访请愿。随即，各团场近万人汇集阿克苏举行大游行，六人一排的游行队伍绵延数公里。 阿克苏街头万人大游行实况 （1980.11.13）‍ ‍ 与此同时，有650多人开始绝食抗争，至第三天，已增至1200余人。‍ 为表示声援，城区农垦、工交企业的两千多名上海知青于同日集体罢工两小时，並宣布将无期限罢工。‍ 11月27日，地委收到国务院电报，称国务院工作组即将来阿克苏，全权处理解决上海知青问题。即日下午，长达100小时的＂千人绝食请愿＂宣布结束。‍ 因＂即刻赴疆＂的国务院工作组迟迟未抵阿克苏，故代表小组决定组织大篷车队赴乌鲁木齐迎候。‍ 12月11日上午10时正，由十五辆汽车300多名知青组成的大篷车队在锣鼓鞭炮声中浩荡出发。当车队行至离拜城不到三十公里处，有一辆车发生了翻车事故，三人不幸罹难。‍ 同日，阿克苏地委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单方面决定给上海青年发放户口迁移证，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至使上海市受到极大的压力，很快被中央制止。‍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 12月13日下午6时左右，载着三位罹难者遗体的车队驶回阿克苏。‍ 次日上午，悼念大会在城区中心大十字街头举行，街区空巷，万余名上海青年参加追悼大会。‍ 12月26日凌晨两点，部队军警突至，逮捕了八名上海青年上访的头头，阿克苏全城戒严。‍ 同日上午，各团场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传达地委发布的《公告》，宣布对已发的户口迁移证作废並收缴等三项决定。同时军警对吐鲁番火车站军事管制，阿克苏城区及塔里木河渡口实行戒严。‍ 至此，惊心动魄的长达两年多的返城请愿运动被迫落下帷幕。‍ 1980年12月26日被逮捕的八名上海知青代表一案直至1982年8月10日才公开审理，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理之后，于9月9日正式宣判。刑事判决书例举的犯罪事实有非法串联聚众闹事、强占地委行署机关、对抗政府通告成立非法组织等罪名，各从轻判决为四年、三年和二年刑期。‍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上海知青问题。‍ 5月28日国务院批准同意两地政府提出的建议，并为此下发了91号文件，适当放宽了让在新疆的上海青年回城的条件范围，增加了5000个被允许商调进上海的名额和同意一万名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江苏省大丰县的上海市海丰农场。‍ 随即，相关回沪政策陆续出台，除原有的病退、特困、独子、单顶替、双顶替政策外，又规定双知青中只有一人有顶替条件的夫妻双方只能到位于江苏大丰的上海市属海丰农场，另规定夫妻之间有一人不是上海知青的不能回沪。‍ 海丰农场各方面条件也比较艰苦，就是离上海近些。海丰农场一下子接纳了大批新疆过来的知青家庭也压力山大。因此规定职工可留职停薪，领取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自谋出路。故有许多职工都选择回到上海找份企业保安、医院保洁等临时工作做了。‍ 后于一九八七年新的政策又规定，上海知青可以有一个孩子的户口报在上海。‍ 上海知青一般都生育两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二者择一真难煞了当父母的了。为此，也无奈地造成了子女相互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况且，许多孩子回沪的居住、落户等等现实而又具体的问题又引起了知青与上海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各种矛盾。 ‍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不易。上海支边青年所经历的无奈、困惑与内心痛楚只有这一群体才能感悟及承受的。有一位我们同一列火车赴疆的女知青感慨地回忆了她令人心寒的经历：‍ “我们回到上海为房子伤透了心，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家中父母平时讲得很好听，你们最苦，只要你回来，房子也会有你们份的。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家人就变得冷漠无情了。家里有房不给住，我女儿户口不让报，只好落户到我大妹妹家里。我妈说只要你本人回来，房子一定给你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肯定回不来的，所以开空头支票。‍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真的调回来了，我事先托朋友带回家的冰箱、电视机等被我弟弟全搞坏，还把打包带回来的衣服扔在地上浇上水，如此冷酷无情明显是在排挤我。我妈也怕我们常住，因此也不吭气。我欲哭无泪，感慨万千，心想如果我们不去新疆，亲情会变得这样冷酷吗?” ‍ 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冷暖，自古皆然。 　 ‍‍ 注：我因于1979年已顶替回沪，故未耳闻目睹这段旷日持久、艰难曲折的维权过程。本文史料来源于原农一师副师长赵国胜回忆录《上海知青回城风波始末》和原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刘济民《我赴新疆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以及上海知青谢敏干所著纪实小说《苦恋》。 ‍ 　　‍ 十七、我在兵团工作生活的十三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岁月如诗，人生如歌。时过境迁，我们这帮“上海青”已经快要“拎不清”了。‍ 十万“上海支边知识青年”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再过若干年，这一特殊群体将永恒消逝。‍ 我无心去评论那些早已举家离疆现安居上海的人还高调宣称“无怨无悔”的说辞，或者什么“有怨无悔”、“无怨有悔”等的说法。‍ 实事求是地说，想当初我曾内心怨过、也曾深深地悔过。我怨生逢其时及家庭的政治背景，我悔当初幼稚无知和一时冲动。‍ 无可厚非，每当想到我轻易地舍弃了作为一个上海户籍人的幸运而从此将要终生定居且世代繁衍生息于塞外边疆时就悔不当初，心有不甘。‍ 毋庸讳言，你要说当初一个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年会有多么崇高的境界和远大的志向未免太过牵强，客观地说我是在被选择下的选择，也是出于多种无奈之下的被动。‍ 诚然，我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了我在面对人生选择、未来道路时曾有的困惑与迷茫。‍ 其实，人的一生本来就是边选择、边后悔、边无奈、边趋于相对完美的历程。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地成长起来才好！”‍ 一程自有一程的磨砺，一站自有一站的风景。而每一程每一站的过往，充实了我的阅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一九六六年十六周岁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至一九七九年二十九周岁顶替回上海，屈指算来我在新疆兵团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春秋，可以说，我是上海青年中在疆时间最少的人之一。的确，我是十万人中的幸运儿，因为我是上海最后一批支边进疆又是第一批顶替回沪的。‍ 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生活的十三年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在疆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我可以分成七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串起了我在兵团十三年的人生轨迹： 西进序曲‍‍ ——1966年7月离沪赴疆‍ 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常常问起我长大想做什么的所谓理想，我也会难抑童真信口开河说想做科学家、医生或画家之类的愿望。其实问者也不会当真，答者也幼稚天真，因为世事难料，谁也无法较真。‍ 谁能想到在我16周岁那年，竟然叛逆性地擅自报名参加新疆建设，成为了一名所谓的军垦战士。‍ 说是擅自，是因为我未曾与父母商量，甚至从未提及。其实连我自己事前也未曾想过，只是因为去听了一次动员报告，看了一场《军垦战歌》的电影后就有了一种单纯的冲动，幻想着去体验一下“诗和远方”的浪漫，幼稚的就像是报名去参加一次远程旅行的活动一样，当埸就自说自话地报了名。因为，鼓动、吸引我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片“麦浪滚滚、瓜果飘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有一个梦想中的鲜花盛开的“处处赛江南”的伊甸园。‍ 出发之前永远是梦想，上路之后永远是挑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与相同命运的年轻人集结在上海北火车站。我们为了理想，也为了生活，将要启程上路去接受人生新的挑战了。 列队出征‍‍ 月台上横幅高悬，鼓乐阵阵。当气笛鸣响、列车启动之时，站台上顿时哗然、哭声一片，令人心碎！‍ 多情自古伤离别。　　一念起告别上海跨越了万水千山，一念灭来到新疆定居在戈壁沙滩。 　　‍ ‍ ——1967年4月逃回了上海‍ 刚到连队才一个月不到的一次全连学习会上，指导员竟点名要我上去读报。他给了我一份《人民日报》，叫我读一篇文章。‍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通讯，文中记叙了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宋彬彬代表红卫兵给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时的照片及报导。一时我这个初中毕业生竟把宋彬彬读成了宋林林。后来在读到主席问她名字时说“噢，是文质彬彬的彬啊，要爱武嘛”时我才醒悟过来加以更正了读音。此事可能没人察觉，但我记忆犹新。 给主席戴袖章‍ 后来我和小曹负责连队黑板报宣传，我负责版图，她负责板书。不过出黑板报的任务为时也不长，后因文革运动的影响便中断了。‍ 文革初期，连队的集中学习和批判活动也不少。那时候文稿有个八股化的特点，先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一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而我写的发言稿习惯正文开头要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诗词，用得多的是毛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中那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及《卜算子．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词句，以至有的小伙伴也了解我的套路了。‍ 那时因形势需要，连队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是其中一员。有时我们还进行节目编创，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另一伙伴自编自演了一台对口词：“砍土镘扛在肩，毛主席著作捧在手。坐在田边，歇在工地……”‍ 文革运动的升温也辐射到了塞外边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原本半军事化的生活秩序也逐渐被打破，揭、批、斗运动持续发展，连队已呈无政府状态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的一天，当得知昨晚连队有两名男青年离队跑了的消息，我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也点燃了我想回家的欲望。‍ 在到疆后的这八、九个月的日子里，我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安于现状，无法释怀对父母亲的思念之情。眼前连队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人们精神空虚、人心浮动，对前途悲观失望。‍ 不知是如何串通起来的，我们四个小伙伴谋定而后动，终于在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也付诸行动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们出逃的四人中竟有三人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 北国之春，寒意彻骨。半夜，我们悄悄起床，穿好衣裳，备好行囊。为迷惑他人，我们将剩余的衣物塞进被窝，佯装有人在睡觉的模样，便手提旅行包偷偷摸摸地溜出了宿舍。我们朝着公路方向，顶着刺骨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戈壁荒滩。‍ 不知走了多少路——其实戈壁上本没有路——我们穿越了一片荆棘丛生的戈壁滩，终于到了泥石公路边。‍ 饥寒交迫，再加上出逃的恐慌心理，我不能自抑地浑身打颤。我们守株待兔似地静侯路过的去阿克苏县城的卡车。好不容易盼到远处有移动灯光过来时，大家便精神抖擞地作好了拦车的准备。好心的司机同情我们，于是我们爬上了卡车后厢，迎着寒风蜷缩在敞开的车厢里。卡车一路颠簸，终于在黎明前到了阿克苏。‍ 县城被夜色笼罩着，只有街道两旁的路灯发出惨淡的光芒。静秘的夜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我们不敢贸然入城，便暂避在附近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内等待天明。‍ 天亮以后，我们离开了公厕，装着若无其事地向地方上的长途客运站走去。‍怕有追兵赶来拦截，因此我们心中忐忑。今天的计划是要尽快地搭乘去吐鲁番火车站的客运车，尽快地离开阿克苏，尽早地离开新疆。 阿克苏市民欢迎上海知青‍ 人生如戏。九个月前，我们是身穿军装、胸佩红花，在阿克苏的大十字街头走过彩门、接受过多民族市民夹道欢迎礼遇的好儿女。‍ 人生如梦。时过境迁，今天却是个逃兵要溜出阿克苏。在街上路过一家照相馆时，我临时起意，建议同伴们去留个影，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瞬间的光影成了永恒的纪念。 离别阿克苏留影（前右一为本人）‍ （1967.4）‍ ‍ ——1968年10月重返兵团‍ 上海是我永远的故乡，但已经不再是我生活的家乡了。我暂居上海一年半后，新疆动乱的局势已趋于平稳。‍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与连队发生武斗后陆续逃回上海避难的一百多名同伴被层层动员回疆抓革命促生产。‍ 上海已无情与我了，我已身不由己了。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不是千里马，所以只得要吃回头草了。我们这些已失去了上海户籍、被断供了粮食供应的在沪已无生计的新疆兵团青年无奈之下又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生活的历练使我变得理性和坚强起来了，这次第二次辞家别亲、离沪返疆时，我已淡化了先前那么多的儿女情长，坦然接受了命运的一切安排。我也不知道这是情感的麻木还是意志的坚强，总之是经历了磨难和坎坷使我变得成熟了。‍ 归途漫漫，前途茫茫，旅途中没有了豪迈的歌声，一路上失去了欢乐的笑声。‍ 一周的车马劳顿，我们又回到了那既熟悉然又陌生的连队营地。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了……归队后，我们人人写了检讨书，日后也便死心踏地“扎根边疆，安居乐业”了。‍ 古人云，做人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是的，人这一辈子，先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心定了，人生慢慢也就顺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历炼，我的心智也日渐成熟，理性地看待现实的世界，内心也便在无垠的戈壁中趋于了平静——安之若素，随遇而安吧。‍‍ 文革后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军宣队、工宣队像走马灯似地轮番进驻我们四连，我们也被自身的这非工非农非军的不伦不类的“三不象”身份弄糊涂了——既然我们的番号也冠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的，怎么还派军宣队进驻？既然我们也属军字头的单位，怎么一会儿又派工宣队进驻？ ‍ 那次第一波派驻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年龄与我们相仿的现役军人，称是“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知何故，他们进驻连队后也没有什么动作，既没有抓革命也没有促生产，结果没几天便悄无声息地就撤了。 　　‍ 接踵而至的第二波人，称之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年代，工人阶级地位至高无上，可以“领导一切”，既然可以统领，那就无可非议了。他们在连队待了大约有一个冬季的时间。‍ 那时形式主义泛滥，时兴向领袖画像作“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布置“忠字室”、“忠字台”等，为此我也有了用武之地，亦以已之长，忙乎了一个冬季。‍ 为了要布置忠字台，我先后画了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组碳粉肖像配上木工做的画框挂在忠字台上方。画作引起了广泛好评，工宣队队长赞不绝口、惊叹不已。 文革时期画的毛主席画像‍ 及近年重画的马克思、恩格斯画像‍ 　　‍ 之后，我就脱产了一段时间着重加强连队政治氛围的宣传布置，在营地墙面上书写政治标语，在木工制作的几十块涂刷了黄漆底色的语录牌上用红油漆书写隶书字体的毛主席语录。 ‍ 在返疆后的几个月里，我倒也忙得不亦乐乎。 　　‍ ——1969年8月参加胜利水库建设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拟修建的胜利水库是一座大型平原水库，农一师举全师之力克难攻坚。‍ 胜利水库与上游水库一样，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并兼有供水、渔业、发电等任务的注入式平原水库。水库设计库容为1.08亿立方米，坝线总长15.26公里，库坝为碾压式均质土坝，最大坝高7.17米，库容面积51.6平方公里。 ‍ 为响应全师这项工程建设，一九六九年八月，我们工程一支队将劳改大队、职工水利工程队及青年连队等单位的绝大部分男劳力都抽调去了水库建设工地。 ‍ 参加水库建设的这一年，我们年轻人践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活着干，死了算”的革命口号激励下，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革命加拼命”的脱胎换骨的劳动锻练，这也是我在疆连续劳动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是最为辛苦的一年。 ‍ 后见资料记载，胜利水库因建于文革特定时期，属于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限于当时条件，工程建设标准低，先天不足，工程土坝存在着抗风浪能力差、坝体超高偏低、坝后流土多，积水严重、放水闸抗滑安全系数偏低及鼠害严重等问题。后于1999年经兵团大坝安全鉴定专家组评定，胜利水库土坝为三类坝，后续由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力量对胜利水库进行了一系列除险加固的建设工程。 胜利水库竣工留念（1970.7）‍ （本人为后者） 胜利水库竣工留影（1970.7）‍ （本人为前右一） ‍ ——1970年8月调到团部值班连‍ 一九六九年，我们地处新开岭的工程一支队改称为工程二团。次年又与上游一场合并组建了第十六团。‍ 十六团位于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南岸，塔河源头在十六团境内。‍ 该团地理位置也是古丝绸之路和通往昆仑山的必经地，故称“昆岗驿站”。 　　一九七O年七月胜利水库工程结束后，团部将我们参加水库建设的部分男青年直接抽调去了新组建的团部武装值班连。 新组建的值班连营地房舍都是新建造的，我见宽敞高爽的俱乐部内饰单调，故主动请缨装饰布置，我用每幅画面一K整张版的白报纸又画了一组（第一组是四分之一K规格的画像是文革时期在连队布置忠字室时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幅大型碳粉肖像画，並配上相框后悬挂在俱乐部正前方墙上。‍‍‍ 我在值班连呆了两年，期间参加过一次武装长途拉练；参加过两次半夜紧急集合后迎着夜空信号弹的方向赶往团卫生队医院后面的墓地搜查空降特务的演练。除此之外还参加了几次实弹打靶和点炸药包爆破等科目的军事训练。 ‍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值班连紧急动员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我们都以为是离我们百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形势紧张而要准备打仗。‍ 那时我们都是单身，对前途也不甚乐观。深秋的一天傍晚时分，我们几个好友在渠埂上散步时闲聊，表示如若一旦开战上前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也谈及如若捐躯疆场也死而无憾。‍ 后来待解除了一级战备后方才得知，原来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林彪外逃事件。 　　值班连是非生产单位，除了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之外，生产劳动任务並不重。但那次于初春时节驻荒郊野外挖甘草的劳动倒是令人难忘的。‍ 因甘草具有药用价值，故团里为发展副业，还专门筹建了一家甘草加工厂。工厂将甘草的根茎熬炼成一块块规整的甘草膏后外销创汇。为提供甘草加工厂的生产原料，团里每年都下达各单位送交甘草根茎的指标。‍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不久，值班连就大动干戈，组织全连男女青年到野外安营扎寨，开始为期半个多月的挖甘草劳动。‍ 塞外春寒料峭，野外大地尚未解冻。连队开赴一处荒无人烟的原始树林后，堆砌起泥土炉灶，搭起树枝棚屋，过起原始的风餐露宿的生活。 ‍‍ 天当房，地当床。我们在自建的树枝棚屋里就地铺上连队马车拉运来的稻草以后各自铺上铺盖，晚上睡觉是戴着棉帽、穿着毛衣球衫钻进被窝的。早晨起来，帽子、棉被表面都会结上一层白霜冰碴。‍ 这段时间的钻林挖坑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破血泡的斑斑血迹印染在砍土镘手把上。无奈之下，我们就用手帕包住受伤的手以后继续挖地三尺。 ‍ ‍ ‍ ——1972年7月始从事教育工作，次年结婚成家 ‍ 一九七二年，团教育科举办师资培训班，我从值班连被抽调去参加教师培训。培训结业后我被分配在工程一大队子女学校任教。该校是六年一贯制并附设学前班的职工子弟学校。‍ 在我初始踏上教育岗位的工作中，相隔万里之遥的父亲兼任了我的导师。‍ 兵团的教学课程设置与上海差不多，那时我们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案参考资料。为辅导我规范备好教案，父亲利用工作之余持续抄录上海教案给我寄来作参考。父亲爱子心切的心情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也是激励我努力工作的精神动力。‍‍‍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学校因原负责人老师（文革期间不称校长）工作调动，组织上就赶鸭子上架，任命我担任学校负责人了。 我全身心地投入学校工作，深得团教育科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认可。老师们在重视抓好学校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为学生理发等服务及学生的文艺活动。由小李老师辅导排练、由我用重音口琴伴奏的学生舞蹈《我是公社小社员》参加了团部文艺汇演获得了二等奖。‍ 在组织学生学农的劳动中，我带领师生开渠引水，开辟了学校旁边的一块闲置土地作为学生的学农基地，我们种植了向日葵等易于管理的农作物。一到秋天，师生共享收获的喜悦。 ‍ 一九七五年在贯彻上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时，我作为在争取入党的学校负责人，既要贯彻团教育科关于开展运动的精神，又要具体落实到学校工作中。在发动师生揭批一位地主成分的老教师的所谓右倾言论时，我内心也常泛现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曾被批判时的场景——虽未见证但可想象。为此我常上下权衡，适度适可。 ‍ 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父亲曾经的右派问题给予了彻底的纠错平反，我所处的新疆兵团一师的十六团组织科收到了上海的公函，函件告称父辈的原政历问题按照政策予以平反后不得影响子女的入党、入学、参军。随即，我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一九七二年冬，我申请利用寒假期间回上海探亲，这是我第一次享受探亲福利。这次回沪探亲，除了看望父母家人、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以外，我也想乘回沪之际，购置一些物资，为结婚成家作些准备。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和与我同一列车赴疆的已相恋四年多的肖爱萍结婚了。我们的婚房是单位里分配的，用土坯砌成的火墙把屋内分隔成内外两间。室雅何须大，我们用心去营筑我们的爱巢。‍ 家具是比较简单的，大床和五斗橱柜是在加工队买的。一个小方桌和四个方凳及茶几、躺椅是我亲手做的。 　　为美化房间，我还特地画了两幅大型的图画，每幅画都用约一张半的白报纸拼接而成，一幅是＂黄山秀峰＂、一幅是＂竹林熊猫＂。我将＂秀峰＂图张贴在小方桌正面墙上。将＂熊猫＂图挂在床侧面的墙上，然后用塑料的金边纸框上。两幅画的上墙，顿使简洁的房间增添了艺术氛围。 　　‍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过好家的小日子，我们也象其他人家一样，养了几只母鸡和两只北京鸭。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我们最喜欢的那只芦花鸡神情呆滞，口吐白沫，快要站立不起来的样子。糟糕，一定是偷吃了农田里伴过农药的种子了。‍ 于是我当机立断进行抢救，拔去了它胸前的部分鸡毛，并用小刀割开了它的表皮和食囊，把里面的食物全部掏出来，再用清水冲洗食囊，然后用缝衣针线把食囊和表皮分别缝合起来，涂上了红药水。手术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芦花鸡圈养在家里。动物的生命力真强，几天以后它就逐渐能正常进食、站立行走了。‍ 这是我成功地为我饲养的母鸡当了一次外科医生，很有成就感！　　南疆的冬天要达零下20多度，冬天取暖全靠用木柴烧热火墙来御寒。因此每家门前的柴堆也是衡量家庭富足红火的象征。‍ 每到秋天，单位会给每家每户配送两马车的劈柴。除此之外，大家都会用闲暇时间去打些柴禾。我们也一样，每到礼拜天就带上干粮和水，拿着砍土镘、推着独轮车去附近的戈壁沙滩挖柴。‍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原始树林，要打的柴禾都是被埋在沙包里的胡杨、梧桐等枯木或者红柳枝杆。‍ 打柴是很费力的体力活，运回来更是费劲。每当把木柴装在独轮车上以后，在戈壁滩上推动负载着上百斤重的独轮车是不容易的。这时妻子就要在前面拉车，我掌握独轮车的平衡使劲地推车，有时一不小心就要人仰车翻，还得再重新装车。‍ 回到家以后，我们把木材整齐地堆放在家门前的柴堆上面。看着逐渐增高的柴堆，我俩面面相觑，忘记了一天的疲惫，脸上露出了苦恼人的笑容。‍ 在婚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的礼拜天大都是这样度过的。 　　有家的感觉真好，尤其是我们同为天涯之人，相同的命运使我们的内心紧密相联，从此，内心不再孤独，心绪不再漂浮。我们相濡以沫、心心相印，过着温馨而平静的日子。‍ 妻子怀孕了，妊娠的反应使她显的贪婪，刚上市的杏子果是她的最爱。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从初始只会做面疙瘩到学会了擀面条、从煮稀饭到学会了烧菜饭。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物质的紧缺使我们难以改善伙食，有时难得遇到老乡买到了一只鸡，就使我们欣喜万分。‍ 生活是清平的，但我们很知足。‍ 妻子离预产期越来越近了，为做好临产的物资准备，我托邻居会计帮忙买一些坐月子吃的鸡和蛋。‍ 1974年7月14日星期天一早，我和会计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往卡尔墩去了。卡尔墩是新疆老乡居住的一个集镇，我要买的东西会计已托人采购好了。我们在卡尔墩吃了午饭后拿好东西装好车又匆匆地往回赶路。‍ 戈𤩹上的土路很不好走，骑车十分费劲，我骑的一辆新的永久牌重磅自行车是向毕老师家借的。不知何故，在回家的路上车子频频出故障，起先是链子断了，然后是轮胎破了，无奈之下只能是推着车走。等赶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才得知妻子临产已被单位派马车送到卫生队去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儿子降生，母子平安，我百感交集。‍ 在妻子坐月子期间，我在邻居大妈的指导下学会了自己做酒酿，每次给妻子做点心时碗里放一些酒酿、红糖和核桃肉，再打上一个鸡蛋，据说是催奶的最佳食谱。 　大儿子七足月留影小儿子六足月留影　　‍ ‍ 时隔两年，我们的小儿子也出生了。‍ 两个儿子，是我们上海青年在新疆建设兵团的第二代＂上海人＂。确切地应该说，他们是兵团上海人的第二代。难道我们真要象所说的那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吗＂？‍ 虽说无奈，但心存不甘！ 摄于宅前—— 离疆前的留影‍ （1979.5）‍ ——1979年7月告别新疆顶替回沪‍ 回城、回上海城，一直以来是我梦寐以求的“南柯之梦”。 ‍ 古人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行过山穷水尽，终遇柳暗花明。 ‍ 一九七九年四月，我们收到了上海发出的首批夫妻双方同时顶替回沪的“双顶调函”，在办理调动手续时因我属干部编制不符“职工顶替”政策精神，故我妻儿先我一步顶替回沪了。送走了妻儿，我变卖了家俱，只身搬到单人宿舍，过起了孤寂的但我心甘情愿的单身生活。 　　五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夹河子商店回家的路上，天气骤然发生了变化，太阳忽而被阴云遮盖，随即刮起了阵阵的大风。 　　‍ 我抬头一望，忽见北边天地之间一垛数百米高的灰蒙蒙的无边际的＂灰墙＂正从地平线上慢慢地崛起。 大漠风尘日色昏，平沙莽莽入天浑。根据生活经验，一看就知道要起风沙了。我随即展开了与风沙的赛跑，加紧蹬着自行车，加速往家里赶去，并不时地回头遥望天际＂灰墙＂的变化。 十几分钟以后，＂灰墙＂由小变大，由低升高，由远及近。此时，＂灰墙＂已成＂灰山＂了，并渐渐地向我头顶压来。 　　大风开始肆虐，摧枯拉朽。风沙已演变为尘暴，弥漫了整个天空。顿时，呼啸而来的狂风裹胁着沙尘扑面而来，飞沙无情地扑打在我的脸上和身上。 沙暴遮天蔽日，天昏地暗，能见度不足三米。地球象是到了末日，世界一片浑沌。 我匆匆赶到家躲在屋里，室外狂风呼啸，沙尘漫天飞舞。细小的沙粒无孔不入，屋内也呛得令人窒息。 沙尘暴持续肆虐了一个小时左右，随着尘暴的渐渐南移，天空有昏暗逐渐转亮，黄褐色的天空渐渐地变为杏褐色、淡褐色…… 风沙过后，屋内桌椅床被上都覆盖着一层沙土细粒。屋外窗台上堆满了厚厚的细沙。 灰头土脸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有的在抖落掉床单上的沙土，有的在打扫门前或窗台上的积沙。 我顾不及自家的的打扫，直奔离家不远处的学校，去查看校园情况。操场上的一个篮球架已被大风刮倒。办公室的一扇窗户被吹开了，室内一片狼藉。 一星期以后，我的好友——南京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后分配到兵团的赵技术员到我家玩。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永久牌自行车已面目前非，克罗米象被用沙皮打磨过一样，失去了原先铮亮耀眼的光泽而变得老旧无光。 原来上星期沙尘暴袭来时，他正在半途赶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他赶紧躲进路边的沟坎抱头倦缩着。风沙过后，新车被整了容颜，连他自己也快认不出被风沙打磨以后的爱车了。 　　南疆春季多发风沙本不足为奇，但这场空前的特大风沙连老职工们都说都从未遇到过。‍ 这是我在疆最后一次、也是我在疆十三年破天荒地遇到的特大尘暴。 　　那年，国家的顶替政策朝令夕改，六月，上海已暂停办理知青顶替，七月，新的政策又规定“凡调函在手的干部可办理先退干后顶替”，故我便急去团组织科按要求办理了辞去校长职务申请，办妥了先退干后顶替的相关手续，如此也彻底结束了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十三年的工作和生活，如愿地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上海，与妻儿、父母家人阖家团圆，终于在而立之年回沪重启新的人生之旅。‍ 心安之处，便是故乡。‍ 陈春杳杳，来岁昭昭。 河畔家园（2020.12） ‍ 后语‍‍ 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返城的大潮中，我们连队大部分青年通过各种途经陆陆续续回到了上海现分居多个行政区域，也有部分青年随夫妻的另一方安居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少部分战友由于各种原因直至退休才告老返乡、叶落归根。　　岁月不及念，一晃又一年。有人再见，有人再也不见。‍ 前年一月，因传说上海知青联谊会要统计下发上海青年支疆60周年纪念章，故我与另两位战友联手在原有基础上基本摸清了原连队人员目前的情况：我们一批赴疆的205人中目前知悉已故的37人外，有19人虽已离疆但已失联。另有4人仍留在新疆，其中2人情况不明，无人知晓。　　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说过一句话：“不管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就是在书写他个人的片面而已。” 我更亦然，只不过是在书写我个人经历的一些片面而已。‍ 其实，人生就是在不断收集回忆的过程，每个人最终能陪伴自己的也只有回忆了。‍ 如今我再去记录那段陈年往事，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那是我们初涉人生经历的珍藏，是用我们青春换来的记忆。我们纪念的，从不是历经的艰难困苦本身，而是那段滚烫的青春年少。 ‍ 青春，永远不需要想起，因为不会忘记。我们亲吻过戈壁荒原的盐碱大地，我们饱尝了天山冰峰的清甘雪水，我们经历过南疆大漠的苍莽风沙，我们见证了塔河两岸的天地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曾经：那些激动过的喜悦，那些暗自流过的眼泪，‍那些经历过的痛楚，那些独自面对的困惑，还有那些得不到的缺憾…… ‍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不易。支疆上海青年所经历的无奈、困惑与内心痛楚只有这一群体才能深切感悟及默默承受的。 ‍ 十万上海青年支疆的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它将现代文明输进了占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 ‍ 这段历史对于经历者来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但对当代年轻人来说仅是一个很遥远的且不可思议的故事。就象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样——“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时代不同，认知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不同。 ‍ 天际流云瞬息变，地上沧海成桑田。一个甲子年已经悄然离去，从青春少年到苍苍暮年也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赴疆支边的人生之旅，恍然已经飘过。 ‍ 岁月长河，纷繁终寂莫。淘尽浪花千万朵，有你也有我。 ‍ “上海青年”这个特殊年代、特定地域的特定称谓已经与历史融汇起来了。这个群体的身影在滚滚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地远去，直至在历史长河里消失不见。但历史留下的声音，依旧在风沙中萦绕。　　时光荏苒。自一九六三年上海市启始上海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至今已有一个甲子年了。 二O一三年，为纪念首批上海知青赴50周年，上海知青赴疆纪念活动组委会组织了系列的大型纪念活动—— 　　在上海大舞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原创音乐舞蹈史诗《历史的奉献》‍ 　　编印了一套《浦江魂，天山情》——纪念上海知青赴新疆屯垦戍边五十周年图文集‍ 制作了“上海知青赴疆屯垦戍边50周年纪念章”‍ 　　印发了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党政主要领导致广大上海知识青年的一封信附： 新疆兵团党政主要领导同志 致广大上海知青的一封信‍ 上世纪60年代，一大批风华正茂的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满怀革命理想和青春激情，不远万里从黄浦江畔奔赴祖国西部边疆，加入到兵团这个承担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群体，‍投身开发边彊、建设边疆和巩固祖国西北边防的艰苦实践，你们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同兵团广大官兵一道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在茫茫戈壁荒滩上造就了一片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洲；你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人生的壮丽诗篇，用生命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伟大兵团精神；你们为新疆和兵团的建设与发展、为祖国安全边疆稳定、为维护民族团结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兵团260万职工群众不会忘记，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 当前，兵团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以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用”为职责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以处理屯垦和戍边、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兵团和地方“三大关系”为核心破解发展难题，以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建设为路径转变发展方式，以“十件实事”为重点保障改善民生，以提高总量、提高素质、提高能力“三个提高”为抓手强化维稳戍边功能，以弘扬兵团精神为动力凝聚职工群众，努力实现到2015年率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2018年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两番，力争兵团经济总量占自治区的比重提高到20%“两个率先、两个力争”奋斗目标。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有援疆省市的无私援助，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广大上海知青的殷切期望，通过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兵团事业一定会取得辉煌成就。‍ 我们希望，广大上海知青一如既地继续支持兵团事业发展。‍ 我们祝愿，广大上海知青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党委书记、政委：车俊 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刘新齐 二0一三年十月八日‍ 上海青年投身兵团建设事业，一直倍受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周恩来、陈毅、贺龙、王震、胡耀邦、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新疆探望慰问兵团的上海青年。 　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农八师接见上海知青‍ 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兵团为上海知青题词　　‍‍ ＂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 胡耀邦总书记的题词是对新疆建设兵团十万上海知识青年历史功绩的定论！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无论是花开正茂，还是红衰翠减，四季各有独特的风景，当下就是最美的存在——当下的存在才是最美的，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面对和‍珍惜的。‍ 往事如烟，往事已矣。六十年风雨历程，当年的你我作为中国知青历史的践行者，也有幸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国力强盛。‍ 落寞黄昏夕阳后——来日並不方长。时光不可逆转，人生总有遗憾。兵团的战友们，我们曾经相遇在热血沸腾的年代，共同拥有生活中刻下的印痕。不论当年生活是否以痛吻我，我仍要报之以歌，因为我们曾经拥有那灿烂的青春和充满幻想的《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幻想。 但愿你还记得，永远地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曾经已经是历史，经历也已成为故事。一生的脚印，有深有浅。生活的味道，有苦有甜。‍ 我们这一代人已步入了人生的深秋时节，让我们淡看花开花落，笑观云卷云舒，衷心祝愿“上海青年”们在变老的路上，拥抱快乐和健康！ ‍ 我们是——曾经的——“兵团战友”！ ‍ 我们是——永远的——“上海青年”！ 赴兵团四十五周年留念‍ （1966——2011）‍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心弦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过去的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人生如茶，一苦、二甜、三回味。用文字表达人生的丰富，我颇感学浅，顿觉词穷。‍ 不求华而不实，唯求真情实感。‍ 无功利之心，更无褒贬之意。‍ 不为什么，只为纪念时代的一段历史，只为记录我们过往的曾经，只为追忆逝去的青春，只为了却自己的心愿。‍ ＂微＂不足道，而史足道矣，别无他念，仅此而已。‍ 写于上海苏州河之畔‍ 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