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一）

眼底的笑容

　　展览展出了包括山东博物馆在内的50余家文博单位总计396件（套）精品文物，以“日出初光，饰節以禮”“海岱惟青，玉禮四方”“王禮在鲁，天下久传”等五个单元的内容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深入发掘古代智慧与“禮文化”的发展脉络，向世界展示山东作为“东方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与文化魅力。

　　“海岱”最早出自《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海指渤海、黄海，岱是泰山，合起来就是山东的古称 。“日新”取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寓意山东历史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从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后李文化(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开始，到北辛文化(约公元前5400-前4500年)、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2500年)，再到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直至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山东地区在远古以来文化传统演变上，形成了前后承继又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东夷文化，又经历夏、商、周上古三代的传承、发展和演变，从而与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东西两大主干。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彩陶，表现出了某些与中原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 前3000年)共通的元素，陶器上还出现了多个刻画的符号，有学者认为是文字的萌芽。

东夷文化通过与崧泽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等东南地区诸文化的接触和吸收，在不断发展的原始祭祀禮仪中，仿佛一道日出初光，可能已经形成了表达“禮節” 的思想观念。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汶口文化时代至龙山时代，大量涌现带有竹節装饰的器物，如高足豆、高足盘和高足杯等。

節，《说文》曰“竹约也”，从竹。孔子言“非禮无以節事天地之神也”(《禮记·哀公问》),《禮记·丧服四制》曰“節者禮也”，说明“禮”就是“節”，故曰“禮節”。《禮记·乐记》曰“比物以饰節”，意即制器要饰“節”，这是“器以藏禮”思想的体现。《禮记·乐记》又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豆在后世大到宗庙祭祀、天子诸侯之禮，小到乡饮酒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豆的数量还是以别身份的重要象征--“禮”字的起源，或与豆形器的广泛使用相关。

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M202对于理解早期禮制的起源相当重要，此乃一棺一椁墓，有成片的彩绘遗迹，从葬制和出土器物来看，墓主身份显赫，在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等级最高。墓中随葬器物从玉笄到所有器形的陶器，皆注重竹節装饰的表现，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禮節制度。

刻符灰陶尊，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60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

折口，尖底，胎骨坚硬，器体甚重。器身饰有“ ”形符号，有学者将其解读为是“日”“月”和“山”或“火”的组合，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而且，除了莒县陵阳河遗址，这种刻划符号陶尊，在莒县大朱家村、诸城前寨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多个遗址都有发现，或作为儿童瓮棺葬的葬具，或作为祭祀用具出土于祭祀坑中，表明其属于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当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也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

刻符灰陶尊，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60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士，莒州博物馆藏

器身刻带柄钺的正面图案。器口和下腹部分别刻两行圆圈纹装饰。钺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表明此尊当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红陶壶，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500年) ，滕州市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器口略粗圆，细长颈，扁折腹，平底，生活用具。北辛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滕州市官桥镇北辛遗址命名，年代距今约7400-6500年，可能是东方最早的农耕文明。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骨雕筒，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用大型动物肢骨切削雕镂而成，扁圆筒形，壁厚，上部剔地起突刻弦纹三周，器表磨光。

刻纹石器，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500年) ，吴家辛兴遗址出土，临朐县博物馆藏

中心穿圆孔，绕孔饰凹弦纹一周，以圆孔为中心向外饰7条凹弦纹，呈放射状。具体用途不明。

鼎立东方一陶鼎

鼎本是炊煮器，后逐步发展成为祭祀用的禮器，又用来比喻王位和帝业，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红陶鼎，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500年) ，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出士，滕州市博物藏

黄褐陶，短颈，口微侈，折肩尖底，圆锥足，素面无纹。北辛文化陶鼎的发现极其重要，意味着“禮”在东方的萌芽。

陶盖鼎，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临朐县城关街道西朱封村出土，临朐县博物馆藏

陶盆形盖鼎，泥质黑灰陶，器表施黑陶衣，敞口，卷沿，斜弧腹，腹中饰一圈凸弦纹，腹底转折处粘接三个中空的瘦高鸟喙状足。足中部有一条锯齿状扉棱，足跟部扉棱两侧有两个未完全穿透的圆孔，穿孔中心有乳钉状突起，似鸟的眼睛。盖为覆碗形，小平顶，顶上粘接横桥形钮，钮上有两条凹弦纹，盖面上有两周凹弦纹和盲鼻。

三足盆形陶鼎，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 ，兖州龙湾遗址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

盆形鼎，矮颈，卷沿，圆腹，折肩处对称粘接横桥形钮，钮上有四条凹弦纹，折肩处饰凸弦纹两周，腹中部和下部各饰凸弦纹一周，腹底转折处饰短矮鸟喙形三足，足跟部对称饰圈纹。

黑陶盆形鼎，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0年日照两城镇采集，临沂市博物馆藏

陶盆形鼎，泥质黑灰陶，其表面施黑陶衣，侈口，卷沿，深腹，直壁，腹部饰三周凸弦纹，腹底转折处粘接三个“Y”形花边。

彩陶盆，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1年邹城野店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敞口，宽斜折沿，腹部微鼓，小平底，红色陶衣。沿上均匀绘白色叶片纹，间绘红黑直线。腹部满绘三层图案，上下层分绘黑底白彩斜栅纹，中层绘两个八角星纹，两星之间绘白色勾边的圆圈纹一周，上下饰弦纹，形成饰带。八角星、斜栅、圆圈纹，均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的重要母题。

红陶兽形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红陶兽形壶”壶体被塑造成似猪似狗的兽形，躯体肥壮，仰面张口，拱鼻耸耳，四足直立，短尾上翘，形象生动活泼，惹人喜爱。

海岱彩陶

海岱地区彩陶始见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兴盛。原料多选用泥质陶，因而质地细腻纯净，杂质较少，结构紧密，坚固耐用。在制坯时，器表需要进行磨光处理，然后在陶胚表面着一层红或白色泥浆作为衬地(俗称陶衣)，入窑前用工具在陶坯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烧造，这样可以使色彩与胎面融合一体，因而坚固耐用，色彩不易脱落。图案色彩有黑、红、白、褐、赭、黄等色。

彩绘陶龟甲形器，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滕州岗上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制龟背形器，下部穿孔两行，每行5个，表面布满朱彩线条。龟甲出土位置多数在骨骸的腰侧。用途不明，推测其可能是某种乐器。

彩陶鼎，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0年东营市广饶县傅家遗址东部出土，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

夹砂红陶，侈口，口沿外翻，折腹，平底。肩部饰不对称扳耳一对，上腹绘两组白、赭色相间的旋涡纹。

红陶钱纹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聊城市茌平区尚庄遗址，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

盛水器，泥质红陶，红衣，高领，侈

口，唇外饰赭色弦纹一周，深圆腹，平底，颈部饰赭、白彩圈点纹，肩部一周弦纹，弦纹下饰八个圆圈，圈内饰菱形纹。是大汶口文化彩陶中的精品。

彩陶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3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后胡营遗址出土，寿光市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侈口，长颈，圆肩鼓腹，平底，通体红衣，肩部至腹部中段饰褐色弦纹三周，上两层饰褐色三角纹，并以白色细线描边，最下一层饰白色细网纹。

彩陶单耳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0年东营市广饶县傅家遗址东部出土，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侈口，高领，缓折腹，小平底，折腹线上有一耳，唇内外及下腹饰黑彩一周，折腹线以上饰红陶衣，腹部用黑彩线条绘成旋涡纹。

彩陶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西寨村出土，淄博市博物总馆藏

泥质灰陶，侈口，束颈，平底，口部施一周红彩，颈部饰红色圆点，腹部饰红色弧线三角纹和较大红色圆点。

网纹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59年泰安与宁阳交界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长颈，侈口，圆肩，平底，腹壁两侧有两环状钮，以便穿绳背负，正面有一凸鼻，上半部分施红色陶衣，肩部有褐色纹饰。

神鸟崇拜-陶鬹

形似鸟形的陶鬹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这跟东夷族以鸟作为崇拜对象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少昊氏族部落的时代，以鸟为图腾，用不同的鸟名作为氏族名，由“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24个氏族组成。

由鬹派生而来的盉，成为后来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

陶鬶，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60年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细长颈，长流，颈腹无明显分界，一绳纹鋬连接颈身，腹为三袋足状，底部由实心锥形足支撑，腹足间饰乳钉纹和弦纹一周，与鋬相连的袋足再饰弦纹一周。

陶鬶，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60年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长流高颈，三袋足支撑器身，一绳纹鋬连接颈身，乳钉装饰器表和鋬，肩部和腹部饰凸弦纹一周，与绳纹鋬连接的袋足上再饰凸弦纹一周，肩部饰盲鼻。

双鋬白陶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

整器质地细腻，陶色洁白，长流，双柄，造型独特，如一只正引吭高歌的鸟，三只袋足饱满，既有稳定支撑的作用，亦可增加受热面积缩短烹煮时间。扁圆腹凸处饰附加堆纹一周。

封口白陶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

褐陶盉，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诸城呈子村出土，潍坊市博物馆藏

高颈，侈口，口沿一侧装管状长流，圆腹，平底，三角形扁凿足，宽带式单柄，肩部有凸鼻。

灰陶盉，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胶县三里河出土，潍坊市博物馆藏

小短颈，一侧颈部向斜上方延伸，成管状长流，长流与口沿连接处饰6道弦纹，折肩，深腹，下部折收，矮圈足，带状单柄。

黑陶耀礼

黑陶是古代陶匠有意识的采用渗碳技术烧制而成。胎薄、光亮、轻巧是龙山文化黑陶的特征，薄如蛋壳、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蛋壳高柄杯则是黑陶中的杰出代表。据研究，制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的薄胎黑陶是生产专业化的产物，并为社会上层集团或家族所控制。山东是黑陶的发源地，并对周边地区史前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

黑陶单耳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临朐县城关街道西朱封村出土，临朐县博物馆藏

细腻质黑灰陶，侈口，束腰竖筒形腹，腹壁上粘接单耳，耳上饰三条凹弦纹，耳对侧有一个小型横桥形钮，钮上饰凹弦纹，口沿下和腹中饰凹弦纹数周。

黑陶双耳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9年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

泥质黑陶，口微侈，长颈，斜腹，圈足，腹部两侧饰竖耳一对，腹上下处各饰凸弦纹两周。

黑陶单耳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85年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

泥质黑灰陶，器表施黑色陶衣，敛口，斜壁，急折腹，平底，下腹粘接绳状单耳，底部接三舌状足。器表磨光，肩部施凹弦纹一周。

黑陶罍，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2001年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

泥质黑陶，直口，高领，斜弧肩，圆鼓腹，下腹内收，平底内凹。颈上饰一周凸弦纹，肩部和下腹分别对称饰横桥形钮，每个钮表面饰两道凹弦纹。

黑陶罍，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1977年11月9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火山埠遗址出士，寿光市博物馆藏

泥质黑陶，卷沿，口微侈，高颈，折肩，最大腹径偏于下部，小平底，折肩处、腹中部和折腹处饰凹弦纹数周。

陶尊，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8年滕州市东沙河镇陈岗村出土，滕州市博物馆藏

黑陶尊，器型周正，表面磨光，折肩，圆底柄足，折肩处左右各有一管状耳，左侧肩中段有一鼻。

黑陶豆，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92年日照市岚山区后村镇井沟遗址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

豆盘侈口，折平沿，矮斜颈，斜腹，平底，直筒形柄，柄上饰两列向左倾斜排列的镂孔，每列4 个，覆钵式圈足，圈足沿外卷。

黑陶竹节纹豆，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60年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泥质黑陶，器表磨光，折沿浅盘，两侧有贯耳，高圈足饰凸弦纹5周，似竹節状。这种多節高柄豆，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中十分常见，疑似与“禮”的起源有关。

礼器翘楚--高柄杯

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高柄杯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较大的墓，在地层和遗迹中不见，其形制规整、材料考究、纹饰精美、制造工艺精湛，绝非普通生活实用器，而是专门作为礼仪性用具使用的礼器。尤其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以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特点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巅峰之作”。

白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11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火山埠遗址出土，寿光市博物馆藏

口沿平折，杯沿下装鸟喙形突饰4个，鼓腹，高柄，穿大圆孔两列，每列5孔，喇叭形圈足。

高柄陶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2007年滕州市龙泉街道土城村出土，滕州市博物馆藏

陶质细腻光滑，侈口，杯身渐细，有三个凸起的節，喇叭形圈足。

镂空高柄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6年9月寿光孙家集街道火山埠遗址出土，寿光市博物馆藏

黑陶，侈口，杯身束腰，杯壁下腹折收，節状空心柄，渐粗，柄上镂圆孔9个，浅盘式圈足。

黑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胶县三里河出土，潍坊市博物馆藏

陶质细腻，器壁匀薄，表面有轮制痕迹，侈口，杯身较深，下部折收，杯柄中空，柄部镂有细条形孔，圈足。

蛋壳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2015年日照尧王城遗址出土，日照市博物馆藏

1. 上部杯身：侈口、喇叭形宽沿，杯外壁饰多道细密轮制弦纹，器壁极薄，最薄处仅0.2–0.3毫米，接近蛋壳厚度；器身可见修复裂纹。

2. 中部高柄：束腰空心长柄，柄身均匀分布数道竖向长条镂空，兼具减重、透气与装饰作用，通体布满旋纹。

3. 底部器座：矮圈足平底，稳定支撑修长器身。

蛋壳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60年潍坊姚官庄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整器为两部分套合，杯身作宽沿，直壁圜底，下承圆筒束腰状柄，柄上饰平行凹弦纹数周。该器以轮制而成，器壁薄如蛋壳，表面乌黑光亮，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山东地区发现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完整器很少，此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蛋壳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7年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泥质黑灰陶，敞口，喇叭状宽沿，深腹微鼓，下接镂空柄，柄部密布方形和水滴形镂孔，圈足。

黑陶薄胎高柄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胶县三里河出土，潍坊市博物馆藏

杯壁匀薄，身口微侈，尖唇，弧壁，高圜底，下接筒状且两端微侈杯柄，柄上饰凸弦纹两周。这种高柄杯，与高柄豆的形制密切相关。

海岱惟青 玉禮四方

《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孔传:“东北据海，西南距岱。”海岱，所指即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上古时期，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九州之一青州的所在范围。《周禮·考工记》曰:“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在早期中国的信仰体系里，“五色”(青、赤、黄、黑、白)观念是澧制制度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五行”“五方(东西南北中)”相匹配，还被赋予超自然的能量。《说文》:“青，东方色也。”青色是东方的象征，东方是日出的方向，一日之始；青色也是春天的象征，春者何？岁之始也，春主生长，万物所出，生生不息。因此，象征东方的青州，在古九州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近年，山东境内出土了大量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先秦时期的玉器，这些带有禮仪属性的“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周禮·春官宗伯》),是早期中国禮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形制的玉，诸如圭、璋、璧、琮、瓒、琥、璜等，皆有不同的用途。上古以来，中国先民尊重自然、禮敬自然，形成了使用不同颜色的玉祭祀天地四方的禮仪规范:“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苍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东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周禮·大宗伯》)又，《易·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为龙.....为苍笢竹，为槿苇。”使用青圭禮东方，不仅暗含了青色与东方的对应关系，而圭字，二土相叠，呈现出明显的“節”状，郑玄注曰“圭锐，象春物初生”，或许玉圭就是初生的笋苇芽之象征。

本单元主要展示新石器——战国时期山东发达的玉器文明(包含骨、牙器、水晶、玻璃等材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圭，与其他地区发现或博物馆收藏的大量龙山文化玉圭一样，双面或单面均刻有异常精美的纹饰，有的是鹰鸟纹，更多则是神面纹，共同特征就是纹饰中暗含了对称拱极形结构——我们认为是早期先民对“天”的象征性表现，这种手法，经历商周秦汉，一直延续至今，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由此亦可推测，龙山时代可能已经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基本禮仪制度。《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孔传:“东北据海，西南距岱。”海岱，所指即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上古时期，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九州之一青州的所在范围。《周禮·考工记》日:“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在早期中国的信仰体系里，“五色”(青、赤、黄、黑、白)观念是禮制制度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五行”“五方(东西南北中)”相匹配，还被赋予超自然的能量。《说文》:“青，东方色也。”青色是东方的象征，东方是日出的方向，一日之始；青色也是春天的象征，春者何？岁之始也，春主生长，万物所出，生生不息。因此，象征东方的青州，在古九州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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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山东境内出土了大量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先秦时期的玉器，这些带有禮仪属性的“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周禮·春官宗伯》),是早期中国禮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形制的玉，诸如圭、璋、壁、琮、瓒、琥、璜等，皆有不同的用途。上古以来，中国先民尊重自然、禮敬自然，

玉簪，淡绿色，一端圆浑，做工精巧细腻，带有褐色沁斑。

玉饰，黄色玉质，带褐色沁斑，呈长条形，末端为小短榫状，可能原本用于插在木把上。此二玉同时出土。

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63年日照市两城镇征集，山东大学博物馆藏

玉锥形器，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玉锥形器，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

玉锥形器盛行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时期，见于大中小各等级墓葬，以集束状出土。形制有圆锥形和方锥形两种，一端尖锐或钝尖，另一端扁圆或有小短榫，并钻一小横孔。关于锥形器的功能有多种看法，包括:头部或颈部装饰物；腰间坠饰；用于治病压穴的砭石；宗教活动使用的法器，等等

玉石工具

山东地区目前出土最早的玉器是在后李文化时期，后李文化发现的玉器甚少，仅为工具类。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制作精美、用途明确的玉石质工具。

玉凿，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 ，潍坊市前埠下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平顶，四棱不齐整，平面近梯形，器体偏薄，两面刃，颜色斑驳，顶部及上部呈黄褐色，中部及刃部有墨绿色沁斑。后李文化是山东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500-7500年，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后李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后李文化发现的玉器甚少，玉锛表面经精心磨制，可视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年代最早的玉器之一。

玉凿，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 ，潍坊市前埠下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墨绿色，有白色沁斑，顶部有缺损，整体近长方形，两面刃，通体抛光。史前出土较多的为石锛，玉锛十分罕见。

石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3年邹城市城南，邹城市博物馆藏

用花岗岩石精心磨制而成，圆弧形刃口作锯齿状，背脊直平，双肩内收，两侧有圆形对磨穿孔，可能用于捆绑木棍。是迄今国内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石质锯。

王权象征

斧、钺、刀，最初都是用于砍杀的兵器，逐渐演化为带有军事性质的祭祀礼仪用玉，尤其是以玉制作出的这类器物更是威严的王权象征。

大玉刀，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9年日照市五莲县丹土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器呈梯形，顶端略朝一侧倾斜，上部有两个尺寸较小的斜排双面钻圆孔。一端中下部有两个单面钻圆孔，表面光滑，双面刃。是极其罕见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玉器，当有其特殊的禮仪功能。

1、玉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1978年日照市莒县凌陵阳河遗址遗址出土，莒州博物馆藏

黄色，器呈梯形，扁平状，顶部略有残缺，上部有两个竖排双面钻圆孔，双面刃，通体磨光。

2、玉钺，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83年安丘南部遗址出土，安丘市博物馆藏

器呈肩平长方形，顶端平直，两侧圆润，双面刃，上部两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穿孔。

3、玉钺， 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800–5300年），1960年山东曲阜尼山水库遗址出土，孔子博物馆藏

透闪石软玉，原生玉色偏浅青，长期埋藏受土壤沁蚀整体呈均匀蜜蜡黄、赭褐色，表面遍布深浅不一的土沁丝纹与斑驳沁斑。整体为窄长条形扁体，区别于另外两件宽梯形玉钺，器身修长、厚薄均匀，上下宽度差距极小，底部刃部微微外扩，属于“窄身钺”特殊形制。顶端平直（装柄端），底端为双面开刃，刃口平缓，无砍伐磕碰、崩缺等实用磨损痕迹，证明从未作为工具使用。

祭祀玉礼

玉璧、玉琮是中国古代最早成为“成组礼器”的玉器。《准南子· 天文训》载“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因此推断圆形的玉璧与方形的玉琮是祭祀天地的重要礼器。

玉璧，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800–5300年（公元前2800–前2300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尼山水库遗址，孔子博物馆藏

黄玉牙璧，商(约前1600-前1046) ，青岛市博物馆藏

四牙璧，较为罕见，应是三牙璧的一种变体。穿孔大且规整，四牙宽大，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四牙中心镂雕展翅神鸟，边缘镂雕为凤鸟形态，鸟喙弯折处为牙尖，通体磨光，平面似正方形。

牙璧、有领玉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82年海阳司马台出土，海阳市博物馆藏

按照七衡图下方文字指示涂以蓝、黄二色，“黄图画就是黄道”或“光道”，即“太阳行移的轨迹”，正是"璧”的形状。

牙璧，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山东海岱地区典型礼器，1978年滕州庄里西遗址征集，滕州博物馆藏​

透闪石软玉，原生浅黄玉质，长期埋藏形成大面积白化沁蚀（鸡骨白），局部留存红褐色土沁；器物纵向贯穿一道断裂，为出土后修复拼接，不影响完整形制辨识。制作规整，三牙较宽且短，牙之间扉齿复杂，由四组三小齿组成，这是山东发现的牙璧中，扉齿装饰最为复杂的一件，非常精美。

其礼制与文化内涵 ：1. 天象祭祀礼器。环形代表天圆，三分牙齿对应日月星辰、四季三分，用于祭祀天象、四方神灵，是史前先民沟通天地、观象授时的礼仪重器，功能比普通素面玉璧更特殊。2. 顶级贵族权力标识。牙璧出土数量远少于普通玉璧、玉钺，仅最高等级墓葬随葬，象征部落首领同时掌握神权、天象解释权、军政大权，是海岱文明权力体系的最高阶礼器。3. 齐鲁礼乐文明承续。山东龙山文化直接继承大汶口礼制，这件牙璧与此前尼山玉钺、玉璧同场展出，清晰呈现山东史前玉器礼制完整演变链条：

大汶口：玉钺（军权）、素璧（祭天）；

​龙山：进阶为三牙璧（天象最高祭祀权），礼制体系更完备，为后世商周、儒家礼乐制度奠基。

牙璧，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旧称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青岛博物馆藏

1974–1975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发掘，这件玉璇玑出自遗址龙山文化墓葬，出土时摆放于墓主人胸口位置。

牙璧，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0年诸城前寨遗址出土，诸城市博物馆藏

璧孔较大，整体近似圆形，三牙近似V

字形缺口，牙尖不外伸，填平缺口之后，两侧可平顺连接。由于牙璧做旋转状，很多学者将之与“璿玑”联系起来，或认为是观测天文的仪器零件。牙璧的具体用途或象征性尚不明确。

牙璧，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0年诸城前寨遗址出土，诸城市博物馆藏

平面近椭圆形，缺口较小，三牙呈V字形，牙尖外伸不明显，制作略粗疏，或为较原始的牙璧形态。

牙璧，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99年平阴县周河遗址出土(M4:21)，山东大学博物馆藏

异形三牙璧，无牙，璧的周缘不等距

分布着三组扉齿，每组2齿，齿的大小不一致，小孔，有雕刻痕迹。牙璧始于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数量最多。

牙璧，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6年安丘县峒峪遗址出土，安丘市博物馆藏

环形，璧孔较大，无扉齿，牙短且钝，周缘较薄。

牙璧，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青岛市博物馆藏

三牙宽大，穿孔大且规整，平面为三角形，牙上有微凸起的方形库齿，周缘打磨为刃状，通体磨光。

　　牙璋最早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此后广泛见于东至胶州半岛、西至甘肃天水、西南至四川盆地、北至陕北、南至越南北部的各种夏商时期文化。早期牙璋是用作祭天拜日、祭祀山岳、祈年的礼器，后期发展成为象征王权的礼器。

牙璋，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8年临沂市大范庄采集，临沂市博物馆藏

灰白色玉，两侧略收亚腰，端刃最宽，两尖高度相差明显，浅内弧刃，倒刺型单齿式扉牙，两侧齿位置不对称，上端靠中间位置有细孔，柄上穿孔，底部角位斜抹。牙璋最早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此后广泛见于东至胶州半岛、西至甘肃天水、西南至四川盆地、北至陕北、南至越南北部的各种夏商时期文化。《周禮·典瑞》中说“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可见玉璋可能是一种用于调兵遣将的重要符信之物。

牙璋，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82年海阳司马台出土，海阳市博物馆藏

两侧收束明显，端刃为弧形，是最宽处，两尖高度相差明显，马鞍形单齿式扉牙，两侧齿位置不对称，如倒刺，柄孔单面穿钻，柄部平直，底部一端残缺。

牙璋，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日照市五莲县石场乡上万家沟村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褐灰色带绿色斑，两侧收束明显，中部最窄，扉牙部最宽，两尖高度相约，深内弧刃，马鞍形单齿库牙，位置不对称，柄部平直，柄上穿孔，上端中央有细孔。

玉琮，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80年诸城前寨遗址出土，诸城市博物馆藏

圆方柱形，内孔壁呈圆形，外壁弧边基本呈方形，外壁有明确分区，但并未雕刻纹饰。

扁玉琮，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80年临沂市湖台遗址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

扁平方形，中间为圆孔，无射部，四边缘中部各有一小凹槽，制作规整精细。形似玉琮的截面，故被命名为扁玉琮。青玉，玉色温润。细长方柱体，内圆外方，素面无纹，通体磨光。

竹节玉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4年日照市五莲县丹土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内圆，外为不规则五边形，五个边角上分别刻两道凹弦纹，似竹節。

六边形竹节玉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4年日照市五莲县丹土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采用片切割开料、管钻钻孔成型；竹节阴线为硬质石器浅刻，线条平直均匀，体现龙山成熟的线刻工艺；器壁打磨圆润，内外圈弧面抛光规整。

功能与文化内涵：1. 佩戴器：尺寸适配手腕，为贵族玉镯，是身份等级象征，仅部落上层可佩戴玉器。2. 礼器寓意：六边形对应大地六方，内圆象征天穹，承载史前天地崇拜；竹节纹饰寓意“生生不息、节节向上”，是早期植物吉祥意象的雏形；

​龙山文化玉环常用于祭祀、丧葬殓葬，沟通天地神灵。

山东龙山是中国早期几何形玉镯的核心发源地，这类六方竹节玉环区别于良渚圆形玉镯，代表黄河下游独有的玉器审美体系，反映大汶口—龙山文明独立的礼制传统。

玉臂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6年6月16日寿光后胡营遗址出土

寿光市博物馆藏

此玉环呈八棱形，中为圆形，通体磨光，在史前玉器中造型较为奇特，部分棱角有破损。

玉鸟饰件，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8年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丹土遗址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器体弯曲，顶部似鸟头，短喙，大眼鼓起，末端较薄，竖排钻两小圆孔，原本当用于固定在器端。

玉镯，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沂南县罗圈峪出土，沂南县博物馆藏

整体作中空圆柱形，孔大壁薄，器壁微束腰，表面有黄褐色沁斑，表面抛光。

玻璃磬，战国(前476-前221) ，青岛市博物馆藏

玻璃制乐器，极为罕见，天蓝色，体近梯形。一端钻有一孔，可系绳悬挂。通体光素无纹。

青玉璧，战国(前476-前221年) ，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52号墓出土，孔子博物馆藏

青玉质，器扁平，圆形，肉上由两道弦纹将纹饰分为三区，内区纹饰分成三组，每组饰双尾龙纹，一首双身，两两相交。中区浅浮雕饰谷纹。外区饰五组双尾龙纹。出土该玉璧的52号墓是一椁两层棺的大型墓，椁室周围和棺内，出土玉璧共计18枚，原本平铺在墓主的尸身上下，从头至脚摆放。最大的一枚，也是已知战国玉璧中最大的，出于墓主身下，直径达32.8厘米，现藏山东博物馆；其次即是这枚，出土于墓主腹部。这些玉璧符合《周禮·春官·典瑞》中所说的“疏璧琮以敛尸”。

玉牌串饰，春秋(前770-前476) ，临沂市沂水县刘家店子遗址M1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一组35件，呈青色、红褐色或黄褐色。由8件玉环，1件近长方形牌饰，2件玉虎和24件梯形玉片组成。顶端较大玉环饰绳索纹，其余7件玉环均为扁平素面，玉虎和梯形玉片正反面均阴刻变形夔龙纹，长方形牌饰表面为兽面，周身刻卷云纹。原出土情况不明，此为复原排列方式。

白玉婴鹉，商(约前1600-前1046) ，1985年济南市济阳区刘台子遗址M6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淡绿色，有黄色沁斑，通体抛光，全身刻阴线。鹦鹉圆眼短喙，羽冠后垂，冠尾向上卷起，羽翼丰满，翅尾下卷，长尾上翘。整体制作精美，憨态可掬。

玉鸟，商(约前1600-前1046) ，1985年济南市济阳区刘台子遗址M6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色莹润，有黄色沁斑。整体呈三角形，三角形头部，圆眼凸起，头后饰一对角状物，双翅收拢，上饰四组勾连雷纹，背脊裸露，短分尾。喙部有一横钻孔。

俏色玉鱼鹰，西周(约前1046-前771) ，1979年济阳刘台子遗址出土，济南市济阳博物馆藏

鱼鹰为青黄色，口中衔鱼为褐色，玉质光洁细腻。鱼鹰作回首状，长喙衔鱼，双翅印刻卷云纹，背毛飞起，脚抓前伸，似完成捕鱼的瞬间。鱼的颜色较深，用俏色法。淡色的鱼鹰和深色的鱼，构成一种类似“阴一阳”的对比关系。事实上，鸟衔鱼的组合图像，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最著名的是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鹤鱼石斧图彩陶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距今约6000年。鸟衔鱼的组合图像在商周秦汉历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