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最好的教材来自反面》</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原创：云何此生 2026年7月3日 </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桥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瑞·达利欧于1975年创立了它。近年来，瑞·达利欧似乎成了“思想家/战略家”，经常发表长文抒发他对世界重大形势的看法。</b></p><p class="ql-block"><b>最近瑞·达利欧又发长文，重点分析东大。文中瑞·达利欧对东大数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饰地夸赞，当然也出于资本家的本能立场表示对东大崛起的担忧。</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最值得注意的是，瑞·达利欧指出东大之所以取得令人震撼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秩序。</b></p><p class="ql-block"><b>他说东大传统文化，让全民族具有天生的秩序观，这得以让国家意志如臂使指，在保证国家和平、稳定、安全的同时，集民族之力，在农业、工业、制造业、军事、教育等领域全面发展。</b></p><p class="ql-block"><b>瑞·达利欧同时认为，也多次指出，西方社会的颓势，根本原因也在于秩序，自由主义的文化，让西方面临强大对手的挤压式竞争时，根本拿不出有效的对抗措施，也让西方社会日趋混乱、低效和无解内耗。</b></p><p class="ql-block"><b>不得不说，这个大资本家堪称西方社会的精英，他的这些洞见远胜东大那些尸位素餐的公知教授学者，这些人的见识还都停留在改开之初/甚至之前对东西方的那些成见中呢。这些成见追根溯源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形成的，就是对中华文明甚至人种的自卑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还有对新中国改开之前的怨毒。相比这些中国当代貌似最有文化的公知们，瑞·达利欧为什么能有那些洞见呢？经常有人说“你连国都没出过，没有资格评价西方。”其实评价一种文明，它自身的知识分子未必胜任。</b></p><p class="ql-block"><b>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美国政府为了战争结束后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请学者本尼·迪克特调研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文章，而她撰写的《菊与刀》折服了日本知识分子们，可是她之前从没到过日本。这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而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反倒更容易“旁观者清”。本尼·迪克特就是这种情况，瑞·达利欧也是这种情况。</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76, 79, 187); font-size:20px;">中国公知们评价本国，至少戴着三层眼镜。</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所谓的“大师们”的言论，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鲁迅都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二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贬损，比如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三是改开之前新中国的制度探索造成的客观伤害。</b></p><p class="ql-block"><b>中国知识分子能突破这三层眼镜的少之又少，而那些敢于不断强调这三层眼镜的，无不被誉为“良心/国士”。</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当今的东大，仍然戴着这三层眼镜的，最显眼的仍然是那些自以为“有思想/有见识/有能力/有资格”的“高校教授/企业家/文化名人“们，和他们形成意识形态共振的，就是那些赞誉他们为“良知”的底层反贼。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时代的一粒沙”伤害过，且都生活在国内，所以做不出瑞·达利欧那种局外战略家的宏观判断。</b></p><p class="ql-block"><b>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且不说</b><b style="color:rgb(237, 35, 8);">“瑞·达利欧/米尔斯海默/杰弗里·萨克斯/沙利文”</b><b>等域外战略们均承认的中国巨变，就连那些几十年来先后叛逃到西方的“反贼”们，近年来也都公开显出悔意与迷茫。</b></p><p class="ql-block"><b>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体头上就是泰山压顶。看到山的，是人性；看到沙的，就是圣人。这一关，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些所谓的“大师们”也很少能过。</b></p><p class="ql-block"><b>而瑞·达利欧这些域外战略家们，是站在人类史的角度判断中国。他们竟然能看到，新中国是对旧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改变；竟然能看出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文化对当今中国巨变的根源性影响；竟然能用这种判断对比出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天然缺陷。</b></p><p class="ql-block"><b>而这些，是很少有中国人能到达的战略高度。如果中国自己的战略家们站在这个高度说话，反而会被某些国民骂成“为权贵唱赞歌”的奴才。</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另一位反面教材就是弗朗西斯·福山。这位在冷战苏联解体之后提出“历史终结于美制”的战略思想家，近年来也折服于中国模式，甚至说出如果现在有人选择移民，目标国家未必再是美国，这样在反贼看来极其“五毛”的话。</b></p><p class="ql-block"><b>从人类史的高度来看，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史的一个转折点。巨轮转向，必然会有前所未有的震荡，之后三十年的探索试错，也必不可免出现“时代的一粒沙毁灭个体”的现象，但这个方向必须要转，福山们哀叹的近年来西方的乱象，证明了这一点。</b></p><p class="ql-block"><b>瑞·达利欧指出中国巨变的根源是儒家的“秩序观”，这虽属洞见，但仍不究竟。当今中国的“秩序”与两千年来旧中国外儒内法的秩序有着根本不同。</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旧中国虽然一直都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梦想，但实际上维护的始终是人类天生的“私有制”本能。而新中国自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公有制的理念，与这个传统梦想达成了最佳契合。</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b><b>这也是福山、米尔斯海默这些西方大哲们没能看清、也无法理解的底层架构。</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57, 181, 74); font-size:22px;">=================</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虚空静》：</b><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其实那些西方精英还未看到中国高速发展的深层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圣贤们追求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都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式进行，而历代帝皇都只是家天下。而建党先贤及伟人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政党/政府”的组织形式，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去实践古代圣贤们追求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理想，这才是中国近百年由“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