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宰猪

叟康

怀旧，意味着老了

饥饿的日子，像一条望不到头的土路，一年又一年地熬着。那年，终于等来了一点亮色——当乡村教师的二姐要结婚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在寻常人家本是喜事，可在那个买不到肉的年代，办喜事却成了一道难题。

好在父母早有盘算，提前一年养了一头猪。说是养猪，其实不过是给一条命找了口喘气的机会。那时候人吃的口粮都紧巴巴的，哪有余粮喂猪？只能割些野草、红薯藤，剁碎了倒进槽里。猪也懂事似的不肯长，瘦骨嶙峋地熬了一年，才长到七、八十斤。母亲常说，这猪可怜，跟咱们一样，饿着肚子活。

临到二姐婚期，父亲请了人来把猪宰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腥热的血淌进木盆里，院子里难得飘起一股荤腥气。母亲偷偷抹了把眼泪，也不知是为猪，还是为这日子。然而，猪还没凉透，公社里就来了干部，板着脸训斥父亲，说猪必须卖给国家，私人不得宰杀。

父亲是个火爆脾气，一辈子不肯低头。他听了这话，瞪着眼回了一句：“杀人抵命，杀猪也犯罪？有本事你捉我去吃官司！”那干部被他噎得脸一阵青一阵白，甩袖走了。

可到了下午，二姐却提前从学校赶回来，一进门哭得稀里哗啦。原来，那干部跑到学校去，当着校长的面撂下狠话：这猪不卖，她就别想再当老师。这话像一把钝刀子，割在父亲心上，也割在一家人的命根子上。那时候，一个农村姑娘能当上公办教师，是多少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女儿丢了这份工作。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天快亮时，他哑着嗓子对母亲说：“卖了吧。”母亲没应声，低头把那头猪收拾得干干净净，整只送去了供销合作社。那地方，那时候就叫“国家”。

二姐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嫁妆，没有宴席，没有宾客，连一挂鞭炮都没放。中午，母亲破例焖了一锅干饭，米粒松散地堆在碗里，像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早晚依旧是稀粥，清得能照见人影。我眼巴巴地盼了一天，也没等来一块红烧肉——那是我的最爱，梦里都馋得流口水。

这头不肯长大的猪，终究与我们家无缘。它活着时吃的是野草，死了后被称作“国家”的人拿走，连一口油水都没留给我们。幸好，母亲留下了猪头。晚饭时，她切了一小碟猪头肉端上来，脂肪薄薄的，耳朵边缘有点脆，咬在嘴里，特别的香。我一块一块地嚼，舍不得咽，仿佛要把那点荤腥味留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猪头是从颈部深深割下去的，留下一个大大的“V”字形豁口，像一道伤口，更是一个记号。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那个年头的低V——不是时尚，是生活在我们身上刻下的印痕，深浅不一的，一刀一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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