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的惦念

关中牛★作坊

——致《情怀》作者

关中牛 薛军礼 罗宗烈 邱发善敦煌莫高窟顶1980深秋留影

　　这个蹩足的短文题目，既是我和罗宗烈个人关系的写照，也是我们对耸立在各自心头的这块文学神碑投去的最后一抹回眸。

文学这件事儿，真的不能当正经事情去做。哥俩那时候不知中了啥邪，都爱上这玩意儿。

按照他七三年参军早我三年的兵龄，直至写这篇文字前，我都以为他大我三四岁。结果，这老小子察觉我在电话上“敷衍”了他，便破口大骂，我方知老兄真是有一把年纪了。当年参军时，他肯定瞒了年龄，怎么可能大老牛七岁呢。

据说，男人到了七十七岁，才开启第二春，脾气也会随之判若两人。

我也回怼他说：“有资格骂老牛的人，一个个都被左邻右舍抬着送到地里了；眼下只剩一个二哥，你蹭着想让人早早先于我被抬走，算一个也罢！”

争执是因我向他讨要《情怀》时邮递过程中出了点差错引起的，最终以安全收到两本沉甸甸的巨著才偃旗息鼓。可是，哥俩年轻时相处的情景，却再次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这个老弟眼前。

　　那时，两个年轻人当兵来到巴丹吉林大沙漠南缘相邻的两座军营，曾经一起站在阳关城那坍塌的城垣上，瞭望过大漠上那一轮孤寂的落日。

一九八〇年秋季，甘肃省酒泉县文化馆首次举办的那次业余作者座谈会，特别邀请了驻军一女五男六名军人参加。其中东关“3926雷达团”一人，北大桥“两五医院”三人，“坦克第12师新46团”二人。罗宗烈那时已经是“两五医院”的军官了，穿着四个兜儿，脸清瘦孤傲，下巴胡茬黑青，别着一口西府普通话，人看起来倒是很精神。我是“新46”后勤处的油料员，整天滚油桶闹得皮肤过敏，长了一脸桃花癣。最大的个人问题是当时本人尚未提干，见了穿四个兜儿的还得敬礼。

现在说起来，一个人一生该吃哪碗饭，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

我记得很清楚，七九年秋天，老连队副指导员李民政在《玉门石油工人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歌，托着剪报本拿来让我看。他是当时还住在酒泉的那位全国知名的“新边塞诗人”林染的崇拜者（老罗和他们也都是朋友）。我在老连队当文书时，李民政是三排长，人家能挑着让评价自己文学成果的人，那当然都是他认为有点文学细胞的人。结果，我却不识务地说，你这叫诗歌的话，我都能写小说！当时两人为之还发生了不小的红脸，最后他赌气说，那你写篇让我瞧瞧。

　　于是，当天下午我便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有格子的稿纸，开始写起了小说。所幸的是，这篇零零星星利用星期天和偷偷躲在炊事班炉道点蜡熬夜、抽掉两条“黄金叶”憋出来的“小说”，总算是闹出来了。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往哪个杂志社投稿比较合适。当时，酒泉文化馆刚刚创办了一个刊物叫《酒泉文艺》，于是，送去后眼看着收发员把稿子放在墙角一摞整整齐齐的手写稿上，这才放心地出了门。现在说来，这篇不像样的“处女作”，并不是很成熟。谁知道，它居然被文化馆慧眼识珠的高正刚老师看中，很快被排在《酒泉文艺》八〇年第二期首篇刊登了。前后四十二天时间，我便收到二十七元钱的稿费汇兑单。

就这么简单，还是毛头小伙的老牛，摇身变成了驻地县文化馆在册的“部队业余作者”。

老罗那时已经在报刊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稿件，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铅字。其中《双石岭》就发在《酒泉文艺》的创刊号上。

他当时私下里告诉我，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主题大约就是《情怀》的上半部作者年轻时的经历。苦于没有整端的时间，我也一直没有听到他动笔的消息。按照我们之间的了解，他那时的文字功底和思想成熟程度，拿捏长篇绝对有成功的把握。闹不好，眼下“伤痕文学”这个词条都会有罗宗烈的名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做一个文学青年那还是相当拉风的。虽然一个个满脸的青春疙瘩豆儿，内心却都有拯救世界人民于水火的那份充盈，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有那种体味了。

　　哥俩相识后，他曾找我商量，既然要一起闹这事儿，是不是先得搞个亮豁点的笔名？我说，开始想叫个“秦川牛”来着，我打听到省群众艺术工作室有个天水老汉已经叫了这名；想来想去叫个“关中牛”算了。他摇了摇头担忧地说，“秦川牛”和“关中驴”那是咱老陕的知名物产，你打着颠倒这样叫，不但不顺口，还容易让人把你和“驴”牵连在一起！我说，牛咋了，驴又咋了？都是鞭打绳拴的命，还分啥脸长腿短呢。算了，酒泉地区的《飞天》这期还要发我一个短篇，已经给人家说了署名用这个“关中牛”了，恐怕都已排版，你咋不早说！他只好勉强认可地说，那就只能这样吧。牛也驴也，一辈子都得吃苦耐劳，万一你小子出了名，这个破笔名会成为你小子一辈子的梗，你信不。

一晃几十年过去，老兄这句话真的应验了。搞写作真是苦哇。即使业余爱好，也占用了我们生命中许多宝贵时间。

接到《情怀》这两本书，按照阅读习惯我先看了序，后看了跋，顺手给老兄回了个短信：“书收到，正看序，文字硬得很！”

　　从文章里我这才知道，老罗在“两五”医院那阵还管过那么多年干部灶哇。我们两家大门只隔着一条兰新公路，和现在的居民小区相比，哥俩住的远近也就是现在小区前后楼之间的距离。按照老牛这个机关兵当年那股稀拉劲儿，听见那个连队吃面条或吃包子，就捞起大碗去蹭饭的德行，早认识老罗的话，肯定少不了去搡眼。不过，我们两个真是很纯的文友，绝对不是胡吃混喝的酒肉朋友。嫂子来队，我也只去转一圈儿，实心没想专门去噌饭。

后来，地区群艺馆有一次组织业余作者去敦煌体验生活，开始并没有通知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出发，当天晚上老罗用军线倒地方线，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地区群艺馆的赵叔铭老师，请求让把我也带上。打车去敦煌，一路二三百公里路要有座位，县文化馆那边接待肯定人家也有人数限制。最后，赵老师说，那你通知一下，让他一起走。这个时候，部队已吹了熄灯号，他这才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明天咱们一起去敦煌浪走。我赶紧给门卫哨兵留了张字条让五点喊我起床，天还不明，摸摸索索往挎包里塞了一个刷牙缸，便蹭着去了。那次同去的四个穿军装的人里，还有他们单位的薛军礼老兄，雷达团的年轻军官邱发善，后来也联系中断了。

那时候的公路大多是砂石疙疔路，加上那辆国营汽车站的老爷车一路抛锚，师傅边修车边泵油，到了敦煌天色已黑尽。

　　当时的敦煌县城，傍晚连个路灯也没有，几个人只好呆在房间。不过，别看这么闭塞的边城，居然比我们部队还阔气，招待所竟供应热水和暖气。当时还没电视，我忙不迭地脱下军装蹭着有热水洗了，搭在暖气管上估计天明绝对能干。结果半夜暖气停了，天大亮后上衣还有几处湿水渍。

老罗是我们这一波儿的领队，吃过早点就得集体上鸣沙山去，他安顿说让我穿他的罩衣下楼去宾馆对门的牛肉面馆占个位置先吃早点，他给我去锅楼房烤衣服。我当时个人自尊心挺强，讨嫌人家那是干部服，心里觉得有点老不踏实。于是，像个定西讨饭的盲流一般只穿着光板棉衣就下楼去了。

进了饭店恰好遇到俩敦煌当地的姑娘，期间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艳遇”，俩姑娘最后凑了三毛钱给我买了一碗牛肉面。四十年后，老牛为之写了篇随笔《邂逅天使》，以怀恋年轻时曾经闹出的那场甜蜜的荒唐，结果浏览量还破万了。

此后，我和老罗之间有关文学方面还有过两件小事，足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位老哥对小弟在最初走上文学这条路的那个时段的鼎力扶持和热心关注，至今想起来依然让人时时感动。

　　我调到团政治处做战士报道员时，在《人民军队》报发表了一篇小通讯，第三天该报就登出署名“罗宗烈”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做报道员也得提升自身文学素养一类的评语。很明显，他是趁机要在军区部队通讯员面前，把我狠狠地表扬一回。由之，这篇名为《坚强的战士》的小通讯，在老牛还没提干前，曾被选做军区部队新闻干事学习班的范文。

我的第四个短篇成稿后，决心突破省刊上稿这一难关。毕竟写了两年，还在原地踏步，自己都对自己不满意了。罗兄看了几遍，提出意见后让发到《青海湖》碰碰运气去，他说他有个刚刚结识的编辑朋友。这个罗老兄居然也不说跟人家生分不生分那些话，涎着脸还写了一封推荐信。结果，这篇《宋老大蹲点》的小说很快在《青海湖》发表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后来还为这篇小说写了评论，发在了《青海湖》。接着，赵叔铭老师又把拟在《飞天》（后来改名《阳关》）的《皎皎关上月》作为重点作品，推荐给《陇苗》，在“酒泉专页”上发表了。从此，二十冒头的老牛便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不归路。也因了业余写作，被军区政治部作为“军地两用人才”点名破格提干。

可能是年纪大了，总爱搜心事回忆点令人心悸的青春往事吧。我时常会想到老罗，也永远忘不了小侄女云云的那双走路很不灵便的小腿脚。我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女儿，看到她蹦蹦跳跳的样子，每每都会想到云云。当时，我和团里一个叫周同的通渭籍卫生员关系很要好，曾带着他去老罗家为云云扎过针。那阵子，老罗到处打听给云云治疗的土方，小姑娘在家里天天接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治疗。看到云云那么小，却很听话的样子，我这个叔叔的心里当时都很不好受。

　　后来，老罗有了二小子，接着便调到西宁去工作。此后的二十年，我们便相互断了联系。期间，我调动回陕西老家的四十七军，后又二返长安调去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那时我不知道他就在二十七分部，他也不与创作室那些人来往。再后来，很快都成了老头子了，但心里都安放那个岁月的老友。

十年前的一天，我通过微信，终于看到了罗兄的头像加了朋友。听说他冬天在海南旅居，夏天才回陕西。我去侄儿部队办事，专程绕道拜见了老兄和嫂夫人，遗憾的是却没能见到小侄女云云。

我和老罗都有个怪脾气。气味相投的朋友，哪怕几十年不见，也都在心里搁着时时惦记。而那些天天一起混着吃狗肉喝烧酒的所谓朋友，即使端着茅台称兄道弟，却没有一丁点愉悦的感觉。

脾气大的人，都是直杠子。我和老罗一样，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为之得罪了不少不该得罪的人。说到这点上，还得感谢老天眷顾，像我们这号不合时宜的人，居然混在需要熟练掌握两面三刀话术的官场，还都能存活到今天，最终没被当做异类驱离，还真是一个奇迹。

　　至于向他索要《情怀》阅读的初衷，主要是我想看看他后来写的东西到底咋样啦。再则，一本他个人的自传，居然会在网络那么多的热评和关注，最后还得闹本“评论专辑”，引发了我的阅读好奇。

明面上讲，老罗这个人念旧，朋友多；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经历过“文革”那个特殊历史的人，对同类记录那段悲苦岁月的文字都有着刻骨的感触和亲和。

然而，接到书后，老牛却看到是，一位长期蛰伏的作家那副关注民生的殷切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果敢与疾呼！

我夸人一般不舍得肉麻，除非对方的文章里某些有特质的东西确实触动了本人的某根神经。

罗宗烈最终没能跻身陕西著名作家队伍，这委实是一桩个人才能服从社会分工最终显示出来的不良苦果，也委实是被社会肆意抛洒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他个人来说，当不当作家倒不至于影响娶妻生子，况且，这老小子炒股热那阵儿曾狠狠地赚过一桶金，一直活得比一般人还滋润些。

不过，让一个有着作家天资的人做了大半辈子行政干部。在这个人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却被组织任命去一物资仓库当政委，这岂不是比《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还要荒唐？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这种无法用数字统计和金钱衡量的人才浪费，确实需要文明社会对此做出深刻反思。

　　其实，培养一个工程师并不难。上一所好的学校，经过导师精心指导，专业慢慢就能入道。可是，作家却无法去培养，即使是一个语言文学博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天资、吃苦精神、对母语文字的敏感、以及对美学的深刻理解并能用文字把这种美感传送给读者，表达出自己独到的思想，这些诸多能力和因素集于一身的人，在人群中几乎属凤毛麟角。

眼下，中国文化体制内混吃混喝的所谓的那些一级作家中间，有相当比例的人，看起来出了一摞书，却没有一本不是自购书号掏钱印出来的。整天抱着满篇错别字（未经正规文学编辑过目）的所谓作品，四处找熟人去推销变现，原本靠着纳税人养活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拿着一堆毫无灵魂的垃圾文字让纳税人二次买单，实在可怜可憎。客观上讲，这些人还真不是坏人。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不努力、不想要脸，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是当作家的那块料。为了那点头衔名利，把自个儿累了个半死，职称到手了，人格却丢光了，谁又仔细地研究过这种文学现象？

　　人物自传这个文体，尽管有着个人出身经历的局限，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去恣意塑造人物或渲染生活场景，乐意去做的人便不多；可是，它是一种文体，需要有专业的文化人去做它，还得做好它。《情怀》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恰恰就在这里。说它是一部破圈之作，都不为过。要不然，为啥那么多读者争相阅读，而且不吝笔墨与之如此好评。

眼下，充斥市面的“老干体”文汇和书画作品很多，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属于艺术的范畴，充其量跟文化沾点边而已。

《情怀》所选捡的事例和引用的社会生活片段，无不牵扯着社会的敏感神经，触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绪。这本个人自传，只是作者用“自传”方式倾诉或表达心声的一种文学样式，不仅仅是家长里短的事件罗列，这是一个作家才具有的文字操控能力的具体体现。他的思想高度，做人品质，对文学的感受力，决定了他提笔就能知道读者想要什么，自己应当用怎样的交流口吻和叙述语速去描述。这种能力，没有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能给学生去教授。

譬如，我读《情怀》里作者写到批准参军换军装的两个情节，没有用多少文字，却深深触碰到了我们这代人记忆遗存中的彻骨痛点。我参军的七六年是春季兵，换新军装那天，尽管渭北的气候依然寒风呼啸，可从来没有穿过那么厚实冬衣的老牛，走回家来居然被捂得热了个半死。

　　还有，老罗在黄同学家里往炕洞里烧团表的情节，要让我们的后代来理解，肯定会感到十分好笑或者莫名其妙；在那个年代，一份团表的直接亲属栏里，如果填写着父亲是个“民盟”成员，这几同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身份，能不能被批准入伍呢？！那个时候，他本人肯定是反复权衡过了，那怕落个后进青年的名声，先混进部队去再重新申请入团，至少不至于在档案袋中留下“污点”。

为什么在那么多评论中，许多朋友把《情怀》当成一部文学作品来评价？这恰恰说明这部书的叙述文字，完全具备文学的入室升堂的高度。我坚信老罗当政委那时候，没有秘书给他写讲话稿，就是那些“笔杆子”们，大约在他身边也混哒不了几天。

一个蛰伏着的作家，即使他是一个鞋匠，都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世界观。本人即就是想掩饰，只会直裸裸地暴露着神庙背后的那根旗杆。

归结起来，这些人都有以下几种迹象——

其一 ，“不谙世事”。

老罗写他管理干部灶时，曾挡住过一个从食堂往家里打包子的女护士，她手上盘子里的包子数量肯定是大大超出了一个女同胞的饭量。那位女护士也犟，坐在门口便大口朵颐了起来！这种特殊场景里的特殊人物，只有小说里才会出现。一口锅里搅勺把的老战友，而且人家还是女军官，在饭堂你让她吃下去一肚子气，你说你这个管理员够“成”儿不？

　　可是，事情背后隐藏着的东西，却真切地在那儿明摆着，这肯定不是“坚持原则”或者“杜绝浪费”层面的事儿。因为在手术台上还没下来的医生，都知道食堂周六吃包子，高高兴兴进门领饭的时候，看到的是一锅紧急补救的烂面条，你想想那将如何的失落？再剁馅子重发面，来得及吗？读到这里，老牛大笑了一阵后，却为老罗纠结得流泪了。

同时，这里还存在一个容易被疏忽的问题，首先，读者肯定会发问，有这样写自传的嘛？这虽然是一个人的经历，该写的不该写的总得仔细选检嘛！但是，这个写传人他同时又是一个作家，在有意无意中为读者好像“虚构”了这么个啼笑皆非的事件。不但塑造了两个活生生的人物，也抒发了作者的情怀，也令每一位读者不禁掩卷沉思。

这个小故事，也正是《情怀》这部书里展示个人情怀的少有的妙笔。

其二，“不合时宜”。

毫不避讳地说，老罗在后勤分部属下仓库当政委的时段，正是军队郭徐二人搞“生产经营”恣意折腾的年月。他这个仓库最穷的政委，却拒绝领取属下造表“合法”地给机关首长发的那份“奖金”。你不领，其他人当然也不敢领；最后，居然开会取消了这份“福利”。用他的话说，基层这么搞对不对暂且不论，咱们却不能心安理得地去伸这个手。

　　其三，“不会做官”。

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领导干部大多都想方设法为部属用发放“福利”的形式，心照不宣地为自己争点升迁的“民主测评”选票，断人财路得罪是大多数“群众”，指望谁到时候为你说那些“昧心”的好话去？

《情怀》下部记载的基本都是作者转业到地方后的事儿，特别是六七八章，很详尽地记载有不少类似的事儿。身边多数人整天盘算着如何捞“肥缺”，把拉拢关系当做工作“有能力”的体面事儿，他偏偏多次错失“良机”，把顺水推舟的人情事儿，硬生生闹成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不过，老罗在部队的同事或领导，因“生产经营”进去了几个，还有被敲了头的；他这个手握权柄的主管却能全身而退。联想到了今天，军委副主席的位置都不时真空，这跟他们还是师团级军官的时候巧遇“生产经营”、公开买官卖官、趁机敛取不义之财、自己给自己早早埋下祸根有无联系？

　　老罗在部队的每一步升迁，根本不需要提着酒瓶子去求人。这个后勤系统出了名的笔杆子，决定了人求他而不是他求人，往往是一边闹转业一边被提升。

《情怀》书中多处写到调动和升迁，写潜规则、写友情和党性，细细品读，看起来嘻嘻哈哈，其实都颇有深意。

有一件事情，他是这样对待的：退役后，回到地方发现套工资的时候有人故意没算他插队时的工龄，自己给自己去讨个说法吧，倒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他不要到手的职务，却偏偏乐于做个普通群众，遇到这类不能嘻哈的事儿，却甘做阿Q！事后，许多人都感到这个老罗嘻哈得近乎有点弱智！儿子罗耕曾评价过他家老子“一生为了自己那点自尊，不惜牺牲一切身外之物”。看来，儿子对老子的认知，还真是有点入木三分。

其四，浑身长刺。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上级来检查，并不是单单来检查你的工作，而是来实地检查你对他的态度来的。酒好不好、喝得真不真诚、排场大不大、陪坐的人员齐不齐整……尽显他在你这个下属眼里的身份。你倒好，当众给人家摔杯子！

我敢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他的这位上司的日常作为，一定有让老罗看不上眼的地方。问题是，用这种明目张胆的回应，他能轻饶了你么？此类前车之鉴，你已经有过体验，因得罪了某医生，即刻便受到报复，你都精心地记到《情怀》里的东西，为啥还要去重蹈覆辙？

　　其五，“记忆超常”。

确实有些人读书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对他感兴趣的身边人事，也能没世不忘。

自传作为纪实文学的一个新门类，其要求对当时的人事尽量做到言之有物，表达详尽而确实。写人时，描绘形象、举止、音容；写事时，描绘场面、氛围、情理；写物时，描绘形态、质地、质感，都应朴实无华、不假雕饰；整部作品应似人与事、情与物的缩影或再现，毫无变形、变味、变色和变性之处。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超人的记忆力是很难做到的。

其六，“我行我素”。

这类具有作家潜质的人，一般都很另类，行事做人根本不看人的脸色。全说些真话、实话，尽管都是些人话，却是领导一句都不爱听的话。提笔写篇文章，无意中都会鞭挞人性丑恶伤及社会疮疤。

这是因为，他们是思想上崇尚自由的一匹野狼，而不是一条靠人舍施的家养看门狗。他们不需要靠阿谀奉承取悦主子活命，故而在行为上就没形成做“舔狗”的那一整套儿摇尾乞怜的活命哲学。

　　依我和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判断，就《情怀》所记载的社会事件和众生百相来讲，如果出版部门将此课题上报宣传部门审查，其结果大约会是泥牛入海。（我的拙作《半阁城》是正式出版社审查上报出版的，第三版却被“研究”过七年才得以付梓。）

于是说，《情怀》不单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有社会担当和人类学可参考去研究的珍贵的史记资料。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自传佳作范本。尽管书中增补多了些，显得有点支离，不过却让读者在阅读中有喘息的机会，多少还增添了些许阅读愉悦。

《情怀》我只是粗粗看了一遍，还得抽空再次复盘，静下心认真体味。因为读这样的书，会不时地引起思想共振，提醒自己应当怎样去着笔、为哪个阶级去写。至少是这本书读起来心里很舒服，很愉悦。

当然，我也看出书中的罗宗烈，还是以前那个罗干事。栉风沐雨，老而弥坚，依然怀揣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我基本可以断言，老汉再活二十年，脑子都痴呆不了。

要说到这本书的不足，我以为，一本好书，朋友看后还都会摆在书架上陈列给来人借着交换阅读的。

　　特别是这种质量上乘、印数有限又具有极大收藏价值的私刻“孤本”、作家手稿，眼下还成了收藏的热门。

作者和编辑固然是两个行道，让一个人做到完美无缺很难；但是，做啥就应当做好，这也是老罗的一惯秉性。最明显的遗憾是，第一部的封面装帧设计很潦草，黑乎乎的让人感到十分压抑。同时，全书中还有些错字病句。尽管没法计算其谬误超没超出正规出版要求的万分之三，但咱们这是给自家自留地里干活呢，精而求精，岂不是更好。第二部，无论封面设计和内部排版、纸张质量倒还马马虎虎，摆放在书架上也有那种庄重感。

这两本书，将作为老牛书房最珍贵的藏书，留给列子列孙，他们万一有一天随意翻看时，能停下手端详那么一阵，最后还能恭恭敬敬地擦拭浮尘，将它端端地分在可读书目之列，这便是我们写书人的最大心愿。起码让他们知道，爷爷们都是怎样活过这一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