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2 ‍——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假设前提》

濠上客

　　历史是纯粹客观的吗？

这个问题，乍看似乎不证自明。传统的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当然要追求客观。搜集史料，考证真伪，排比事实，不偏不倚地呈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正如兰克那句被奉为圭臬的名言。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正在于它排斥主观臆断，忠于事实本身。

然而，当我们真正坐下来试图"如实地"写一段历史时，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便悄然浮现：那些被我们称作"事实"的东西，真的就那么纯粹地、赤裸地存在着吗？还是说，从我们选择史料的那一刻起，某种预设的框架已经在无声地运作？

这正是布莱德雷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他的追问，至今仍在叩击着每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良知。

布莱德雷的洞见，集中体现在"前提假设"这个概念上。他指出，历史学家在开始工作之前，已经接受了一系列未经证明的信念：自然具有统一性，因果律普遍有效，不同时代的人性大致相通，因此我们能够通过类比来理解古人的行为。这些信念听起来稀松平常，甚至理所当然，可这正是问题所在。恰恰因为太"理所当然"了，我们几乎从未想过要审视它们。布莱德雷偏偏在这寻常处停下了脚步。他说，这些不是从史料中得出来的结论，而是我们带进史料里去的前提。没有它们，我们甚至无法辨认什么是"历史事实"。

试想：当史书上记载"恺撒因察觉到庞培派元老们的敌意，决定率第十三军团南渡卢比孔河"，你如何理解这个"因"字？从"察觉敌意"到"决定南渡"，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史书并未交代恺撒内心的全部思想过程，你只是在读到这句话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因果关系的补全——你预设了人的行为是有原因的，预设了动机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可以理解的逻辑链条。没有这个预设，"渡河"就只是一个孤立的动作，不可能成为你所理解的"历史事件"。布莱德雷要说的正是这个：因果律不是从恺撒渡河的史料里找到的，而是你带进去的。它是一张看不见的滤网，决定着我们能从过去中看见什么，又看不见什么。

布莱德雷并不否认这些预设的效用。恰恰相反，他认为它们是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他的批判，不是要摧毁，而是要照亮，让我们看见那些在黑暗中赖以行走的拐杖；不是为了抽掉它们让我们跌倒，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靠着拐杖走路。

至此，克罗齐那句更广为人知的命题便呼之欲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克罗齐晚于布莱德雷，但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已经为这一论断铺平了道路。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重构，历史学家像一位忠实的记录员，将过去的事件原封不动地搬到纸面上。但布莱德雷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太天真了。历史学家并不是在复制过去，而是在用自己时代的思想工具重建过去。那些"前提假设"——自然的统一性、因果律、人性的相通性——都不是超越时代的永恒真理，而是特定时代思想条件的产物。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可能运用着截然不同的因果观念；东西方的历史叙述，可能建立在迥异的人性预设之上。

这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必然从自己的当代出发去书写历史。不是因为任性，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人无法跳出自己的皮囊，同样也无法站到历史之外去"客观地"俯瞰。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选取的视角、我们据以判断的准则，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过去与当代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首次为这场对话建立了自觉的哲学基础。

当代历史研究的许多困境，恰恰源于对这种对话性的遗忘。一方面，一些人仍在执着于绝对客观的幻象，仿佛只要方法足够严谨，就能消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论者则在历史叙事"与小说无异"的宣称中放弃了求真的责任。这两种态度，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个谬误，都把客观性理解为全有或全无。布莱德雷的智慧在于：他告诉我们历史认知必然依赖前提，但这不等于历史认知就是任意的虚构。前提可以批判、可以调整、可以完善。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恰恰是走向更可靠认知的起点。

说来也令人感慨，布莱德雷的这部《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原书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从体量上看仅相当于一篇长论文。然而在历史哲学史上，它却占据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一本书的份量，终究不在于页数，而在于它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布莱德雷在此书中完成的，是将历史哲学的重心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历史认识。在他之前，历史哲学的主流是"思辨的"——黑格尔、孔德们试图为全部人类历史寻找宏大的规律与终极意义。这种思路固然气象万千，却往往以牺牲具体历史经验为代价。布莱德雷以这本小书开创性地转向了"批判的"，不再问历史走向何方，而问历史认识如何可能。这一转向，为他之后的柯林武德、奥克肖特乃至整个分析的历史哲学开辟了道路。他在历史学领域完成的，某种意义上正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

然而，布莱德雷的学说也并非没有局限。他深刻揭示了历史认识的前提性条件，却相对忽视了这些前提本身的历史性与社会性。那些"前提假设"——因果观念、人性预设——难道不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吗？布莱德雷将它们视为普遍必然的认识条件，却未能充分追问：谁的因果观念？何种人性预设？这些前提是否可能内嵌着特定阶级、文化或权力结构的视角？这种追问，是后来的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批判所着力展开的。布莱德雷的批判停在了认识论的门槛上，没有继续深入到社会历史层面。这或许不能苛责于一位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却值得我们在继承他的遗产时保持警觉。毕竟，如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当代"本身，也是需要被批判地审视的，它并非一个透明的出发点，而同样负载着需要我们辨认的前提与偏见。

夜读至此，不觉掩卷遐思。布莱德雷说历史学家需要批评自己的前提，这道理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承认我们最确信的认知，也建立在并非自明的基础上。这种承认不是弱点，而是一种更深刻的诚实。在这个各种历史叙述竞相宣称自己为"真相"的时代，布莱德雷那种清醒的、建设性的怀疑精神，或许比一百五十年前更加珍贵。它提醒我们：通往更可靠历史认知的道路，并不在于假装自己没有前提，而在于勇敢地将那些前提拿到阳光下，一一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