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朋友

黄美德

　　炎热的午后，同事说：“外面有人要找个小上海，估摸就是找你吧。”

我被醋坛子取名“林燕燕”，林燕燕就是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里的资产阶级小姐，一个上海人。

走出探头一望，酸角树后闪现俩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他是药物所的职工。见到我的时候，他含笑地介绍身边的人，“这是小余的弟弟柳榕。”

小余是药物所科技人员，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小余的母亲供职于教育部，小余是有条件留北京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年代青年人最崇高的理想和宗旨，小余是主动要求到边疆的。版纳药物所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们的户籍都在北京，是小余第一个将户籍迁移到版纳，逼得大伙儿只有效法他。

1966年，继《五.一六通知》后，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提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搞好这一运动，州工委在党校集训队员，小余成为我的队友。

党校集训，在“纯洁队伍”的幌子下大揪“牛鬼蛇神”。“揪牛”之前学习理论，后来想想那是要你“放”，即“大鸣大放”。放！言必引用毛主席语录。

一天的会上，有个大学生发言，他歌唱似的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语录还没有念完，范医生捂作嘴“吃吃吃”地笑了，她撇撇嘴带着鄙夷不屑的语气说：“狗屁，还是大学生哩，连语录都不会引用。”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运动，引用的语录都是“阶级与阶级斗争”部分。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运动，引用的语录剑拔弩张，甚至是血雨腥风。就是这段时间，让我进一步感悟，引用毛主席语录很有学问。

小余也发言了，他引用的语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十六条》：“要敢字当头”，再后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小余的语录引用的恰如其分。接下来，小余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在发言过程中，甚至还提到马恩列斯和黑格尔的名字。黑格尔是近代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他提出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概念，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致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有深远的影响。

小余发言的时候，恰好州工委书记到我队调研，他深深地被小余的发言吸引住了，他眯细的小眼睛瞪得圆圆的。挨着他的是州委组织部杜干事，俩人小声说话。1964年，我党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过了几天，揪“牛”硕果累累。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这时，小余像水蒸气似的消失了。贴满大字报的草房子，没有写的大字报。这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他正直稳重分得清是非。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这让我看到小余的人品。

小余的弟弟柳榕身材高挑，但脸型十分相像，尤其是隆起的鼻梁。那一天，他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就像电视剧《主角》里的窦骁，一笑就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

柳榕还是中学生。当时，中国所有的学校停课“闹革命”。他是借串联之机来看望哥哥。其间，他还在东方红广场教过舞蹈。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杀！杀！杀！嘿！”

这时，知青开始上山下乡了。柳榕过后说，家母认为既然哥哥在版纳，柳榕来版纳也不错可以互相照应。于是，他回北京办理手续，成为版纳的一名正式知青分配到景洪农场。柳榕能歌善舞，后来被抽调到场部宣传队。

这时的景洪，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农场宣传队自然是人才济济。景洪农场距药物站不远，每到星期天，柳榕便将北京队友，邀约到药物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华侨女生，她是宣传队的手风琴手。她或许是家里的长女，肩负着继承家业的重担，千里迢迢到北京求学，现在不能读书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抑郁。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杨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这是最早反思的一代人。

招待这么多知青，除了柳榕的哥哥小余，还有一个李光焱。李光焱也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我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李大姐。李大姐来版纳的时候，药物站连他只有俩个人，就像电影《第四十个》，孤男寡女结为夫妻了。李大姐活泼开朗，会拉小提琴。有一次，李大姐、柳榕和我一起唱“蓝花花”，唱着唱着，李大姐说：“得唱出韵味来。”我们唱得东摇西摆，唱罢还哈哈大笑。

相处时间长了，柳榕就特别赏识我，时常给他妈妈讲我的好，我白璧无瑕好的像一朵花。老太太被说动了，“光焱，你帮牵牵线吧。”

李大姐介绍小余的妈妈，她说：“老太太年轻时候，是全运会乒乓球冠军。”

“是吗？”就在我惊诧不已的时候，李大姐说：“我看你俩个一点都不合适。”

李大姐指的是个性吧，她和她的老公分分合合，也是因为个性不合引起。

七十年代初，我下放勐海县格朗和卫生所，柳榕调回北京，我和柳榕从此失去联系。小余顶住派性干扰，开展砂仁的引种和栽培技术，在勐海有实验基地，李大姐也去过。

我这个人，无论人生风风雨雨，我都爱好看书学习，我都追求上进。八十年代，我到北医进修学习。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老师说：“有个北京知青找你。”

“留下名字了吗？”

“没有，但说下星期还要来。”

我以为这个找我的北京知青是柳榕，因为不知道柳榕的地址，于是我给小余写了封信。这时小余已调杭州药捡所。得知我进修的信息，柳榕立即来看我，并把我接到家里。这时，柳榕已成家，他的爱人名姜丽，是中学英语老师，他有一女儿名小溪。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已过世。

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知青，另是其人，他第二个星期六来了，他的名字叫张峰。文革时期，版纳有个水利兵团，构成人员都是北京上海知青。后来看过篇文章，水利兵团多有高干子弟。到景洪的那天晚上，在街头还发生过械斗。

那时上山下乡，执行得非常严苛，生病的也不能幸免。有一个北京知青，患有骨结核住院了，陪护人员是张峰。骨结核病旷日持久，病人和张峰都与医护人员处熟了。知青大回潮的时候，张峰回北京了，得知我进修的消息便来看望我，这也是当年建下的鱼水之情。

我在北京进修期间，我父亲和我大弟，还有我儿子，他们都去过北京，吃住都在柳榕家，儿子后来说，柳榕还带他参观博物馆。

我有个姓高的室友，看到柳榕一家的盛情接待，她感概不已，她说：“你交的这朋友真是铁哥们儿。”

两年进修结束，为我送行的也是柳榕。那是个腊月的深夜，街上没有了公交车也没有行人，是柳榕用自行车载我到北京站，风卷落叶，寒风刺骨。

1989年，在版纳我又一次见到柳榕。当时，他的老岳父在长期的躺床卧枕后撒手人寰。为解老岳母丧夫之痛，柳榕带着一家老小到版纳旅游。

一天，我们一行走在田间小路，柳榕和姜丽手挽手。走在后面的老岳母欣慰的说：“没想到他俩的感情这么好。”

柳榕后来离婚了，很出我的意外。

我和小余，个性是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爱看书爱思索，也关心时政民瘼。日后，我俩是彼此信赖的朋友。他还向我介绍家史：

“我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到延安，后来艾思奇要他到国统区出版进步书籍。我的家颇有点像《51号兵站》，转运过给新四军的物品。1948年，家父带我们到香港住伯父家，1949年2月经地下党安排，和大批民主人士坐船到解放区，又辗转到北平。那时我七岁多。父亲随军南下，因当时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接收工作。上海解放，我们才回上海。家父曾提出把书店献给国家，上面说走合营道路，几个小书店合并成“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反胡风，家父关进一年，因与胡风是老朋友，胡风的书不少是家父的“海燕书店”出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干”的名单中曾有家父的名字，一年后家父释放，结论是：“与胡风有经济上来往，无政治上联系”。当时我读初二，教导主任曾关切地询问家父情况，这位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我的班主任老师则说我是“脱缰的野马”是“小反革命”。我是十分荣幸地在十四岁那年得到这一称号。但至今未获平反。家父解放后定为十二级，也属于高知高干。1956年又因有书店定息（每月几十元）而被划为“资产阶级”，我的几十年的家庭出身就由此而来。1978年单位告诉我，上海出版局来信说，不应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只有付之一笑。如果当初不揹这“黑锅”，我的“前途”或许会“好些”，但我感到揹揹也好，处于社会的下层，更了解人民，也易于感受社会炎凉，也更早些懂得社会，中国的冤枉事太多，我家遇到的还是小的。”

工作为重，我与小余等老朋友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的。

一天，我发现小余的电话号码，我想试试看吧，没想到接通了。小余说：“这个老电话一直没有拆除，就是怕老朋友联系不上。”

之后，我和小余相互加了微信，小余会给我发好的文章，还有好听的歌曲 ，但他从不聊其它的事，包括家事。

一天，我忽然发现，许久未见小余的微信了，详查，发现有两个多月了，我于是给他发微信：“久不见你的信息。回话。我们彼此都老了。”

我又打手机，也是空号，接下来我打那个老座机，小余不是说过，“这个老电话，一直没有拆下来，就是怕老朋友联系不上。”

然而，依然是空号。无奈之下，我只好给柳榕打电话，这才得知小余已经过世。听此噩耗，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小余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给我说过：“一次，姨妈把我们兄弟姊妹接出去，原来是妈妈来看我们。”

我知道小余父母离异，便以为柳榕和小余是同母异父兄弟。直到后来听柳榕说，他们是同母同父，个中的故事曲折离奇。

小余的妈妈，像他爸爸一样，也是到过日本，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小余说过，他的家像《51号兵站》，转运过给新四军的物品。而他的妈妈，则像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女主人公，为了掩护同志曾经扮演过假夫妻。

学医的都知道，两次月经周期中间是排卵期，扮假夫妻前余妈妈已经怀孕了，这是妊娠早期，后来被他爸误会了，这个被误解的孩子便是柳榕。那时母亲还年轻，供职于教育部，有文化有地位，追求的人不少，追求者多是高干，但母亲始终没有再婚。这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今生。

八十年代，李大姐也调走了。仿佛是老天恩赐，让我最后见她一面。当时，我参加北医的一个学习班，在报到的路上遇到李大姐，她说：“我要调走了，调湖北武汉。”

说罢，她指指后面，说这是她的大学同学，他来接她了。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李大姐。

柳榕回北京后，被安置在卫生部，他多次到缅北，帮助哪里的山民用经济作物取代罂粟花。

张峰回北京后，几次返回版纳写“水利志”。

一天，有个戴墨镜的人，在我的办公室外徘徊，我把他当作候诊的病人，并没有放心上。过了一会，他突然靠近窗口，猛地摘下墨镜。看清他的那一霎那，我感到十分吃惊。毕竟是千里迢迢，他就像从天而降的天神。

还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才进家门，电话“叮铃铃”地响了。我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我是你的老朋友，你猜猜我是谁？”

京腔。我脱口而出：“柳榕！”

他说：“难道你的北京朋友只有他一个？”看来有点不高兴。

我立马改口：“张峰。”

“对了，”他哈哈大笑。

他们都是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似亲戚胜似亲戚。

那个华侨知青已回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