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显《中国最早新诗的三二一》

万龙生

杨开显所译俄国诗人作品二种

中国最早的新诗，一般人认为是胡适的《蝴蝶》，这首诗创作于1916年8月23日，1917年2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6号，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认为是新诗诞生的一个标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的这首诗虽然算是一首白话新诗，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的。确实，诗带有古风的色彩，五言句式，每句二 - 三节奏（第7句三 - 二节奏属例外）。这首诗也是一首后来被名之为现代格律诗和再后来被名之为格律体新诗的诗歌，是一首整齐式格律体新诗。这首诗8句4行，每句每行10字、4步，行行押韵。
　　这么看来，新诗本来是要摒弃旧体诗的格律，来一个诗体解放，但是当时的新诗诗人同时也是包括旧体诗在内的国学深厚的学者，所以创作出来的新诗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旧体诗的作法。
《蝴蝶》一诗虽然被一般人认为是中国的第1首新诗，但其实在它之前的1912年11月，吴芳吉创作的《忧患词》才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第1首新诗（仅录其一）：

同窗个个好友朋，相亲相爱好弟兄。
一朝遇到小利害，反眼相窥不认侬。
如今朋友黄金买，贫贱相轻无友朋。
　　人生何处非忧患，寻乐还在忧患中。

　　这首新诗带有的旧体诗痕迹虽然不很重，但它仍是旧体诗的七言句式，四-三节奏（细分可为二-二-三节奏）。它堪称一首整齐式格律体新诗：整首诗4行，每行由两个7字句组成，每句3顿，每行6顿，一、二、四行押韵。
但是，又据发现，吴芳吉的《忧患词》仍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首新诗，中国真正的第一首新诗是于右任发表在1909年5月13日《民呼日报》上的《元宝歌》：

一个锭，
几个命，
民为轻，
官为重。
要好同寅，
压死百姓，
气的绅士，
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这首新诗略带旧体诗（词、曲）痕迹，但更具民间歌谣体色彩，完全没有欧美诗歌的色彩，它更接近于当代新诗。但是它仍然是一首格律体新诗，属变言变步整齐式：诗分3单元，每单元4行，第1单元每行1步3字，第2单元每行2步4字，第3单元每行3步6字（其中一行姓加官职为7字多1字属例外），全诗除第7行和第11行外皆正常押韵。
　　新诗的诞生是中国文学发展变化规律的产物，它是从旧体诗脱胎出来，受到古典诗歌中带白话色彩的诗歌（如从唐代王梵志和寒山拾得到明清时代蒲松龄和郑板桥等创作的部分诗歌）的启发和影响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民族性。新诗不是由于西方诗歌的引进或者是从欧美诗歌移植来的的品种，因为在胡适的《老洛伯》和《关不住了》等白话译诗之前，王韬、严复、辜鸿铭、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等人翻译的欧美诗歌基本上都是旧体诗形式的译诗，是旧瓶装新酒，甚至大多是连酒味也变了，以词害意，而且稀少零星，对人们创作白话新诗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当然，在新诗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西方诗歌的启发和影响，后来对新诗的形式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新诗是在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的。因此，当代新诗的创作，不要丢了传统，要学习和继承旧体诗和“五四”前后及后来的新诗的传统，也要学习西方等国家的诗歌（西方诗歌大多是格律诗），注重诗歌的格律，让新诗形式多样化，做到格律体新诗、自由体新诗、半自由体半格律体新诗共存互竞，促进新诗的复兴和繁荣。
*清末诗人、任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方伯”系先秦时期的诸侯之长，到明清时期是对布政使的雅称。

附 记

杨开显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俄诗翻译家。在应邀出席“5·13”纪念闻一多《诗的格律》发表100周年座谈会上所作发言提出了这一观点，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后来他写成了此文寄我。现转发以飨诗友。
需要说明的是，开显所举3例只是在使用白话这一基础上将几位前辈的作品称为新诗的，却基本上保留了五、七言句式。其实这只是胡适所谓解开“裹脚布”的第一步。

如今我们创作格律体新诗，必须突破旧诗五七言句式的藩篱，在创作中更要注重适合现代汉语的规范。尤其是何其芳提出的“三字尾”慎用的问题，必须充分引起注意。有的诗人似乎有意规避现代汉语中助词的使用，这是不可取的。

听雨阁读后：

高举起格律的旗帜——

读罢杨老师文章，如拨云见日。作者以胡适《蝴蝶》、吴芳吉《忧患词》与于右任《元宝歌》为证，令人信服地揭示新诗并非西方诗歌的移植品种，而是从旧体诗血脉中脱胎而出的中国造。格律并非桎梏，而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基因——从《诗经》到唐宋诗词，这条血脉从未断绝。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既重溯源，亦重开流。在肯定传统的同时，倡导突破五七言句式藩篱，关注何其芳“三字尾”之诫，这是一种清醒的继承。格律体新诗、自由体、古诗词共存互竞，方是正途。

格律不是旧衣，而是旗帜。高举起它，不是向传统跪拜，而是让新诗在汉语言的筋骨上重新生长。唯有如此，新诗才有根，有魂，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