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姬家寨社教与文革运动纪实

姬存秀

一、姬寨大队流年拾忆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时至阳春三月，依旧寒意未消、乍暖还寒。步入四月，恰逢农谚“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时节，全村社员顺应节令，忙着选种备肥、耕田播种，田间地头尽是春耕忙碌的景象。

就在村民们有序劳作之际，一支二十八人的农村社教工作队，背着行囊、高举红旗，宛若一支小分队，浩浩荡荡进驻姬家寨，正式拉开了本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彼时全村仅有五百余人口，骤然迎来二十多名干部驻队、整顿治理，瞬间打破了村庄往日的宁静。如一潭静水突遭投石，层层涟漪荡漾开来，全村一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村民们心境各异、百态纷呈：有人满心焦虑、惴惴不安，有人心怀期许、面露喜色，有人纯粹看热闹、寻新奇，还有人暗自揣测局势走向、掂量事态轻重，人人心绪不同，恰似应试之人，各怀心思，静待时代的考验。

时任社教工作队长董树荣，系定边籍干部，全体队员均从各地党政机关抽调的年轻骨干，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部门。他们深受时代氛围熏陶，怀揣热忱初心，严格践行干部驻村准则，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扎根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全面推进社教整治工作，核心任务是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

姬家寨全村当时划分为十个生产小队，每队派驻两至三名工作队员，全员吃住在普通社员家中。队员们安居土窑洞、粗食家常饭，不搞特殊、不享优待，食宿一律依规付费，每餐结算一毛八分钱、四两粮票。在那个特殊年代，能接待工作队员在家食宿，是莫大的政治荣誉，象征着家庭政治清白、立场可靠。不少社员以此为荣，常在村中引以为傲、与人称道。而彼时被划定为“地、富、反、坏”的群体，根本没有接待队员的资格，他们内心虽渴望通过接待工作队员自证清白，却始终得不到机会。

工作队进村后的首要工作，便是当场封存大小生产队的全部账目账本，随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整场大会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处处萦绕着浓厚严肃的政治氛围。会议伊始，主持人带领全体人员诵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随后，工作队长董树荣发表讲话，阐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核心主旨，号召全村抵制资本主义歪风，坚定不移依靠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他明确要求村内大小队干部主动自查自纠，有“四不清”问题者主动坦白交代，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同时号召全体贫下中农积极行动，大胆检举揭发干部贪污侵占、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等各类问题。

大会结束后，工作队员迅速下沉各小队第一线，入户走访、发动群众，深入摸排问题、挖掘线索，同步开展阶级教育、培育运动积极分子，重新改选贫下中农协会、组建新一届贫协领导班子，为运动全面推进筑牢组织基础。

通过大小会议批判教育、政策宣讲引导，结合群众检举揭发、干部自查交代，全村四十余名大小队干部，无一幸免，均被查出各类经济问题。其中多数干部问题情节轻微、属于一般性差错，经核实取证、批评教育后，得以解脱整改、恢复工作。

本次运动重点整治对象为村支部书记姬怀福、大队长姬聚岐、村会计姬海和、原支部书记姬维升等人。其中，姬维升因早年赴内蒙古贩马，被划定为投机倒把分子；姬怀福、姬聚岐、姬海和三人被定为贪污分子，姬怀福还叠加打击贫下中农的罪名。

经社教工作组与村贫协联合审定，由村内积极分子牵头召开群众批判大会，对四人开展集中批斗。会后，几人被戴上纸糊高帽、颈系麻绳，在锣鼓声中被迫游村示众，沿途高喊口号，沦为全村闹剧。更令人唏嘘的是，工作队强行要求姬存林用麻绳套在父亲脖子上牵着游街，当众羞辱至亲，造成极大的人身与精神伤害。

毛主席曾教导：“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此前，姬怀福与驻村干部艾绍军，曾因村民姬宏珍亲戚偷羊一事，怀疑姬宏珍知情不报、参与其中，对其严厉审问，默许青年民兵动手殴打，严重违背革命宗旨。二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下打击贫下中农之罪，最终艾绍军因该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本次“四清”运动声势浩大、全域推进，阶段性清查落实了村内所有“四不清”问题。为巩固整治成果，工作组联合贫协召开专项退赔大会，责令所有问题干部按政策依规退赔违纪所得。

据姬家寨村存档史料记载，1966年社教运动“四不清”干部退赔现金明细如下：姬存元1.02元、姬树清7.6元、姬宏旺42元、姬宏喜1.8元、姬成德36元、姬存章9.1元、陈高章3.6元、姬树圣8.45元、姬存如0.08元、姬步旺4.16元、艾绍军20元、姬海和6元。

对于姬怀福、姬聚岐这类涉案金额较大、无现金退赔能力的干部，工作组采取实物折价抵偿的方式，将其家中衣物被褥、粮食家具、木料、房前树木等全部财物清点作价，用于抵扣退赔款项。

为烘托运动声势、强化政治宣传效果，工作组刻意放大干部的违纪问题，编撰所谓“违纪故事”、绘制批判漫画，在大队部窑洞集中展览，对姬怀福、姬聚岐、姬海和等人恶意丑化、肆意诋毁，肆意践踏他人人格尊严，造成恶劣的村内影响。后续工作组自觉做法欠妥、尺度过激，主动撤除展览、销毁全部漫画，这场不当的批判宣传才就此终止。

重新审定阶级成分、全面清理阶级队伍，是本次社教运动的核心工作之一，也给众多村民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早在土地改革时期，姬家寨已完成首次阶级成分划分，全村仅划定富裕中农、富农成分各一户。但本次工作组推翻原有定论，对全村百余户村民的阶级成分逐一重新核查审定。

最终，姬成喜审定为地主，姬生富、姬生财、姬生旺、姬维玉、姬维旺、姬祥岭六户村民，由原定中农重新核定为富农；原贫农姬维升被重新划定为中农。此外，工作组依据部分村民的片面举报，拟将姬维岐定为反动富农并上报高渠公社，定罪理由为雇佣长工、包庇反革命分子，后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未获上级批准。

在那个特殊年代，阶级成分是村民最核心的政治身份标识，直接决定个人与家庭的政治待遇、生活资源与发展机遇。彼时，贫下中农是光荣的政治身份，如同身披荣光、意气风发，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当时村内广为传唱：“贫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啊，毛主席话儿记在心。干革命就要干到底，立场坚定骨头硬……” 这首流行歌曲，正是贫下中农崇高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

凭借优越的政治身份，贫下中农子弟在参军、招工、升学、提干等各类机遇中享有优先权利；即便在分粮、领取救灾救济物资时，也能优先享受上等配额。与之相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被贴上反动标签，打入另册、列为群众专政对象，被严格限制人身与言论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逢大小会议，都要上台接受批判教育。

各类救灾赈济、帮扶政策与物资，均与五类分子家庭无缘，其子弟也背负着“黑五类”的身份枷锁，常年受人歧视、抬不起头。二十余年间，姬家寨新老地富家庭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窑洞房屋、私有财产被没收，房前树木被打上红色标记、充公处置。兽医姬生富，因富农成分被强制精简返乡、下放劳动改造。成分不好的家庭世代压抑、饱受磨难。

1965年，本地遭遇特大旱灾，田地干裂、庄稼绝收，近乎颗粒无收。次年开春，全村百姓彻底断粮断顿，家家户户上山挖野菜、采野草、收野草籽艰难求生，即便如此，全身浮肿的病症依旧在村内蔓延，民生疾苦、度日维艰。

祸不单行，1966年七月，本地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山间庄稼尽数被冲毁、损毁殆尽，高渠公社十几个大队全部受灾，各队大坝大多坍塌损毁。姬家寨崖（崖土语读nai）峁沟坝被冲毁，正沟大坝岌岌可危、随时可能溃塌，村民姬宏章家的窑洞房屋被洪水浸泡淹没。危急时刻，工作队员与全村群众齐心协力、奋力抢险，最终守住大坝，保全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洪水过后，全村民生陷入绝境、处境危急。政府迅速启动应急救灾机制，跨区域调拨粮食、副食等生活物资，下拨救灾款项、救济物资帮扶灾区。据村档案统计，1966年姬家寨先后五次接收上级救灾物资，累计发放救济粮12000斤、副食品2500斤、救济款7470元、布证1389尺、棉花64斤，发放无息贷款240元。在政府的帮扶救助下，全村百姓方才渡过荒年难关。

但物资分配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别，所有现金补助、布证、棉花等优质物资，仅面向贫下中农分配，五类分子家庭无权享受；即便分配粮食、副食，其配额标准也远低于普通村民，待遇差距悬殊。

村民姬成喜，因地主成分，房屋财产尽数被没收，常年身处政治高压之下，生活困顿不堪、常年断粮缺食，几乎难以维系。时任村支书姬存章心怀悲悯，不顾当时严苛的政治规矩、突破舆论压力，破例为姬成喜开仓借粮、帮扶渡难。

即便如此，姬成喜一家依旧深陷绝境、无力翻身。万般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忍痛抉择，做出骨肉分离、各寻生路的决定：让妻子带着三个年幼子女远赴延安逃难求生，自己留守故土、侍奉年迈母亲。至亲之家被迫生离死别、骨肉拆分，其中辛酸苦楚令人扼腕叹息、心生悲悯。这正是特殊年代的时代缩影，阶级成分的差异，彻底改写了无数普通人的政治境遇、生活待遇与人生命运。

随着社教运动持续深入推进，运动范围与核心内容不断升级，从初期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组持续组织村民学习中央社教文件，深入研读“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核心文献，持续提升群众阶级斗争意识，同步开展基层干部整顿、党员队伍整治等专项工作。

结合运动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工作组将全村干部按问题轻重划分为四类：一类干部政治清白、无重大过错；二、三类干部存在轻微贪占、多吃多占、作风不严等一般性问题；四类干部存在严重贪污违纪或重大政治、作风问题。

姬怀福、姬聚岐等人，被划定为四类问题干部（有据可查、档案留存），被彻底清理出基层干部队伍与阶级队伍。其中姬怀福因违纪问题情节严重，被移交高渠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姬聚岐免于刑罚，交由贫下中农监督管制。

运动初期，全村所有大小队干部，以及保管、出纳、村委委员、管委会成员等全体基层工作人员，均被列为“四不清”问题干部，村两委班子全面瘫痪、工作停滞。全村日常事务全权由大队贫协接管，重建村级各类组织、配齐班子队伍，成为当时最紧迫的工作。

经过阶段性整顿考察，干部候选人逐步成熟。在工作组主持下，姬家寨重新组建党支部、管委会、民兵连、团支部、妇委会、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监察组等全套村级组织。新一届班子核心成员如下：村支书姬存章、大队长姬壮英、贫协主席姬文艺、民兵连长姬海贵、团支书姬乃业、妇女主任韩翠连、调解委员会主任姬成信、治保主任姬宏升、监察主任姬树彪。村落虽小，但村级组织架构齐全、权责明晰。

1966年十一月，全国掀起地名改名热潮，摒弃传统地域历史底蕴，跟风追逐红色革命风潮。姬家寨大队紧跟时代潮流，更名为“红星大队”。因新地名不符合群众习惯，日常沟通、事务办理乱象频发、诸多不便，一年后，村名恢复为原生“姬家寨”。

此后，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姬家寨同步组建村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有管委会职能，姬文艺成为本村首届革委会主任。

岁月遗存

这套文革遗存《毛泽东选集》、语录读本、领袖纪念像章，以及绘有领袖画像的陶瓷笔筒，镌刻特殊岁月风貌，留存一代人质朴信仰，是具纪有念意义的文革实物史料。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哎 好像那

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

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

毛主席的雨露滋养了我呀啊

我干起革命劲头儿足

我干起革命劲头儿足”……。（歌词）

毛主席选集

　　这些毛主席像章是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的缩影。它不仅是政治表态的工具，更见证了那个全民狂热、思想高度统一的特殊年代。

　　这是一件文革时期瓷质笔筒，其表面印有“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的图文，是文革期间政治宣传与日常用品结合的典型产物。这类器物在当时被广泛用于机关、学校、家庭，既是实用文具，也是政治立场的象征。

　　文革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文革发票，满满的历史痕迹。

二、姬寨大队流年拾忆

　　姬家寨虽是偏远山村，却有着悠久的革命根基。抗战初期，本村党员姬树祥、姬红贵等人便在周边区域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发动青年参军报国、投身革命事业。村内一大批老党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淬炼，信仰坚定、作风优良、甘于奉献，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党员。

本次社教运动中，受极左思想影响，工作组对村党组织开展全面思想清理与组织整顿，对全村党员重新核查登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姬维岐、姬树岐、姬怀福、姬聚岐，因涉案贪污问题被开除党籍、不予登记；姬树仁、姬海和、姬宏富三人，因贪污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良好，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准予重新登记；姬维生、姬树领因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形势，被劝导退党、免予处分。

其余姬存章等十四名党员，经审核政治合格、表现优良，顺利完成登记。本次整顿期间，全村新发展党员五名，整顿后全村在册党员共计二十名。

此次党员清理整顿，存在诸多过激失当之处，不少处分结论牵强附会、与事实不符，无端伤害了一众老党员的赤诚之心。老党员姬维岐满心委屈、愤愤不平：自己入党二十余年，数十年无偿为村务奔波奉献、任劳任怨，从未谋取私利，最终却无端被开除党籍，心中郁结难平、倍感寒心。

次年，村民逐步看清运动乱象，认清工作组逼供诱供、制造冤假错案的过激做法。一众村民自发联名写信，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情况、申诉冤情。经公社重新核查审理、群众举证作证，姬怀福得以从杨桥畔监狱释放、彻底平反；当年被开除党籍的数名老党员，也全部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66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迅速蔓延，彼时姬家寨社教运动尚未收尾，文革浪潮已然席卷山村。村内随即形成社教、文革并行推进的局面，社教工作全面纳入文革体系、同步开展、一体推进。

偏远小山村紧跟全国大势，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上演、轰轰烈烈，如同舞台演戏，一场落幕、一场登场，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全国掀起大革命浪潮，姬家寨山村亦紧随其后、步步跟进、丝毫未缓。不久后，村内组建红卫兵组织，成员全部为村内青少年。

彼时的青少年深受时代氛围影响，满怀狂热的革命热情，如同久困笼中的野马挣脱束缚，肆意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他们满腔热血、太想革命了，一心奔赴战场杀敌卫国，可惜日本鬼子赶走了，蒋介石跑台湾了，家国安定，无处施展抱负。最终，他们将革命目标锁定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身上，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此后，村内红卫兵日日紧盯五类分子，今日批斗、明日训诫，全程严密监督、严防所谓“反革命破坏”。在那个畸形的时代，五类分子成了所谓的“革命靶子”，若无这批特定批斗对象，红卫兵便无“革命可革”。恰似戏台演戏，若无反面角色，便无从凸显正面人物的革命立场，即便无错可纠、无过可批，也要强行树立斗争对象、制造运动声势。

村民姬维义，便是文革期间被无端揪出的“漏网反革命分子”。溯源至1947年沙家店战役，姬维义曾为解放军带路，途中遭遇胡宗南部队突袭。事件发生后，当时的高庙山区政府已实地核查、明确定论，认定姬维义无任何责任，此事早已尘埃落定、结案多年。

但文革期间，村内部分积极分子为彰显革命觉悟、博取政治功绩，刻意翻出陈年旧账，将早已定论的旧事重新炒作，如获至宝、大肆渲染，刻意罗织罪名，将姬维义的所谓“问题材料”上报县军管处。

某日正午，三名身着戎装、腰佩手枪的县军管干部突然进驻村庄，气氛瞬间凝重肃杀。村里紧急召集全村男女老少到校园开会，不少村民刚从田间劳作归来、尚未进餐，便被紧急召集落座，全场鸦雀无声、人心惶惶，如同遭遇突袭围困，无人知晓即将发生何事。

会议伊始，军管干部带领全体村民诵读毛主席语录：“拿枪敌人被消灭，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诵读完毕，主持人骤然厉声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姬维义押上来！”

突如其来的指令，让全场社员瞠目结舌、屏息凝神，所有人目光齐聚现场。村内积极分子随即带头振臂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姬维义！” 全场村民被动附和、齐声呐喊，三声口号响彻山谷、震动山村。

随后，军管干部当场宣读所谓罪状，宣布对姬维义实施逮捕。众人亲眼目睹，姬维义被五花大绑、当众押离村庄，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桩早已定论的陈年旧事，一番刻意罗织的罪名，让本分村民稀里糊涂蒙冤入狱、半生受难。

广播、报纸是彼时山村接收外界讯息、跟进文革动态的唯一渠道。村内红卫兵每日紧盯报刊广播，密切关注各级干部动态、最新最高指示。每当听闻国家领导人被打倒的消息，便如同亢奋狂喜，在村内肆意呐喊口号、张贴标语，过足所谓“革命之瘾”。每逢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众人便如获真言、反复诵读、熟记于心。

彼时，毛主席语录本是人人必备的“红宝书”，家家户户、人手一本。村内学校全面停课，教学工作彻底停滞，教师每日仅组织学生诵读、背诵毛主席语录，还专门举办全校毛主席语录与“老三篇”背诵朗读比赛。最终，姬存会斩获第一名，姬存换获评第二名。

为落实学习要求、强化思想管控，红卫兵在村口要道设卡值守，所有过往行人必须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方可通行，不会背诵者当场被训斥说教。管控力度对普通人尚且严苛，对“四不清”干部、五类分子更是百般刁难、刻意苛责、肆意欺凌。

原“贪污分子”姬聚岐，每日上山劳作归来，屡次被红卫兵拦在村口，被迫反复背诵语录，稍有差池便遭训斥凌辱、刻意刁难，常常迟迟无法归家、耽误就餐，下午劳作迟到又遭队长批评问责，身心备受折磨。万般无奈之下，姬聚岐向社教工作组、贫协如实反映遭遇，这场无端刁难的闹剧才得以终止。

制作语录牌、张贴革命标语，是工作组与红卫兵的重点工作，旨在让毛泽东思想全面覆盖山村、浸润全域。彼时村内要求家家户户窑洞墙面、门头必须悬挂语录牌，村内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全部布设革命标语。语录由工作队员统一书写，内容依据户主政治身份、阶级成分差异化定制，针对性极强。

五类分子、问题家庭的语录，多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类警示批判内容；贫下中农、革命积极分子家庭的语录，多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类褒扬肯定内容，阶级差异、政治区分一目了然。

1966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全国迅速掀起“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热潮，抄家、打砸抢等过激行为在各地愈演愈烈。风潮传至姬家寨，村内红卫兵随即跟风效仿、闻风而动。

山村规模狭小、物资匮乏，村内无大户宅院、无珍贵遗存，五类分子家中更是无物可抄，村内也无右派分子可批。红卫兵几番搜寻，仅在少数识字村民家中搜出几本古籍旧书，随即当众焚烧，以此算作“破旧立新”。

无旧可破、无弊可除，红卫兵便将目标转向村内古建筑与先祖遗存。全村仅存几座古庙、山上先祖墓碑，尽数沦为打砸对象。彼时全国红卫兵陷入狂热风潮，姬家寨青少年亦盲目跟风。

某日，村内红卫兵高唱革命歌谣，手持铁锨、镢头等农具，大肆捣毁崧峰庙、古佛庙、佛家庙等神像，将山间所有先祖墓碑悉数砸断损毁，自诩完成“破四旧”革命任务。诸多村民看着世代留存的古建遗存、先祖碑记尽数被毁，满心惋惜、暗自唏嘘、无力阻拦。

那个特殊年代，全民裹挟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之中，人人张口皆是革命话语，随身传唱语录歌谣、佩戴红袖章、悬挂主席徽章，晨起请示、傍晚汇报，穿衣盛行黄色军装，印证着“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风尚。

村内各类会议名目繁多、接连不断：批斗会、忆苦思甜会、社员大会、青年会、民兵会、妇女会、政策学习会轮番开展，村民终日奔波参会、身心俱疲，日常生产生活处处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1966年十月，文革运动持续深化，“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响彻全国、传遍山村。村内青年受风潮感召，胆子渐大、敢于发难，率先将矛头指向驻村社教工作组，主动张贴大字报、揭露问题，直指工作组工作方式粗暴、办案逼供诱供、制造冤假错案。

一时间，村办公室墙面被大字报层层覆盖，彻底扭转了工作组初期威严强势的局面，工作队员人人垂头丧气、威信尽失、风光不再。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村民如常早起出工劳作，却发现驻村工作队员尽数不见踪影。多方打探后方知，全体队员趁着天色未亮、晨光未现，悄然撤离、不辞而别。至此，姬家寨历时数月的社教运动，未作任何总结、未行收尾工作，仓促草草落幕。

1967年，全国文革运动依旧纵深推进、热度不减，但姬家寨山村的运动热潮却逐步降温、归于平淡。归根结底，山村地狭人少、以农耕为本，村民首要任务是务农谋生、养家糊口，无力长期耗费精力参与各类政治折腾。

历经1966年突如其来的政治狂热、全民躁动之后，全村热度逐渐褪去，再无轰轰烈烈的运动风波、跌宕起伏的世事变故，一切回归安稳平淡。山村的发展节奏、村民的生活状态，随全国政治浪潮起伏变迁，自此趋于平静，持续多年波澜不惊。

岁月遗存

选登1966年高渠公社、姬寨大队留存原始文书，涵盖工作通知、救灾物资分配表、语录标牌等图片。纸面斑驳泛黄，基本能还原特殊年代政治历史面貌和生产和生活情况。

学习毛主席著作县级集体和个人积极分子大会通知。

姬寨划分阶级成分会议记录

划分阶级成分会议记录选

高渠公社关于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

1966年姬寨大队党员登记表

其中抗战期间党员四名，有姬维岐 姬步旺 姬树岐 姬维生。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宣传口号

高渠公社委员会发文；

关于接待徒步串联行军的红卫兵学生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姬寨社教时四不清干部退赔名单

　　姬成喜被戴地主分子单行材料

1966年高渠公社救灾物资分配表

高渠公社“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农业生产任务，全社总产四百万斤。要求：

水地亩产500斤

坝地亩产400斤

梯田亩产250斤

坡地亩产90斤

社教时，经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党员重新登记批准文书

文革期间出现一股改名潮。高渠公社各生产大队大都改名

向阳—李郝山；长红—马蹄洼

五星—刘渠； 燎原—安沟

星火—姜兴庄 永胜—井家沟

红星—姬寨 先锋—马家沟

东方红—高硷 红光—田渠

永红— 冯渠 红旗—白家鄢

东风— 陈家沟 光明—高庙山

红卫— 麻渠 长 胜—折家坪↓

语录牌

编撰：姬存秀

资料采编：姬存秀

202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