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大”建党这段历史中受到的启示

宝盖木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纪念党的105岁生日之际,我又重温了党的“一大”召开这段历史。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过去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心存着这样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而当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出席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先后有5位脱党,2位被开除,为什么拥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代表有半数以上出了问题?近日阅读了金一南将军的著作《苦难辉煌》和有关党史资料,心中的疑惑豁然而释,并引发了一些思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13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们中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平均年龄28岁。没人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确定,这个秘密会议能走多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百余年后的今天,回望那个闷热的夏夜,我们很容易用“伟大开端”“开天辟地”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可若真把自己放回那个年代,会发现,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是艰难的。对中共的艰难,不需要用任何形容词去描述,也不需要妙笔生花,添油加醋,仅仅看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就全明白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先看牺生的。 王尽美,1925年病逝,年仅27岁,是13人中最早离世的。李汉俊,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长汀突围时牺牲。陈独秀的儿子陈潭秋,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剩下的人里,5个因为各种原因脱了党,张国焘成了叛徒投靠国民党,陈公博、周佛海更是当了汉奸,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算下来 ,13个里,5个牺牲,7个中途走偏。最后站在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这串数字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有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职,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着北大的事务。他们或因公务繁忙,或因路途不便,缺席了这个后来被奉为神圣的起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些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不被看好,它不是在万众瞩目、锣鼓喧天中诞生的,而是在近乎寒酸和仓促中问世的,并没有人把这个会议看得多么惊天动地。陈独秀和李大钊忙着更为紧迫的现实工作,“一大”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里,也许只是诸多工作中普通的一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上,没有主角光环,没有剧本保障,甚至连最重要的主角都不在场。它就像一个普通的婴儿,降生在普通的产房里,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当年,中共不被看好并不奇怪。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没有资源,没有名望 ,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可是,就是谁也不看好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弱小的、不被看好的组织,最终走到了天安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想,恰恰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1921年那13个人就知道自己将来会取得天下,恐怕没有人会退党,更没有人会当汉奸。正是因为看不清未来,每个人的选择才真正暴露了内心的底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张国焘聪明绝顶,口才过人,但他过于自负,过于投机。在他看来,革命如果不能迅速成功,那就换一条路。周佛海、陈公博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民族大义在他们眼里远不如个人的荣华富贵重要。这些人的离开,表面上是政治立场的分歧,根子上是做人的格局与定力的差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而毛泽东,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家子弟,当时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一名教员。他没有留过洋,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耀眼的学历。在那13个人当中,他并非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但他有一项别人不具备的品质——他始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问题。他不迷信任何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威,他深入到最底层的农村去,了解这个国家真正的脉搏在哪里。所以他能够说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的话。那不是盲目的乐观,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深刻洞察后的理性判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董必武也是如此。这位晚清秀才出身的人,后来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九死一生,始终不改其志。他的坚守,是那种传统士大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与共产主义信仰融合后的产物。</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3个人的命运分野,其实就是信仰的试金石。信仰不是一个标签,不是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信仰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还能不能坚信,是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还能不能坚持,是在所有人都说“此路不通”的时候还愿不愿意走下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过去,我常常把“建党伟业”想象得很壮丽,其实它本质上是极其朴素的。它没有那么多的鲜花与掌声,更多的是困惑、争论、离别和牺牲。一大的13位代表,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搁在今天,就是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他们也会迷茫,也会动摇,也会争吵。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真实的。</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坐在石库门里开会的时候,谁不是想着要救中国?可是走着走着就变了:有人觉得太苦,打了几次败仗,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就觉得此路走不通了;有的受不了党内的争论,理念不合,就拍屁股走人;还有的见了权力和好处,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信仰从来不是嘴上喊出来的,而是在一件件事里熬出来的。敌人举着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你低不低头?天天啃树皮,吃草根的时候,你扛不扛得住?受了委屈,被同志误解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最初要走的路?这一道道坎跨过去了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跨不过去,就只能被历史潮流冲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这种真实的艰难和淘汰。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在起步阶段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伟大不是天生的,是在过程中慢慢长成的。它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筛选,把意志薄弱者淘汰掉,把投机取巧者剔除掉,最终留下的,是那些真正把事业当成生命的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和平年代,很难体会那种朝不保夕、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处境。但我们可以从这13个人的故事里,读懂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你起步有多快,而是你能走多远。那些笑到最后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有资源的,而是最能熬的,最不肯放弃的。那些牺牲的烈士、那些坚守到最后的革命者,用一辈子的实践告诉我们:信仰不是飘在天上的口号,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成功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拼了命换来的。我们今天纪念一大,纪念的不只是1921年那场会议,更是纪念那些在黑夜里敢举着火把往前走的人,纪念那些明知道路难走,还义无反顾的人。他们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普通人:不管干事业还是过日子,认准了正确的方向,哪怕走得慢一点儿,哪怕摔几次跟头,只要不放弃,不忘本,总能走到你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从这段历史中悟出的道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2026年7月2日</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