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收到赵一曼儿子寄来的讽刺信后回复了六个字

王蔚泽

1960年，中南海内，毛泽东主席从秘书手中接过了一封信件。

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脾气一向是比较温和的，沉着冷静、有涵养，很少大发脾气。然而，当他看完信上的内容之后，却脸色铁青，看起来无比的愤怒。

这是一封讽刺信，对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平复了一下心情，毛主席问秘书道：“这个陈掖贤是谁？” “他是赵一曼的儿子。”

一听这话，毛主席的怒火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如果可以的话，陈掖贤宁愿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普通人。这样，他就能像普通人一样享受到母亲的关爱了，可惜，他的母亲却把大爱给了这个国家。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虽然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却一直心向革命。1927年，她得到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

在去苏联的路上，赵一曼认识了一个叫做陈达邦的人。

陈达邦可能不是很出名，但他一个妹妹叫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妻子。

陈达邦和赵一曼的相识纯属偶然。

宜宾虽然紧靠着长江，但赵一曼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坐过船，在甲板上看海时因为晕船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正巧当时陈达邦就在旁边，赶紧上前提供了帮助。此后在船上期间，他一直为赵一曼端茶送饭。时间一长，赵一曼就为这个细心的男人所感动，下船的时候，两人已经确定了情侣关系。

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正式成婚，没过多久就怀孕了。

这本来是一件喜上加喜的事情，但成为孕妇也就意味着她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拼了命的学习。更加糟糕的是，没过多长时间，赵一曼的肺病又犯了。

那段时间，赵一曼没少为此长吁短叹，怀疑当初自己是不是不结婚为好，白白耽误了工作。她觉得，自己主要是因为适应不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才会因此常常犯病，还影响到了丈夫，遂跟中共旅莫支部提交了回国工作的申请。

当时的国内的确很缺干部。赵一曼提出的请求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这件事是她瞒着丈夫做的，陈达邦知道后提出要一起回国，他不放心怀孕的妻子一个人回国从事危险的工作。

但赵一曼拒绝了：“你放心，怀孕生孩子是女性的本能，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

1928年11月，挺着个大肚子的赵一曼回到了危机四伏的上海。自从四一二政变之后，上海就成为了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地方，时不时地就会有革命者失踪。

让她在这里工作，组织上也不放心，很快就安排专人护送赵一曼前往宜昌，让她建立一个联络站，并留在那里工作。

等赵一曼到宜昌时，已经快到1929年春节了。

当时国内比较的迷信，当地人认为，如果外人在自己家里面生孩子的话，会断了自家香火的。当1929年1月17日，赵一曼即将临盆时，房东老太太直接找上了门：“你不能在这里生孩子！”

赵一曼还没说什么，她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强扭的瓜不甜，赵一曼只能慢慢的离开了这个房子。

赵一曼租住的地方正是组织的联络站，如果租别的地方的话，上级和同志们找不到她会耽误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赵一曼出来后也没走太远，而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最终晕倒在了外面的草堆里面。

第二天早晨，房东太太看到晕倒在门口的赵一曼之后，虽然很是同情，却仍然拒绝让她入内，还是隔壁的工人大哥看不下去了，主动将她收留，并让妻子仔细照顾。

1月21日，赵一曼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丈夫不在身边，她只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宁儿”。

孩子的出生并没有给赵一曼带来多少快乐，小孩子饿了就哭，时不时的就得跑过去照顾他。这让赵一曼的工作严重受到干扰。而且，一旦她暴露，孩子也会跟着受罪。

一想到孩子被国民党抓住受尽折磨，赵一曼甚至会想，要不还是将宁儿扔进长江里算了。不过，当她真的将儿子带到长江边上时，赵一曼“母亲”的一面又占据了上风：她舍不得。

几个月之后，联络站果然暴露了。赵一曼带着儿子去了上海，托小姑子陈琮英将孩子交给了丈夫的大哥陈岳云抚养。

此时的赵一曼不会想到，这一次分别，竟是母子之间的永别。

从小到大，陈掖贤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赵一曼，他只知道母亲叫做李坤泰，在自己不到半岁的时候就“失踪”了，父亲则一直在苏联工作，好像还结了婚。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孩子的性格影响是巨大的，他常常感到郁郁不乐，性格也变得颇为内向。

新中国成立后，姑姑陈琮英将他送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

当时的大学生可以说是珍稀物种，陈掖贤毕业之后如果从事外交工作，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

然而，当1955年陈掖贤大学毕业之后，却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这倒不是说他受到了什么针对，主要是陈掖贤个人卫生搞得不怎么好，整天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这和外交官的要求可以说南辕北辙。最终，陈掖贤被分配去了北京工业大学，成为了一名政治课老师。

到了新单位之后，陈掖贤不讲卫生的习惯还是没改过来，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烟蒂，而且他还管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望，工资到手没多久就会花个精光。

学校为此专门给陈掖贤安排了一个“室友”，帮他打扫卫生、管账。

可惜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陈掖贤仍然过着邋里邋遢的生活，工资发下来之后，舍友得先帮他还债，然后把钱分成四份，每个星期给一次零花钱。

这每周一次的零花钱根本不够陈掖贤花的，经常是两三天花光所有的钱去喝酒吃零食，剩下的时间就躺在宿舍里一动不动。有时候，他为了吃零食竟然主动拿自己的饭票去换钱。

陈掖贤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没有健全的家庭环境，没有自小呵护的母爱，种种因素影响下，造成了他现在的性格和习惯。

1956年，陈掖贤的人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东北烈士纪念馆派人通知他：经过调查确认，你就是赵一曼烈士的独生子。

赵一曼这个名字，陈掖贤可太熟悉了。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讲述赵一曼生平的电影，不过因为赵一曼改名去东北前的资料太少，所以在电影里面给她安排的丈夫叫做“老曹”。

陈掖贤哪知道这个老曹根本不是真人，更不可能会将赵一曼和自己联系起来。

当他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之后，亲眼看到了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留下来的一份遗言：

宁儿：

母亲对你没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遗憾，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到牺牲的前夕，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可想而知，当陈掖贤看到这番话后受到的精神冲击有多大，他直接哭晕在了纪念馆。

回家之后，为了铭记母亲，陈掖贤专门拿钢针在自己的左臂上刻了“赵一曼”三个字，然后涂上了墨水。

很快，有关部门就联系了陈掖贤，通知他去领烈士家属抚恤金。

虽然陈掖贤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却还是坚决地予以了拒绝：“我怎么能要这个钱呢？我母亲是为国捐躯，岂能用钱来衡量！”

“烈士遗孤”的身份并没有给陈掖贤带来多少便利，仍然过着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唯一让他感到开心的，是1957年年底父亲竟然回国了。

陈达邦是回国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然是烈士赵一曼的，和儿子相认之后，两人抱头痛哭。不过，因为他已经另成家室的缘故，和儿子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很频繁。

直到1960年，陈达邦偶然得知自己儿子竟然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不禁很是愧疚，拉着陈掖贤去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毛餐券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当时每斤猪肉的价格是8毛1，他父亲用的餐票而不是肉票。

这件事给陈掖贤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觉得自己享受了一回“特权”。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人民群众都在饿肚子，他吃了这一会猪肉，感觉很愧疚。

陈掖贤是一个很容易被自己情绪影响的人，回去之后哭了很长时间。然后，决定干一件大事：“给毛主席写信！”

1960年，赵一曼的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主席看后回复6个字

之所以产生这一想法，是因为陈掖贤在北京期间，时不时的就会收到很多来自家乡诉苦的信件。

陈掖贤觉得，出现这种状况和当时执行的一些政策有关。

书生意气之下，他提笔就跟毛主席写了一封讽刺信，还专门填词了一首《忆秦娥》：

“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冤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可想而知，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是多么的愤怒，不过，当他得知写信的人是赵一曼的儿子之后，却陷入了沉默之中。

跟秘书了解了陈掖贤这些年的经历后，毛主席点了点头，对这个拒领抚恤金的年轻人产生了些许的好感：

“算了，不追究了。”

这件事之后，毛主席还曾专门接见过陈掖贤。当时，他跟主席呈上了自己新作的《续陶渊明<咏荆轲>四百四十四字》。

当时国内流行重新评价秦始皇，荆轲被文人墨客怒斥为“跳梁小丑”。但陈掖贤却觉得荆轲不是小丑：“欲怜荆轲狂，敢扶燕弱抑秦强，捐躯自道酬桑梓，差胜当年秦舞阳。”

毛主席看完之后还很高兴，后来跟人说：“此人若走正道不得了，走邪道也不得了。”

可惜，这位被毛主席说“不得了”的烈士之子，并没与一个好的结局。1982年8月14日，刚刚54岁的他，在孤寂之中上吊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