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旅历程

高老庄传说

我老家在河南省邓县（现在改名邓州），父亲叫高相同，名祖庚，出生在邓县文渠乡桐树庄。

1948年1月，解放军攻克邓县县城，但不久又战略撤退。到5月，解放军二次占领县城，邓县才彻底解放。我大姑在县城读女中，因时局动乱停课休学在家。9月的一天，大姑突然收到一位女中闺蜜的来信，告知有一所学校正在招生，管吃管住不交学费。这对急于求学的大姑产生莫大吸引。但我奶奶早逝，大姑是家里长女，下面还有多个未成年弟妹需要她照顾和安置。所以大姑就叫大弟弟（我父亲）先过去看看。父亲到校报名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党所办的培养军地干部的“豫鄂军政干部学校”（简称豫鄂干校）。从此，父亲就算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刚满16岁。其实，很多革命先辈都是这样误打误撞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先并没有什么崇高理想，都是后面慢慢培养起来的。

▼父亲上小学时拍的童子军照

邓县地处河南西南部，与湖北交界，靠近桐柏山区，解放战争时期归属解放军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这里西靠伏牛山，东接桐柏山，是国民党两大重兵据点南阳和襄樊之间的夹心地带，剿匪、攻坚任务极重。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扩军、建政权、剿匪急需大批军事、政工和地方行政干部。第三军分区参照延安抗大模式，创办了豫鄂干校，由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开国少将，1977年起担任空军司令员）亲自兼任校长，学员主要来自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办学条件极端艰苦：无固定教室，露天课堂、门板课桌；白天上课，夜间巡逻警戒；粮食自筹，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参与征粮、支前、剿匪。父亲入学三个月后，受学校委托回家乡动员更多青年参加革命。这样，我大姑也于1948年底进入豫鄂干校，与父亲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1948年父亲在豫鄂干校

1949年2月，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番号，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整编为第四野战军第58军173师。父亲从豫鄂干校分配到173师下属518团，担任文书；大姑也从豫鄂干校分配到当地乡镇担任妇联主任。彼时，518团驻守邓县、内乡、淅川一线，承担山区清剿、政权建立、土地改革掩护等任务。父亲回忆说：“部队经常夜行军奔袭，没时间睡觉，路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为防止睡着走偏掉到沟里，前后战士之间手里都拉着一根绳子。”部队实行供给制，每月定量发放衣食物品。其中，每人每月有两条烟。父亲不吸烟，起初总是把烟让给其他战友。但时间久了，有时也会自己留下一盒，没事时吸两口，结果慢慢上了瘾，后来终身未能再戒烟。

▼1949年父亲加入173师518团

▼父亲荣获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剿匪胜利纪念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挺进中原，在桐柏山区开辟战场，与国民党部队展开激烈争夺，尤其是邓县战役，意义重大，中央专门致电嘉奖。1972年，由作家钱富民等人根据这段历史撰写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小说连播。我正在上小学，每到中午，全班同学都聚精会神守着收音机听广播。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又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花》，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等人主演，获得巨大成功，三人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影星。在隔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等奖项。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响遍大江南北，广为传唱。

▼电影《小花》剧照

518团在完成豫西剿匪任务后，划归河南省军区，转为地方部队。而父亲和部分人员则被调往江苏连云港，加入刚刚成立的海军部队，组建连云港巡防区。作为后代，我常暗自庆幸：如果当年518团被直接调往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我们这些后代了。想想父亲那时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父亲佩戴解放战争纪念勋章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的诞生。这一天也被确定为海军诞生日。此后不到一年，1950年4月，中央军委海军总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海军不再作为陆军的附属部队而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个独立军种，从此开启了海军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这真是一个变革年代，说变就变。父亲生长在内地农村，从未见过大海，也不会游泳。参军两年，转瞬间从陆军战士变为海军战士。新中国刚成立时，海军几乎是一张白纸。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去山东威海的刘公岛勘察时，甚至需要租用渔民的船只，当时海防的薄弱可见一斑。在此形势下，需要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巡防区这样的部队，来担负近海巡逻、警戒、守备等基本任务。连云港作为扼守黄海前哨、保卫苏北和京津门户的重要港口，自然成为优先布防的地点之一。

▼解放初期海军征用渔船登岛作战（网路图片）

父亲在连云港驻防几年后，不知因何被部队选送到广州军体校学习。这所学校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成立于1953年7月，地点在广州市天河区禺东西路。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创办的首批院校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体育院校。成立这所学校，是为了响应中央军委将体育列为部队正规化训练重要科目的号召，为全军培养体育教员、体育管理干部和体育骨干，从而推动部队体育训练质量的提升。1961年，学校升格并更名为解放军体育学院，成为正军级单位。2017年，该学院与桂林综合训练基地合并，正式组建为陆军特种作战学院，主校区设在广西桂林，原广州校址作为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广州营区保留至今。

▼解放军体育学院大门（网络图片）

父亲个头瘦小，但身姿灵活，可能有些体育天赋。入学后，他训练刻苦，成绩优异。单双杠、秋千、平衡木、转环，样样玩得转。大约在广州学习2年，毕业时，直接被北京海军总部调走，没有再回连云港巡防区。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村孩子，老实本分，不善言辞，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毕业时竟然直接进入北京总部机关。那个年代真简单，要是搁现在，可就不好说了。

▼父亲在广州军体校参加训练

调入海军总部后，父亲从普通士兵晋升为军官。1955年，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参照苏联等国做法实行军衔制，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全球各国正规军队普遍实行军衔制，新中国与外国的军事交流、边境防务谈判、外事武官往来，都需要对等军衔身份作为外交基础。海军总部按中央军委《军官服役条例》完成海军干部评级、评衔，设计配发专属55式海军军服、黑色锚形领章、海军肩章、水兵服。父亲在这次授勋过程中被授予少尉军衔。

▼父亲身着海军少尉军官服

父亲在海军总部并未参与军事训练与军事建设，而是负责海军群众体育与专业体工队。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落实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党中央决定举办第一届全运会，作为国庆前夕最重要的国家级群众体育献礼活动。海军作为解放军代表团成员，派出众多运动员参加了本届运动会。父亲直接参与了解放军代表团的组织工作。

▼父亲表演双杠动作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苏联、法国、朝鲜、越南等24国代表团到场观礼。最终，解放军代表团以117金、95银、64铜稳居奖牌榜第一，遥遥领先其他代表团。海军运动员依托水上、航海特色项目形成主力得分板块，在水球、游泳、航海多项、航海模型、水上摩托艇五大优势项目斩获大量金牌，多次刷新全国纪录，既是解放军总分领跑的重要支柱，也集中展示了海军水上军事训练成果。

▼毛泽东率中央领导出席全运会开幕式

全运会以及国庆10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举办地非常成功，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经济实力，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影响，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1959年10月5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前，集体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的解放军受阅部队代表，以及参加全运会和献礼汇演的解放军代表。父亲作为解放军体育代表团成员受到接见。我们全家以及亲朋好友都为父亲能够参加这样的历史盛会，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感到自豪，也为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中央领导与全体代表合影

那天出席接见活动的中央领导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解放军高等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政治学院院长罗荣桓元帅，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以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大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等军队高级将领，共计7位开国元帅、4位大将、10余位上将参加接见活动。

▼大合影中的父亲（着白色军装者）

说起进中南海，我也有一段奇特经历。那是1982年6月，我大学毕业，同学们陆续离开北京奔赴全国各地。此时，还未离校的同学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组织北京高校毕业生参观中南海。大家喜出望外，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记得我们是从南长街上的一个小门步行进的中南海（中南海的大门是留给外宾和中央领导专用的），经过南海和瀛台（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后，走到丰泽园，这是解放后毛主席的长期住所。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床上堆了一半的书，据说他老人家喜欢坐在床上看书。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南海处于一段空置期，中央主要领导都没在此居住，所以对外开放了一小段时间，正好被我们赶上了。过后很快又重新关闭不再开放。

▼中南海丰泽园（网络图片）

1960年后，父亲被安排到海军司令部下属的军训部陆上训练处。陆上训练处业务具有双重属性：一边管打仗的岸防/陆战战术（如武装越野、沙滩体能、海上泗渡等），一边管海军群众体育与专业体工队，是海军唯一同时覆盖作战训练和竞技体育的机关处室。全军各军兵种中，只有海军单独设立了陆上训练处，因为陆军天然以陆地作战为主体，司令部统一统筹全部陆训；而空军天然以空中作战为主体，司令部统一统筹全部空训；唯有海军同时拥有舰艇、航空、岸防、陆战队多兵种集群，只设一个综合训练处，无法同时兼顾海上舰艇训练与濒海陆上两栖作战训练两套完全不同的训练体系，因此要单独设立陆上训练处。

▼父亲在做转环训练（防晕船）

1965年，受左倾思潮影响，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衔制，同时废除55式肩章、军衔领章、军种符号，统一换装65式“三点红”军服（一个红帽徽，两个红领章）。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军衔制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等级制度，助长名利思想、上下级隔阂，削弱官兵、军民团结，违背人民军队自井冈山、红军时期建立的“官兵平等、同吃同住同作战”的根本传统。

▼1965年前父亲晋升为海军上尉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双方发生激烈交火，苏联高层甚至讨论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全国进入高度临战状态。中央军委提出精简上层机关、充实一线作战部队，把人力从后方机关抽调到边防、野战、海空执勤一线。陆上训练处及专业体工队均被撤销，父亲被调入其他部门，这期间他经常下舰队，青岛、湛江、宁波、三亚这些海军基地都是他常去的地方。有一年，父亲从海南回来，带了两件白色珊瑚石，其中一件在出差路上被碰断。父亲小心翼翼把它重新粘好，放在桌上展示，成为我家最亮眼的装饰品。我天天看着珊瑚石，百看不厌，觉得特别美，这也让我根深蒂固地认为珊瑚就是白色的。直到近年我在海洋游乐园里看到真正五颜六色的活珊瑚时，才知道自己犯了多么幼稚的错误。

▼父亲下基地指导工作（身着65式军官服）

1973年，全军开始恢复军事体育训练，海军体工队完整复建，父亲重新返回体工队，担任海军女子篮球队领队。那些年，父亲也是东奔西跑，带领女篮到各处参赛，有全军比赛，也有全国比赛。不过，成绩都一般，没有培养出什么明星运动员。我只记得运动员的伙食标准非常高，和“空军灶”（特指飞行员伙食）是同一个档次，父亲偶尔会带我去运动员餐厅就餐，吃的我是满嘴流油。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打过乒乓球、篮球，跑过中长跑。12岁进入海淀区业余体校，曾经立志要当专业运动员。当然，后来不了了之，不过体育运动成为我的终身爱好，从中受益良多。

▼体工队在海军司令部办公楼前合影（后排左1为父亲）

70年代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海军女篮在山西参加比赛时，父亲赛后带队专程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受到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当时的政治明星，陈永贵的继任者）的热情接待，留下一张纪念照。

▼海军女篮在大寨合影（前排右4为郭凤莲，右5为父亲）

1975年，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邓小平复出工作，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主持军队日常工作。针对文革长期扩军，全军员额超600万，机关臃肿、干部超编、比例失调现象，邓小平首次提出军队大规模“消肿”、裁减百万兵员的构想，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随后发布《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设立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全面恢复规范的军队干部转业制度。1976年8月，父亲作为首批转业人员离开北京海军总部，返回河南家乡工作。那年，我14岁，随同父亲母亲一起回到河南，姐姐留在北京参加了工作。

▼在北京拍的全家福

父亲自1948年参军，至1976年脱下军装，整整28年军旅生涯。虽不曾亲临硝烟弥漫的一线战场，可军营里的岁月同样布满艰辛，数次直面艰险考验，不畏困苦。服役岁月里，他恪尽职守、踏实勤勉，凡事冲锋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数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功，却以长久的坚守与默默付出，诠释一名军人的忠诚担当，为海军部队的成长筑牢根基，留下平凡却闪光的军旅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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