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珠峰之巅红旗飘飘

嘉陵号子

美篇号||24625503

作 者||嘉陵号子

图 片||网络平台

　　在世界屋脊的脊梁上，有一座山峰，它沉默地俯瞰着亿万年的风云变幻。它叫珠穆朗玛，藏语的意思为“大地之母”。而在我的心中，它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六十年代初期，尼泊尔总统柯伊拉腊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两国在谈判桌上，气氛十分凝重。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以珠峰为界，北归中国，南属尼泊尔，这已做出了重大让步。然而某些别有用心的声音，还在柯伊拉腊耳边低语徘徊：中国从来未有人登上过珠峰，凭什么谈珠峰的归属？

尼泊尔方面坚持，珠峰不能平分，他们已从南坡登顶成功。而中国的北坡，那是连飞鸟都无法逾越的死亡禁区。在他们的眼中，北坡的冰雪是永恒的封印，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成功。

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听完了汇报，缓缓开口说：“既然他们能登顶，那我们也可以。”这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为了向世界宣告，面对这一片土地，我们针锋相对，寸土不让。1960年的春天，西藏定日县的荒原上，214人的中国登山队集结完毕。他们之中有青年教师，有伐木工人，有刚刚翻身解放的藏族青年。平均年龄二十四岁，登山经验却不足五年。而他们面对的，是被西方探险家称为“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珠峰北坡，自1921年以来，英国人八次尝试，十余人葬身冰海。英国登山界早已断言：从北坡登顶，“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国人不信这个邪。三次适应性行军，就像三场残酷的预演。队员们背着沉重的物资，在海拔六千四百多米的冰塔林中穿行。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他们就背靠在一侧，双脚蹬在另一侧，一寸一寸向珠海挪动。运动健将刘大义感冒虚弱，连续三次从冰胡同跌落，摔得头昏眼花，他却咬着牙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顶端。北坳海拔七千零七米，四十名队员成功翻越，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五月。突奇而来暴风雪，主力队员遭遇了大面积冻伤，原本选定的突击队员几乎全军覆没。队长史占春的眉头紧锁，重新选拔！副队长许竞临危受命，带领王富洲、刘连满、贡布组成新的突击组。贡布是藏族青年，曾是贵族庄园的农奴，西藏和平解放后才获得了自由。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西藏人民的解放，我还只是一个农奴。”

五月十七日誓师大会。四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还有一座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了。王富洲到医务室向医生翁庆章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海拔八千五百多米的突击营地，空气稀薄得仿佛凝固。五月二十四日，四人开始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然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台阶这是一道近乎垂直的岩壁，高达四米，是北坡最后一道鬼门关。刘连满用尽全力，还是失败了。屈银华和贡布也试了几次，依然无法逾越。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氧气在一点点耗尽。刘连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蹲下来，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搭成人梯继续前行！屈银华最后一个上去。脚下的登山靴在光滑的岩壁上打滑，他毅然脱掉了所有保暖装备，光着脚踩着战友的脊梁，一寸一寸向上面攀爬。短短一个多小时，他的双脚脚趾彻底冰冻坏死，后来医生不得不切除了他的全部脚趾和脚后跟。但他没有犹豫，因为在他的上方，是祖国的天空。

冲过了第二台阶，刘连满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在海拔八千七百米处倒下。他知道自己可能无法生还，用铅笔写下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有帮助。”写完他昏昏沉沉睡去，却奇迹般地挺过了那个夜晚。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色如墨，狂风呼啸。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在没有氧气、没有食物、没有光线的绝境中，摸索着前面的最后的几百米。贡布说：“应该是到了，再走下去就没路了。”

　　凌晨四点二十分。世界最高峰顶端。三个人颤抖着取出那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五星红旗。这时候没有风，他们就用手撑起来；没有旗杆，屈银华就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贡布展开国旗，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放到顶峰下方避风的碎石堆里。然后王富洲采集了岩石标本和雪样，这是祖国母亲的孩子，从世界之巅带回来的礼物。

天色渐渐亮了，当他们看见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时，三个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汉子，此时此刻都哭了。消息传出，世界震惊。那些曾断言“中国人上不去”的声音戛然而止。1961年10月5日，《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珠峰北坡归中国，南坡属尼泊尔，边界通过峰顶。五星红旗在珠峰之巅高高飘扬，不仅是一次体育壮举，更是一次国家主权的庄严宣告。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一面红旗早已化作为历史的丰碑。但每当我仰望星空，总觉得在最高的那颗星旁边，有一抹红色在飘扬。那是王富洲用青春和热血染就的颜色，是刘连满用脊梁撑起的高度，是屈银华用冻坏的脚趾丈量的忠诚。

珠穆朗玛峰依旧屹立沉默，暴风雪依旧呼啸而过。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一座永不消融的雪山，在珠峰的山顶上，永远飘扬一面鲜艳夺目标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