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忆流年】那年，那河，那背篓

箫声如水

美篇名：箫声如水

美篇号：17884957

图 片：致谢网络

　　昨天大姐来电话，要我陪她回下乡插队的地方看看，我毫不犹豫地应下了。于我而言，那片土地不只是她挥洒青春的地方，更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到暑假，便像挣脱了缰绳的小马，迫不及待地奔向那里。

那里有一条我无法忘怀的小河。河水清冽，一眼见底，柔韧的水草在波光里招摇，小鱼穿梭其间，自在嬉戏。跳进河里，清凉瞬间包裹全身，偶尔会有调皮的小鱼轻轻啄着皮肤，痒痒的，像在和你逗趣。

我最爱做的，是去河里洗那只装过米饭的筲箕。夹在竹缝间的饭粒一漂进水里，便像施了魔法，引得一大群鱼儿蜂拥而至。此时随意用筲箕一舀，便是满满的收获。

那里有世间最香甜的烧红薯。每天午觉醒来，我总会第一时间冲向灶膛，用火钳掏出一只。

滚烫的红薯在两手间来回颠簸，撕开焦黑的外皮，露出金黄软糯的内里，一口下去，唇齿间满是焦香与甘甜，那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比拟的味道。

当然，那里更有我生命中无法抹去的记忆。

　　吊牛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还实行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土地和牲畜都归集体所有。

每个生产队都养牛，那是春耕时最宝贵的劳力。而喂牛，在当时算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轻省活儿。

队里负责喂牛的是宋五爷，他是军属，三个儿子都在部队，二儿子还提了干，因此在队里颇有分量，连队长也要让他三分。

我姐身体瘦弱，但胜在念过初中，有文化，正好弥补宋五爷不识字、不会记账的短处。队长便安排她协助宋五爷“吊牛草”——“吊”是当地方言，就是称重的意思，因那杆大秤悬于梁上，装满草的背篓吊在空中称量，形象得很。

每天满工分是六个工分，一个工分两分钱，这已是妇女能拿到的最高工分。当然，其中也不乏人情因素，队长每年去我家家访，父母都好酒好肉地招待，临走还会塞上一封冰糖。

姐的工作地点在一排长长的土墙茅草房里，两头是牛栏，中间就是吊牛草的地方。

姐是大队民兵连长、团支部副书记，还是公社的“批林批孔”学习标兵，时常要去县里甚至地区开会。

　　每逢此时，她便让我顶替她上工。我常在那儿玩，早已熟稔了吊草的流程和记账，加上和宋五爷处得好，他便也睁只眼闭只眼，我就这么走马上任了。

那时我上小学，个子矮，每次称重都得踮脚爬上高凳，才看得清秤星。

队里的几头牛胃口不小，大人们要下地挣工分，割草的重担便落在了孩子们肩上。在我的记忆里，每个孩子背上都驮着一个几乎比人还高的竹背篓，手里紧握一把磨得发亮的旧镰刀，小小的脸上总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愁容。

因为附近的草早被割光了，要完成任务，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他们把课余的时光、把整个暑假的欢乐，都装进了那个沉重的背篓里，用镰刀收割着过早成熟的童年。

宋五爷脾气火爆，待人苛刻，队里的大人小孩都怕他。一次，狗蛋交来的草里混了些泥土，宋五爷二话不说，抓起背篓就扔出门外，还狠狠扣了重量。狗蛋因此回家挨了一顿暴打。

但宋五爷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午休。于是，小伙伴们便常在中午，趁他鼾声如雷时，偷偷来找我“通融”。

　　我总是悄悄把秤砣往右边挪，多给些重量；有时明明缺斤少两，我也大笔一挥，记个满数。

一天中午，几个伙伴背着冒尖的牛草进来，唯独不见栓子。我问：“栓子呢？”

他们挤挤眼：“他今天把草都输光了，正满山疯了一样地割呢。”我懂那种游戏，那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乐趣——远远立一块石头，轮流扔出镰刀，击中的赢，输的抓出一大把草作为赌注。

他们走后，我一直在门口张望。栓子家的情形我清楚，他爹是哑巴，娘有间歇性精神病，若完不成任务，等待他的定是一顿棍棒。

正望眼欲穿时，终于见他背着半篓草飞奔而来，满头大汗，眼眶红红的，结结巴巴地说：“今天……只割到这些。”

我没有拆穿他，只是板着脸，严肃地说：“今天给你记全了，但以后得多交补上。”他拼命点头，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终于没掉下来。

好险，他前脚刚走，宋五爷后脚就迈进了门。

送公粮

我曾问过姐：“队里每年收那么多粮食，为啥社员们常年都在喝红薯稀饭，还总喊吃不饱？”姐眼神黯淡下来：“每年都要上交很多公粮，支援城市建设。”

姐每次去公社交公粮，我都要跟着。送公粮来回要走上十几里土路，空手都累得够呛。但公社街上有五分钱一碗的凉糕，那便是我全部的动力和意义。

公粮有稻谷、高粱、大豆。天刚蒙蒙亮，趁着暑气未升，社员们便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出发，长长的队伍在田埂上蜿蜒前行，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龙。我人小腿短，常常要小跑才跟得上。

半途有一棵巨大的黄桷树，如巨伞般撑开，是大家歇脚的固定地点。大人们纷纷取下水壶牛饮，而我独独痴迷于摊主那一分钱一杯的糖精凉水。

摊主占据着树荫的中心，身边木桶里盛着加了糖精的井水，上面蒙着白纱布，桌上几排玻璃杯，杯口盖着方玻璃片。有的摊主为招徕生意，还会滴上几滴红绿色素，那花花绿绿的色彩，在烈日下简直让人挪不开眼。

一杯凉水灌下去，浑身的暑热瞬间烟消云散。

　　到了公社，姐把我安顿在凉糕摊前坐下，便去粮站排队交粮。摊主从水盆里托起一块方方正正的凉糕，洁白玉润，在手心颤巍巍的。

他用薄竹片熟练地切成小块，码进碗里，再浇上一勺浓稠的红糖汁，红白相映，晶莹剔透，那是致命的诱惑。

凉糕是用深井水冰过的，入口透心凉，仿佛每个毛孔都舒展开来。我起初还强忍着，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想等姐回来让她也尝尝。可等到姐交完粮回来付钱时，我早已连碗底的红糖汁都舔得一干二净。

回去时已近晌午，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石板路腾起灼人的热浪，空气里一丝风也没有。

一只黄狗趴在树荫下，张着大嘴，伸出长长的舌头，不停喘着粗气。它眼神迷离，好像对人们大热天还在太阳下暴晒疑惑不解。

我走了不到两里路，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步了。姐刚卸下肩上上百斤的担子，又默默背起了我，艰难前行。

到家时，姐浑身湿透。

　　如今回想起来，我无比憎恨当年那个无知懵懂的自己，可彼时年少，又怎能体会姐那瘦弱肩头承载的千钧重量？

其实，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像这样，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连换肩的机会都没有。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听姐说，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一天天好了起来。如今，公路通了，楼房盖了，家电齐了，不少人家还买了轿车。

我想，那阵拂过田埂的春风，定然已经吹散了儿时伙伴们脸上的愁容。他们的后代，终于从沉重的背篓和锋利的镰刀中解放出来，再不必冒着酷暑，为一碗凉糕奔走二三十里土路。

我只担心，那条印刻着我整个童年的小河，是否还清澈如初，鱼虾成群？那些远走他乡的故人子孙，在他乡，可都安好？

姐的青春留在了那里，而我的乡愁，也永远系在了那条河的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