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铁中心医院西迁的历史长歌（七）

MaRsDr.

——抗战烽火中一所铁路医院的西迁史诗与几代铁路人的不解情缘（六）

（作者做实习医生时身着白衣照。）

文字：MaRsDr.

ID号：73029149

图片：MaRsDr.

【后记：一生的交集——三代铁路人的医患长卷与生命回响】

一所医院的成长，从来都不只写在泛黄的档案中，更深深镌刻在千家万户的生命轨迹里。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铁路人与这所扎根铁道线的医院一路同行，看它从青砖红瓦的简陋平房，长成如今窗明几净、设备精良的现代化医学殿堂。这份早已血肉交融的医患情缘，本就是它发展史中最动人的篇章。从早年父亲在宝天铁路天水医院，被温院长亲手根除顽疾，到我的出生、求学、入职，再到医院两次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我们全家的故事，正是无数铁路家庭与这所医院休戚与共的缩影。

1964年，我的弟弟降生在这所铁路医院。家里添丁进口，原先住的拱圈房一下子挤了起来。父亲向铁路局房产段申请调房，一年后的秋天，我入读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我们家也顺利搬到了铁路被服厂后的平房，住处敞亮了许多。

新家挨着铁路中心医院八街社区卫生所，老职工们都叫它“八街保健站”。这里的医护人员负责整片家属区的常见病诊疗与预防，遇上疑难病症，就立刻转去中心医院。

因为离得近，我小时候每次扁桃体发炎发高烧，都是就近来这里打针拿药，一来二去就和坐诊的王洪珍阿姨、林雄大夫熟了。看着他们日复一日认真给职工家属体检、看诊、打针发药，把基层初级保健的每一处工作都做得细致扎实，打心眼里觉得敬佩。铁路医务工作者严谨踏实的模样，早早就在我童年里刻下了印记。看着那一身干净的白大褂，一颗学医的种子，悄悄在我心底发了芽。

（1983年，笔者在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工作时，深入边陲为农牧民群众防治乙型肝炎时留影）

还记得弟弟十一岁那年夏末的傍晚，他骑着家里刚买的飞鸽自行车出门，在铁路文化宫旁的马路不慎摔倒，手臂严重骨折错位。送到铁路中心医院急诊科时，夜幕已经沉了下来。值班医生只做了简单固定，说当晚没有外科医生当值，得等第二天骨科上班才能处置。

看着弟弟手臂淤血肿胀变了形，疼得浑身哆嗦，我救人心切，哪顾得多想，凭着一股急劲，一路边跑边问，气喘吁吁赶到医院后方的十四街，敲开了骨科主任王鹤岭医生的家门。

王医生得知情况二话不说，当即跟着我赶回医院，凭着精湛医术及时完成了复位手术，让弟弟免遭残疾之苦。那时候的铁路医院，早和家属区处成了一家人，医生们的家就安在职工邻里之间，老铁路们彼此都熟，只要患者有需要，随叫随到，时时刻刻守着铁路家属的安危。

（1985年，自治区防疫站、新疆医学院、自治区人民医院，乌市北门医院，铁路中心医院参与全国乙型肝炎流调的同事合影留念。笔者，后排正中。）

不止我的弟弟，后来我的岳母也和这家铁路医院结下了半辈子的医患情缘。

八十年代初，岳母年事已高，牙齿渐渐脱落，便到铁路中心医院口腔科看诊。医生耐心细致，先清理干净残留牙根，又拍X光、做测量，一丝不苟地取了牙模。没过几天，岳母就戴上了一副做工规整的义齿，吃饭说话都恢复了自如，佩戴舒适，全无异物感。在那个年代，做完这一整套繁琐精细的治疗，总共才花了区区几块钱。

十几年后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医保机制改革，医疗费用也大幅上涨。当时家里条件好了，子女们想让老人更舒适，特意带母亲去了转型后的新医大五附院，花上千元重做了一副义齿。

哪曾想，价格翻了上百倍，质量却没能跟上花销。新假牙怎么试都不合适，总磨得口腔生疼。折腾到最后，老人还是摇摇头，重新戴回了当年老铁路医院那副几块钱做的旧假牙。这副老医生亲手做的义齿，就这样被老人安安稳稳用了一辈子。

这个小故事里，新老两副假牙的对比，藏着当年老铁路医生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工匠精神。也正是这份藏在每处诊疗细节里的严谨，成了老铁路医院最让人安心的底气。诚然，时代发展，医院脱离企业转型升级后，硬件设施和科研水平都有了飞跃，但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市场经济下追求效益本无可厚非，却不该成为降低质量、怠慢细节的理由。无论时代怎么变，技术怎么新，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初心，半分都不该改。

1979年5月，小黄山铁路阜康段突发山洪，多处路段被洪水冲毁。父亲作为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立刻赶赴现场，连续几个星期吃住在工地，守在一线指挥抢修。

连日高强度劳作加上过度疲劳，让父亲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被紧急送进铁路中心医院。医生们拼尽全力抢救，终究没能抵过凶险的病情。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他奋斗一生的铁道线上，享年五十九岁。

得知噩耗，父亲生前的工友们忍着悲痛，寻来天山最好的红松枕木，亲手为他打了一具藏着满满情谊的灵柩。

出殡那天，送行人排了长长的队。大伙抬着灵柩，从铁路中心医院出发，沿着河南路一路向西，最后把父亲安葬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二工车站的黄土高坡上。

大伙的心意深远：他们想让这位为西北铁路辛劳了一辈子的功臣，永远安息在他守望一生的地方。在这里，远远能望见巍峨的天山博格达雪峰，近旁日夜能听见千里铁道上隆隆驶过的列车轰鸣。

父亲一辈子默默耕耘，呕心沥血，正如他常说的，甘愿做千里铁道上的一节钢轨、一根枕木、一颗道钉。他把整段生命都无私奉献给了边疆铁路建设，也在我们后代心中，立起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1981年，经过五年医学专业学习，我进入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始毕业实习。

无影灯下，我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在妇产科专家杨燕生老师的指导下，成功为一位孕妇完成了剖腹产手术。刀起刀落间，两个生命的安危系在我手上，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医生”二字的千钧分量。手术结束，听见婴儿清脆的啼哭，看见母亲幸福的微笑，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自己降生在兰州铁路医院的情景。

之后我转入心胸外科实习，接触到当时国内领先的心脏瓣膜修复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就在这段时间，我意外结识了来进修的乌铁局中心医院外科医生淡新民、史友昌、段萍和何护士长一行四人。

他们受医院委派，专程来内地学习先进临床技术，为中心医院新建的心胸外科储备技术力量。他乡遇故知，得知我是在乌铁局二工长大的“铁二代”，几位老师格外亲切。

大半年的共事学习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别时他们热切邀请我：“毕业回新疆的话，一定要来乌铁中心医院，咱们一起共事。”

大学毕业后，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内地医学院毕业生，我按国家统一分配，进入和铁路局办公大楼隔街相望的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工作，也就是现在的自治区疾控中心。虽然没有进入铁路医院，但后来我从事乙肝防治、职业病放射诊断、职业中毒、尘（矽）肺防治、疫苗分配管理这些基层防保工作时，和铁路医院、铁路防疫站交集甚多。

当年的“进修四人组”也都不负众望，成为铁路中心医院心胸外科的技术骨干。他们学成归来，让乌铁中心医院成为当时乌鲁木齐“八大医院”里，少数能独立开展心胸外科手术的医院，为铁路职工家属的健康撑起了新的技术保护伞。

（1993年，乌鲁木齐八楼昆仑宾馆，科技大会获奖，和同事一起合影留念。笔者，右二。）

1986至1988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突发戊型肝炎疫情，来势汹汹，共十二万人染病，七百余人不幸离世。这是建国以来新疆首次发生的重大疫情。

1986年9月，疫情首先在和田洛普县布雅乡爆发，之后向南疆三地州蔓延。我身为自治区防疫站年轻的技术骨干，接到疫情报告后，以先遣人员身份临危受命，紧急飞赴疫区开展调查，为后续医疗队进驻完成前期流调准备。连续高强度工作叠加防护装备不足，我不幸染上重症肝炎，大口吐血，一度陷入昏迷，生命垂危。

当年通讯闭塞，南疆疫情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我的妻子当时在新疆大学任教，兼任新疆经济学导报专栏记者，当初她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送我奔赴疫区时就满心不安，得知我染病的消息后更是心急如焚。恰好当时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召开全疆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她在会上发言时，当场向与会领导询问南疆农村基层疫情的情况，吹响了直面疫情真相的‘预警’哨音，引发了会场热议。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得知此事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向自治区卫生厅了解情况，随即主持召开自治区防病工作会议，批示要“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以赴，抗病救灾”。随后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李国勇作出指示，抽调新疆医学院一附院传染科主任翟琦、自治区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赵淑媛组成应急医疗队奔赴疫区，要求全力救治危重病人，更是明确下令“不能让任何一名医护人员殉职在疫区！”

病情稍稍稳定后，我被专机连夜接回乌鲁木齐，直接住进铁路中心医院传染科特护病房。在那个年代，铁路医院传染科是乌鲁木齐少数几个具备收治各类传染病条件和资质的专科，接到自治区关于南疆疫情的通报后，早就做好了接纳重症患者的准备。

在传染科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和对症抢救下，我在这所和我结了大半辈子缘的医院里，奇迹般挺了过来，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次新生。住院期间，在新疆医学院任教的大学同学张晨闻讯后还代表同学前来探望。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百感交集——谁能想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这所铁路中心医院的院长。

康复半年后，我重新回到抗疫一线，后来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工作中，我和同事们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此期间，我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首次公布了我国戊型肝炎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并首创了戊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方法，用于病毒感染人群的诊断和筛查。防治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我个人也得到了国务院表彰。

（笔者获得的国务院表彰证书。）

回首望去，从战火硝烟中血脉初创，到大漠铁道线上风雨扎根，再到如今守护一方的医学殿堂，这所医院跨越的每一步，都和无数老铁路家庭的悲欢荣辱、生老病死紧紧熔铸在一起。

在这里，曾有老院长为我父亲根除顽疾的圣手仁心，有它拼尽全力却未能留住父亲的无尽遗憾；在这里，我听过弟弟降生时清脆的啼哭，也见证了它一次次在鬼门关前，将我濒死的生命重新夺回。它是父亲倒下的终点，也是我重获新生的起点。正是靠着医院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才能重新回到抗疫一线，攻克病毒、攻坚克难，最终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荣誉，写在祖国边疆防病治病的医学史册上。

岁月长河大浪淘沙，企业医院的番号虽已成为历史，但那份流淌在血脉里的匠心与医德、那段休戚与共的岁月，却早已凝聚成了千家万户心中抹不去的丰碑。这不仅是那代铁路人特有的时代烙印，更是一座城市、几代医者和无数家庭一生都放不下的情缘与感恩。当千里铁道上再次响起隆隆的列车轰鸣，我知道，那些关于生命、奉献与守望的故事，早已化作不灭的星辰，正静静地照亮着我们走过的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