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南疆二三事（一）

筱砃

1985年8月，随着西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持续进行，依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全军的大专院校中抽调1000名应届毕业学员，到云南老山前线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代职锻炼。我当时所在的第一军医大学共抽调了20名学员，其中16名男同学，4名女同学。而同期上前线的第二、三、四军医大学均派遣的男同学，所以我们四名女生就成为了军医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上前线的仅有女性代表。四个月的时光在人的一生中何其短暂，但四个月的的前线生活却让我经历了人生众多的第一次，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一次坐那么久的大卡车

8月初，我们20人上前线的命令与毕业分配命令同时下达。同期的同学都毕业奔赴各个工作岗位了，只有我们20个人留在学校，用了大约十几天的时间突击进行了一下紧急战场救护培训和射击训练。记得我的手枪射击成绩优秀，微冲射击则几乎全部脱靶。8月19号我们离开广州奔赴昆明集中。

到达昆明后，我们做为代职学员的第一梯队（好像是500人）分别乘坐数十辆大卡车奔赴老山。从昆明到老山，整整开了三天。我一开始当兵就在301医院，后来去广州上大学，从没有机会像野战部队那样行车拉练，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卡车行进。卡车里每人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盘山路晃悠得一路东倒西歪。那三天对于晕车的我而言痛苦不堪，不过也将我的晕车治好了一大半，因为到了第三天我就已经不吐了。另一件记忆深刻的就是路上大部队停车“放水”了。我们的车排在车队中央，每逢停车我们四个女兵都要抢先跳下卡车，然后赶在男兵们开始在路边放水之前玩命跑到车队最前面，爬上一侧的山坡，找到估计大部队看不到我们了的地方才能开始方便，然后再在车队都已经集合完毕，众目睽睽之下再撒丫子跑回去。估计当时我们几个一趟趟奔波的狼狈状态已经成了同行男兵眼中的一道风景。还有一件小事，我一直都没说，就是同车的阿炳在车上睡着了，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不说，居然还流口水湿了我的衣服！嫌弃死我了！（笑）

第一次饮酒和醉酒

到文山后，我们大家就被分配到各个部队，感谢带队的教导员特意把我和挚友向红一起分到了138师医院，杰强和宁燕则被分到军部那边的199师医院。

到达位于坪寨师医院的当晚，医院院长和政委（好像还有其他领导，不记得了）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宴。拼起来的大桌子满满坐了一圈人，与我原来认为前线一定很艰苦的想象不同，桌上的饭菜很丰盛（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院长时不时就要宴请，开饭时我们经常眼巴巴地看着炊事员端着各种美食给首长送菜，不过我们没有资格吃了）。最让我尴尬的是祝酒仪式，全体人员起立，从院长开始举起面前的一小杯白酒开始祝酒，然后饮下，后面的人都喝完杯中酒再坐下，一个接一个的喝。我傻眼了，等轮到我时，我开始拼命解释我不会喝酒，因为有频发的室性早搏我不能喝酒，我没有喝过酒，更没有喝过白酒……。可惜，不管我说什么，那位院长大爷理也不理，他摆明了说：“你可以不喝，但你后面的所有人都因为你不喝酒，只能站着”。可怜我刚刚出校门，哪里见过这么威严粗暴的敬酒？！那种局面下，别说是一杯白酒了，就是一杯毒药我也只能咽下去！心一横，我端起酒杯就一口咽了下去。顿时感觉一团火从嗓子烧到食道，又沿食道烧到胃里，热辣辣的呛得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看在我实在不会喝的份儿上，这场欢迎宴没有再逼我喝酒。后来我才得知，前线这种彪悍的饮酒方式非常普遍，到达前线的当天，我们所有分配到各个部队的男同学都被灌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因为当时138师正在酝酿9月份的拔点作战，师医院要加强位于芭蕉坪的前沿救护所的力量，为了送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上前沿，第二天晚上吃饭时开始喝“壮行酒”。这次喝的倒不是白酒了，而是当时云南特产的小香槟，喝起来口感甜甜的，跟汽水差不多。一来因为前沿救护所要比师医院更加危险，此去不知会遇到哪些状况，心里还是有些决绝；二来嘛，这小香槟的口感让人完全忽略了它其实是酒！当时不知深浅的我端着吃饭的铁缸子去和其他人干！喝着喝着，我开始发现我的脑袋好像不对劲了，一种我从未感觉过的脑袋发木，我不停地拍头、摇晃脑袋，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怎么了。头越来越沉，于是我决定回宿舍。师医院的女兵宿舍是在山顶的最后一座木板房，在上山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所谓“脚踩棉花”是什么感觉。跌跌撞撞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没有多久，我就开始呕吐，随后就是头疼欲裂……。我当时还以为自己生病了，随后其他人告诉我，我这是喝醉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酒精的威力！

第一次感受什么是战场

来到芭蕉坪的第二天，救护所所长就安排了我值班。清晨，一起来前线被分到侦查大队的肖建斌来和我辞行，他要跟着侦查大队出任务了。知道他们出任务很危险，我一遍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后他就一身大汗的跑着送来了第一位伤员。伤者是侦察大队的一位干部，在外出侦察的过程中不慎踩了地雷，地雷爆炸的结果将他的右腿从足跟部炸断，右足跟被炸飞，送来时上面扎着止血带，下面的残足还连皮带肉的跟腿部相连。在学校时我们学习的清创是用狗为模型，人为制造伤口，涂上紫药水代表坏死的肌肉组织，然后我们剪去这些组织，完成清创过程。如此刻板训练出来的军医，第一次面对这样恐怖的创伤，显然完全不知所措。我立刻叫来了所长，我以为伤口的处置一定是像教科书中教的那样，先清洗，然后消毒，再在麻醉后无菌情况下开始清创。谁知道所长拉开抽屉将一把我们平时用来剪纱布的黑呦呦的大剪刀递到我手里，简单命令到“给他剪下来” ！接到这样的命令我完全懵了，我无法想象要用那把普通的剪刀来做残肢的离断。一手拿着伤员那血肉模糊的半只脚，一手拿着那把粗黑的剪刀，我开始小小翼翼地想把它剪下来，可这种和手术室做手术时完全不同的感觉异样地撞击着我的神经，剪着剪着，我开始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手也开始哆嗦，我竟然要虚脱了……。见我如此，所长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就像剪切猪肉一样将伤员的残肢一把剪了下来！那位伤员身高1.8米以上，在所长剪下去的瞬间他痛苦地嚎叫着一下子从担架上蹦了起来，那个瞬间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也让我活生生地明白了这就是战场！

九月里的一天，因为连日阴雨，将芭蕉坪救护所通向后方师医院的道路冲断了，无法再完成伤员的后送。这天下午我收治了一名伤员，小战士是山东菏泽人，刚刚19岁，因为一块弹片击中右胸部，导致血气胸。我为他做了胸腔闭式引流，即将他胸腔内的出血引流出来。第二天早上我惊骇地发现他出血严重，引流出来的血液整整装满了一脸盆！我赶紧报告所长，随后给后方医院打了求救电话，一名胸外科主任和一名麻醉师冒着细雨趟着泥泞步行近20公里从师医院赶到了救护所，在救护所极为简陋的帐篷中我们为这个小战士做开胸手术。术前我和麻醉医生起了争执，因为这个小战士大量失血，我希望先输血改善休克然后再手术，可因为他们只带了800毫升鲜血，又没有现场配血的措施，麻醉医生坚持先手术，术后再输血，以免输入的血液在术中丢失。做为一名刚刚毕业的见习医生，我没敢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麻醉后我给那位主任当助手开始手术，胸腔刚刚打开，就看到那颗心脏颤抖了一下就停止了跳动，主任立刻开始进行胸内心脏按摩（即用手直接挤压心脏），1分钟、2分钟、5分钟……，伴随时间的推移，主任说不行了，停止抢救吧！在一旁的我不甘心啊！我开始接替主任继续心脏按摩，我持续地挤压手中的心脏，渴望能够出现奇迹，直到一颗滚烫的心在我的手中一点儿、一点儿变凉了……。那么年轻而又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眼前、在我手中活生生地逝去，带给我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位小战士的牺牲多年来一直是我心里的痛！如果没有因下雨冲断道路，如果后方带来的血液再多一些，如果我们的前沿救护所能够紧急配血，这个小战士也许就不会死。甚至我会想，如果我当时再勇敢一点，坚持为他先输血改善休克状态然后再手术，是否他就不会死在手术台上？

第一次写遗言

进入九月中旬，每个人都知道部队正在酝酿拔点作战，气氛日趋紧张，只是作为普通士兵，我们并不清楚这场仗会在哪天打响。救护所所长已经就战斗打响后每个人的任务做了安排。我分到的任务是第一时间为伤员做分诊以及负责伤员后送。那几天心里一直沉甸甸的，走上战场后可能会面临牺牲，这种可能性再一次变成大石头压在心口。我和父母之间一直非常亲密，自不足17岁参军开始，始终维持着每周与父母通信的频率。我在参军后遭遇到的所有困难、迷茫、欢乐和进步，都会毫无保留的跟父母分享。1980年我离开北京去广州上大学，父母也因工作需要去了我国驻南美的秘鲁使馆。我们之间的通信变成了每个月仅能通过信使带一封信，个人邮寄信件是不允许的。这次上前线，我没有敢告知父母，我怕远隔重洋的他们为我担心。所以头一次我对父母撒了弥天大谎，我谎称毕业后我要留校几个月，帮老师搞流行病调查，在此期间我会在国内各地调研，地址不固定，所以父母的信件依旧寄回广州，我请学校的同学帮我代收，然后转寄前线给我。我给父母的信件也是先寄回广州，由同学再帮我寄到北京外交部信使处。我无法想象，在父母毫不知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倘若我“壮烈牺牲”了，我的父母该会多么难过！我给我的兄嫂写信，郑重叮嘱他们倘若我有万一，请他们一定要代我照顾好父母的晚年。我也给父母写了一封告别信，大意是让他们不要难过，要为我骄傲之类的豪言壮语……，这份人生遗言事后像玩笑一样被我轻松撕掉了。

第一次遭遇炮击

来到前沿，几乎天天听到炮声隆隆，尤其是临近9.23战斗之前，每天晚上的炮击常常响一夜。当然了，这都是同屋的战友告诉我的，因为我睡眠很死，这些炮声并不足以惊醒我，这种睡觉的本领让她们非常羡慕。

我们在芭蕉坪的救护所是位于山脚下的一幢建筑，由于大山的掩护而得以幸存。这所建筑原本呈工字型，只是其它部分都被敌方的炮弹炸毁了。我在救护所期间芭蕉坪还遭遇过一次炮击，唯一的小卖部被炸了一个大窟窿，厕所也挨了一炮。听到厕所被炸，说实话心里有些紧张了，特别是想象倘若在上厕所时被炸上天或掉粪坑里的情景，就感觉格外瘆人。同屋的王医生见我紧张，让我猜一下“炸弹落到粪坑里，打四个字”，我猜不出来，她告诉我说是“激起民愤（粪）”，哈哈大笑中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很快我们就迎来了9.23（9月23号）战斗，那天我负责伤员的后送任务。战斗是凌晨打响的，刚刚吃完早饭第一批伤员就送来了。我第一回后送的是轻伤员，当时一辆大卡车上可以固定四部担架，从芭蕉坪到坪寨接近20公里的石子路，一路上颠簸不堪。我们护送的人是站在卡车中，经常颠得蹦起来头盔撞到车顶上，可想而知那些伤员在这种状况下该多么痛苦！第二回后送的是名重伤员，用的是面包车改制的急救车。当时我们救护车离开芭蕉坪不久就经过了我军的炮阵地，我军的火炮也正在发射，感觉好像离开炮阵地没有多远，就听到咣地一声巨响，我完全下意识地趴下了身体，恰好挡在了伤员的头部，紧接着就感觉什么东西砸在了身上。等我睁开眼睛，吓了一跳！我们的救护车一片狼籍，目光所及车窗都碎了，有的窗框掉了下来，大量泥块崩入车内，尘土四处飞扬。我赶紧检查了一下身边的伤员，还好，除了身上的土，并没有其它伤口。救护车的司机当时完全吓傻了，前挡风玻璃也全没了，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问他受伤了吗？他摇了摇头，我立刻大吼到“那还不快跑！”，他才如梦初醒，一踩油门赶紧跑。等我们顺利到达师医院，我看到驾驶员脸上多处擦伤，再看看我们救护车的惨相，真是为我们的幸运长舒一口气！可惜的是当时光顾着逃跑了，竟然没有好好看看炮弹到底落在哪里了。这也是我在前线唯一一次遭遇危险的后送。事后我站在救护车旁让别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留念，照片中的我看着一脸傻笑，当时的确为自己的幸运乐傻了。

一起上前线的四姐妹

前沿救护所所在的芭蕉坪遭遇炮击，小卖部被炸了一个大洞。

后送伤员遭遇炮击，事后在破损的救护车旁合影傻笑。

与王晓华医生、向红、匡红一起在芭蕉坪我们的住所门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