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民盟

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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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神州，改革开放大潮奔涌而来，各行各业焕发蓬勃生机，民主党派也迎来了复苏发展的崭新春天。

1982年3月，我参加了民盟中央的招聘考试。考场里共有三十余名考生，多是三十岁上下的高校讲师、助教，个个意气风发。彼时这份工作的待遇格外诱人：不仅有清晰的晋升路径，还能分配王府井附近一套两居室。在八十年代的住房分配体系里，这份福利的含金量，丝毫不亚于如今白送一套市中心别墅。

于我而言，应聘还有另一层心意：想和这些高校老师一较高下。当年只因家庭出身，我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自认学识、能力并不输于他们。

笔试的命题作文是《论实事求是》。我略作思索，便提笔一气呵成，全程一字未改，提前半小时交卷离场。一周后，民盟中央组织部的电话打来了——我顺利被录取，还是此次招聘唯一的录用者。

入职之事，我并未向原单位挑明，只想趁着暑假先去实地体验一番。民盟中央的办公地，坐落在美术馆对面的东厂胡同，这里曾是陈诚的私邸，一座藏于闹市的深宅大院。院内雕梁画栋、花木扶疏，假山映着池水，尽显雍容雅致，气派非凡。

办公环境更是超出想象：宽敞明亮的房间，硬木雕花门窗，枣红色地板上铺着厚实的羊毛地毯，每人一张独立写字台、专属文件柜，空调、暖气一应俱全。在物资尚不富足的八十年代，这般配置堪称奢华。报到后，我被分到政策研究室，负责档案文件的收发、整理归档。

彼时民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主党派，四万余名成员多是教育、文体界的知识分子。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积压的各类文件堆积如山、杂乱无序，塞满了数个文件柜。凭借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我仅用一周就完成了全部梳理分类，搭建起完整有序的档案库，编制了清晰的检索目录，可按文件类型、年份、部门快速查阅。组织部张部长对此连连称赞：“好几年了，就缺你这样懂专业的人来理顺这些资料，真是多亏了你。”

可入职没多久，我便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偌大的办公室里，静得可怕，毫无生机。十来位七八十岁的老者端坐工位，终日沉默不语，一动不动，这里没有“黎明静悄悄”的诗意，只有日复一日、死寂沉沉的凝滞。

幸好，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同龄同事小赵，比我早入职三个月，和我对桌而坐。他不到三十岁，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模样斯文。同为年轻人，我们很快熟络起来。

我压低声音问他：“这办公室怎么死气沉沉的，一整天都听不到几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赵同样轻声作答：“这些老先生，1957年都被划为右派，落实政策后安置到这里，算是一份晚年归宿。历经数十年的风雨磋磨，反复改造，他们身上的锐气、精气神早就被磨没了。”

我恍然明白，又追问：“就这么整日枯坐、一言不发，也太压抑了吧？”

他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我若不是盼着能分到那套两居室，早就离开了。”

我环顾整个房间，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洒进来，光线昏沉。老人们垂着眼睑、面无表情，如庙里的泥塑一般，昏昏欲睡、纹丝不动。一次去打开水，我轻手轻脚走过一位老先生身后，竟见他全程只做一个动作——反复抠着自己的指甲，枯坐整整一个小时，直到下班。

那一刻，我心底只剩惶恐与窒息。置身这样的环境，终日伴着一群麻木沉寂、毫无生气的老者，我仿佛被困在无形的牢笼里，再待下去只会被这份死寂吞噬。我下定决心，逃离这里。我悄悄收拾好个人物品，和小赵轻声道别，转身离开了民盟中央的深宅大院。

这里有旁人艳羡的晋升机会，却并非我所求；这里有精致奢华的办公环境，有梦寐以求的两居室，可于我而言，没有自由、没有活力、没有鲜活气息的地方，再优越的条件，也不过是一座金丝编织的牢笼。

几天后，民盟组织部的电话再次打来：“小高，这两天怎么没来上班？”

我只好找了个托词：“张部长，实在抱歉，原单位扣着我的档案，不肯放人，实在没办法。”

电话那头，张部长满是惋惜：“你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出色，大家对你评价都很高，我们正需要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接下老同志们的担子，你再好好斟酌斟酌。”

挂掉电话，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底满是解脱。我生性向往自由、偏爱热烈，追求天马行空的心境，根本无法适应这份沉闷压抑、死气沉沉的安稳。

纵然，这里有优渥的待遇；纵然，这里有光明的前程；纵然，这里有人人渴求的住房，我依旧选择转身离开，奔赴属于自己的鲜活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