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立禅

我的童年

王益民20260630

我1955年生于广东省万宁县新民社，据父母说新民社是当时广东省的一个先进单位。新民社蒸香茅油的水冷先进技术，被广东省编成书推广。新民社社员的工资每天达到1.2元，比兴隆华侨农场的工资每天8毛钱高的多。1951年一帮马来亚难侨，在广东省侨委干部的带领下，在海南区万宁县兴隆太阳河中段右岸落户开荒种植。主要种植热带经济作物，他们采用以短养长的战略，开始种植番薯木薯竹薯香茅香根荔枝龙眼可可咖啡香蕉杨桃菠萝蜜，后来种植胡椒橡胶椰子槟榔油棕等等热带经济作物。新民社由一帮马来亚难侨组成，开始是单干，后来组成初级社，再后来组成高级社，有40多位社员，除了土地以外，有总价值40多万元的作物和生产资料。最终新民社社员，在吴坤奚和杜考清两位兴隆华侨农场干部动员下与兴隆华侨农场合并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大概在三岁时，母亲在小河里洗衣服，我自己过小木桥去涂伯家，结果涂伯家的大黄狗从对面冲过来迎接，我没站稳就从三米多高的桥掉到河里去了。母亲快步冲过来把我抱起，重新换衣服再送我到涂伯家。还有一次我跟母亲去菜园，妈妈摘菜的时候，我去抓小虫子玩，结果浑身发痒，后来妈妈去摘一种气味很浓带有小黄花的草药煮水给我洗澡才止了痒。我家是一间简陋的茅草房，墙是由许多小竹子围起来的，完全通风透气透光。幼年的时候父母出去劳动，我就和我家的狗狗爬在床底下的狗窝里玩，斜阳常常透过竹墙照在我和狗狗的身上。屋外成群的鸡鸭鹅在啄木薯吃，时不时传来鸡鸭鹅忽大忽小的叫声。

1958年新民社合并兴隆华侨农场，新民社社员全部从单家独屋，搬到附近的兴隆华侨农场生产队，取名为新民队，后来也称四区三站和35队、35连。我父亲从新民社社长变成新民队队长。记得第一天晚上，三岁的我借助月色到人多的场合凑热闹，结果转眼就迷了方向找不到家在哪里，大我一点点的邻居，郑永清和郑永萍两姐妹告诉我家的方向。据父母说，新民社合并到兴隆华侨农场，物质生活就变得相当匮乏了。在新民社家家都有自留地，家家户户种有吃的作物，养有各种的家禽。在兴隆华侨农场就惨了，住的是军营般的茅草屋宿舍，没有种植自留地，没有养家禽，一律听木鼓声就到食堂排队买饭。军队般的管理，听到钟声出工，听到钟声收工，晚上常常还要听钟声开会。只是那军营般的驻地，比远远一间的单家独屋热闹的多了。

新民队有幼儿园，只记得有一位阿姨叫蔡炳兰，其他的阿姨都忘记名字了。有一天下午，我跟着其他大一些的孩子冲出幼儿园，第一次到新民队与永丰队交界旁边的小河里洗澡，我一下就冲到淹没了我头顶的水里，幸好我会一点一点的往浅的河边跳才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就这样，我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游泳。我会潜泳、蛙泳、踩泳、自由泳，而且可以在河里玩上一天。

1960年我父亲被调到兴隆华侨农场五管区当副主任，全家随迁到五区41队居住。那里也是军营般的住宿区，我在五区小学念一年级，第一任老师是邻居邹任招，她教的第一节课，就是让我们在作业本上点一行铅笔点。接着就是教写12345，我只会写一个1字，2字都写不来。在兴隆华侨农场五管区，我常常被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欺负，我也很快学会了打架。第一次是被一位比我大很多的张开武欺负，当然我也进行了反抗，第二次是被一位叫温文辉的撕烂了书本，我也把他的脸抓烂了，第三次是与刘伯武打架，我把他摔在鱼塘坝下，他喊哥哥来打我，我就先逃走了。有一位叫韦应生的比我大的多，他看我家里有鱼钓，便常常约我去钓鱼，他不但常常偷我的鱼钓，还趁我不注意时把我摔在地上取乐。有一次我猛然打了他的背一拳并立即逃跑，他在后面拼命追，我突然停下来伸出一只脚，把他狠狠的绊倒在地上。有一次我钓到了一条大鲫鱼，他硬是要分一半去，他说不分给他一半他永远不和我玩，我只好分给他一半。

由于在兴隆华侨农场五管区实在住不惯，母亲又带着我们四兄妹，回到四区新民队居住。我和弟弟要到四五公里以外的四区小学读书，也是常常被大一些的孩子欺负以至打架，只要听到弟弟妹妹的哭声，我就要去与人打架。十岁以前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打架中度过的。但是同学们还是会选我当班主席，每天上课时负责喊起立和老师好。

1964年四清运动以后，新民队办起了一所小学，记得老师有杨友兰、邓文央等，后来有梁木泉、巫志强、蔡桂英、叶慧英、陈慧云、宁凤屛、黄玉英等老师。至今，老师们的音容笑貌还在心里。学校教室是茅草木柱盖的，从老师住的学校茅草房，到去生产队买饭洗澡的食堂澡堂大概要走一公里的路程。唉，老师们当年确实是够辛苦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被兴隆华侨农场组织科，派往海南区琼海县彬村山华侨农场指导胡椒种植，父亲带着小弟弟一起到彬村山工作生活，母亲则在兴隆华侨农场，带着我和二弟还有小妹妹一起生活。生活特别的艰苦，由于粮食不够吃，母亲每天只能吃野菜和粥水，把浓一些的粥留给我们三兄妹吃。有一次我高烧不退，母亲背着我来回走约10公里的山路到四区卫生所看病。卫生所的药没效果，后来是我叫舅婆（杨莲姐）的杀了一只大公鸡，用鸡毛煮水给我洗澡，用鸡毛搓我的身体，搓出许多猪毛式的白色长毛，洗好澡后高烧就退下去了。

有一次母亲由于中午要加班割大芒完成义务劳动，就让妹妹去生产队办公室会计余仲奇那里领饭菜票，妹妹回来后把领到的饭菜票放在桌面上，结果母亲回来时一看，妹妹领回来的饭菜票，只有菜票没有饭票。于是母亲只能亲自到回办公室找到会计余仲奇，要求他清理一下饭票，看看有没有多出来的，好还回我家一个月的饭票。结果会计余仲奇不但不给清算，还把母亲数落了一顿。那一个月，我们全家就只能靠吃野菜充饥了。

邻居邓国兵比我大一点 ，他喜欢和我玩但常常欺负我。有一天我俩放学后从五公里远的学校回家。由于肚子饿走不动，我们便躺在腰果树下休息，32队的腰果园是兼种番薯的。忽然，我看到不远处一株紫色的番薯笋，激动的喊了一声有番薯！邓国兵听到有番薯，猛然把我推开扑到前边一把抓过番薯笋，结果一看这只是一片五分钱大小的番薯皮，邓国兵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忍不住把番薯皮塞进嘴里吃了。

郑伯兔是我童年大哥，他常常带我去永丰山採兔草，童年时代我们最多玩的是捉迷藏、打尺棍、飞烟盒、玩冲锋、跳方格、弹玻璃珠。还有抓一种叫豹虎的小动物，然后放这个小动物打架，谁打赢了谁就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抓到的豹虎，打赢了全新民队最凶的邹子光的豹虎。郑伯兔知道后，要我把全队最凶的豹虎给他保管，结果第二天他告诉我，那只最凶的豹虎不见了。这件事让我伤心了好几天。

我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人。记得有一次台风天的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趁天还没黑就回到了老归侨才能分配到的，约有16平方米的砖瓦房里避台风。台风夹着大雨一阵一阵吹的很猛，大约在9点钟左右，母亲听到屋外有人说话的声音，母亲估计是有人的房屋被台风刮倒了，走到我们屋外的走廊避风雨。于是就开门让那些人进来家里避风雨。进来的人是印尼新归侨梁崇建、梁崇伟、梁崇俊和蓝月兴、蓝星兴五人。家里共有两张床，母亲把大床让给他们两家五个人睡，我们一家四人睡在一张小床。

记得有一年过年，母亲蒸了一笼年糕，徬晚年糕蒸熟放凉后，母亲切下一块，叫我送去给远处独住的一位阿婆吃。这位阿婆是黄金华的母亲，她的眼睛盲了，还患有肺痨病。阿婆一天到晚，只能在孩子黄金华搭给她的小茅草屋里呆着。我们经常听到她喊“金华，你还不来看我啊？现在几点钟了，我还没吃饭呢！”平时母亲是叫我妹妹给阿婆送吃的，今天是我送年糕给阿婆。阿婆就问我：“你是谁？谁的孩子呀？”我告诉阿婆我是阿民，是王东针黄南姐的孩子。至今，我耳边还常常会听到阿婆的声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半工半读的，由于父亲是干部，我因此不能加入红卫兵。后来被大我一些的童年，也是因为父亲被批斗，而不能加入红卫兵的小鬼头蓝日兴、梁崇建，拉去和一帮半大不小的童年，组成了一个叫小老虎司令部的战斗队，蓝日兴自任司令，梁崇建自任付司令，我们一伙人霸占了新民队的文化室，文化室那里有很多的图书和小说，我在那里读了很多的书。图书《三国演义》等连环画，我在幼儿园就看过了。其实在小学三年级，我就已经开始读小说《南方来信》、《星火燎原》、《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选集》。还读了《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红旗谱》、《红岩》、《野火春风斗苦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破晓记》、《高粱红了》、《静静的顿河》、《逐鹿中原》、《云雾山中》、《青春之歌》、《奇袭》、《水浒》、《红楼梦》、《艳阳天》、《欧阳海之歌》、《董存瑞》、《铁道游击队》、《黄继光》、《把一切献给党》、《金光大道》、《星云假说》、《趣味数学》、《十万个为什么》等书籍。

在新民队小学读书时，由于家里太穷，我9岁就参加小鬼组半工半读了。包干铲一棵橡胶草只有一厘钱，在小鬼老人混合组平工分常常看老人吵架，记得我最多的一个月做过1.5元。在小鬼组，我也是常常被欺负而与人打架。小鬼头司令蓝日兴和副司令梁崇建，为了获得生产队的好评以至能出人头地，常常带我们去学雷锋做好事义务劳动，我们种过很多的花生番薯木薯防风林和大片的竹林。由于肚子饿，我们常常去抓鸟、抓鱼、找蜜蜂、採野果，挖生产队的番薯木薯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偷偷跟武装连的人学武术，我练过飞刀，最远能在六米中靶。我会打铁制匕首，有一次司令蓝日兴和副司令梁崇建，要我跟他们去32队打一个叫张牛仔的人，我不愿意去。司令和副司令说，你不去就把匕首给他俩用，否则以后就不要我跟他们玩了。无奈之下，我把匕首给了他们俩。谁知道徬晚他俩回来告诉我，那把匕首被更大的人，叫冯燕谋的给抢去了，抢的时候还把副司令梁崇建的屁股割一道伤口流了好多血。还好没出人命，否则我的后半辈子就不知道是怎样的了。

何见光是比我大一些的小朋友，那时候生活很苦，缺吃少穿的。何见光常常带我去打猎和偷东西吃，有一次晚上带我和许甲先，去生产队菜地偷西瓜，结果把我叔伯哥哥王逸生的种子瓜偷了。第二天，我逸生哥专门找到他，带他去吃西瓜把西瓜核留下。何见光一个人生活没钱吃饭，想要生产队补助但又不会写报告，是我帮他写报告交给队长成克养，每个月可以领到五元钱生活补助。小学没毕业何见光就去通什当兵了，给我留下了那支每个月我帮他写补助报告的钢笔。

邻居叶繁昌比我小一点，我们曾经打过架后来是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家聊天，忽然进来一只狗，叶繁昌眼明手快，一把抓住那狗的后双腿就往地下摔，几下就摔死了。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杀了煮了叫朋友吃。他煮了一大锅狗肉，叫来许多朋友，曾经的司令副司令蓝日兴梁崇建也来吃了。鬼才知道那只狗，竟然是梁崇建爸爸养的。

在新民队小学我们会自己理发，学校有一把理发剪，我和吴顶争互相理发，还给同学们理发。我带着吴顶争、吴新文等同学自己做模型，熔铝制作皮带扣。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我会做许多小朋友不会做的东西，吴顶争等小朋友都把我看成是科学家了。后来吴顶争远远超越了我，他不但会熔铝做模具，读高中后还会做矿石收音机，会做发电机等等。吴顶争考上了福建华侨大学，毕业后从事专修道观寺庙的工程师。据说吴顶争的孩子更厉害，是数学家在美国的学校工作。

1971年我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五营中学读初中，初中一年级我们大部分时间半工半读，在学校农业基地劳动。我们初中二年级共有120多人，分为三个排。严金莲是一排排长、陈伟才是二排排长，我是三排排长。在初中读书，我和一排的吴顶争、二排的刘锦玉，是全年级读书成绩最好的。吴顶争是一排的尖子，刘锦玉是二排的尖子。吴顶争和刘锦玉是数理期末考100分，我是政治英语100分。后来吴顶争和刘锦玉，都去读大学都出息了。读完初中二年级，由于父母身体不好家里实在太穷，我就没有继续读书了，把机会留给弟弟妹妹。校长林虎找到我，要把我留在小学做老师，他说留在学校还有机会继续复习，以后你再去读大学。但二师八团五营的领导，因为五营直属小分队食堂没人养猪，硬是把我扣下来养猪，不让我到小学做老师。我也因为做老师粮食只有26斤，做职工粮食还有40斤而作罢。我养了约一年的猪，又被借调去二师八团武装连工作，后来又被调回新民队，在新民队担任团支部书记，1975年任政治副队长，以后做了四十年的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