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轶事（八）‍——组长归队

流年

维和轶事（八）

——组长归队

送信后的两天，日子像被晒干的泥块，焦灼而凝固。我们沿着同一条巡逻路线反复碾压着车辙，也两次踏进罗博少校那充盈着玛萨拉奶茶香气的小木屋，可那封关乎局势的信件，却像那焦灼而凝固的泥块投进了无底深潭，化在了水中，连涟漪都不曾泛起。每一次归队时，夕阳都拖着我与阿西姆的影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拉得老长，长到赶不走，甩不掉。

第三天晚上，当我们的车驶入驻地，一眼便看见莫里的吉普车静静泊在高脚屋下。翻译高尔正半个身子探进后备箱，吃力地往外拽着什么——那场景无声地宣告：组长回来了。

我刚把车熄火，头顶便传来沉闷而有力的脚步声。“咚、咚、咚”，每一步都像木槌叩击着战鼓，踩在陈旧的楼梯板上，好像整个高脚屋都在晃。一个大胡子身影从楼梯口出现，径直向我们走来。

那是亚历山大中校，来自保加利亚陆军，四十出头的年纪，脸膛瘦削，眼窝深陷如两口古井。两道目光从那里射出来，凌厉、沉静，仿佛能直接洞穿人的五脏六腑。他走路带风，瘦俏的身形裹着结实的肌肉，握手的瞬间，我感觉到一股硬朗的力道从掌心传来，那是只惯于玩枪弄炮的手。

“我是亚历山大中校。莫里上尉已经跟我提过你们了，欢迎两位新组员！”他咧嘴一笑，两排亮晶晶的牙齿从浓密胡须中露出来，下巴上一绺足有十公分长的胡子随着他爽朗的笑声上下抖动。夕阳映在他的白牙上，恍惚间，我竟想起了小说《斯巴达克斯》里那些披着兽皮的角斗士——粗犷，却带着危险的优雅。阿西姆和我连忙报上姓名，感觉亚历山大的气场有一种压迫感。

“Horb Bai!”保姆阿兰在楼上喊着开饭。晚餐是一人一块煎至十分熟的牛排，配一大盘裹着番茄酱的意大利面。或许是久未沾荤腥，那牛肉的焦香竟比正宗西餐厅的还要诱人。中校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红葡萄酒，瓶身上的法文标签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幽光：“联柬总部免税店淘来的，拉图嘉利干红，配牛排正好！来，拿杯子来！”他朝阿兰一摆头，单手比了个举杯的手势，眼神里还带着泰国度假余留的轻快。阿兰心领神会，转身从柜中捧出几只晶莹剔透的葡萄酒杯。看来，我们的组长还是个懂生活的美食家。

阿西姆眼珠子骨碌转了两圈，脸上堆着笑，却把酒杯轻轻推开：“长官，我是穆斯林，不能沾酒。你们喝，我不碍事。”

酒香弥漫开来，牛排的油汁在齿间迸溅。中校兴致很高，眉飞色舞地讲着芭提雅海滩的疯狂、普吉岛落日下的旖旎，仿佛度假的余热还在他血液里流淌。然而就在这时，阿西姆突然插了一句：“长官，您休假这几天我们……”话音未落，中校脸上的笑容像被人猛地揭走的面具，瞬间褪得一干二净。他搁下酒杯，目光骤然锋利：“哦，阿西姆少校，这几天是你在负责？说吧，什么情况。”方才那位谈笑风生的度假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即将披挂上阵的军人。

阿西姆清了清嗓子，腰板挺得笔直：“长官！您休假期间，我先去战区司令部接回了刘少校，随即全面展开工作。我安排修好了发电机，确保全组生活不受影响。巡逻途中遭遇红色高棉与政府军交火，我主动率队深入调查，及时向战区呈报了形势报告。我还遵照战区指示，亲自执笔给红色高棉送去信函，目前正等候对方回音……”他说得滔滔不绝，嘴角甚至泛起了兴奋的白沫，俨然一位刚从火线凯旋的英雄！

而我嘴里的那块牛排，一瞬间变成了红酒瓶上的软木塞——干涩、无味，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他把我做的、他曾百般阻挠的，全部翻转成自己的功劳！我见过夸大其词的人，见过抢功邀赏的人，却从未见过能当着知情者的面，如此理直气壮、如此面不改色地编织谎言的人。法国上尉对具体内情一无所知，正专心致志地对付盘中餐，红酒的汁液挂在他唇边。此刻，整张餐桌上，只有我一个人握着全部真相，却被当成了空气。阿西姆显然低估了这个中国军人的沉默——他不知道，那份沉默里压着怎样的惊愕与愤怒。

翌日清晨出发前，我走到亚历山大中校的车窗前，压低声音：“长官，我有话需要单独向您汇报。”他点了点头，示意我上车。于是，在发动机低沉的轰鸣中，我将修发电机的波折、巡逻途中红色高棉偷袭政府军哨所的事件调查并向战区报告的始末、给红色高棉写信送信的全过程，以及阿西姆如何要求我调转车头，临阵退缩，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中校静静听着，指节在方向盘上轻轻敲击，目光始终望着前方尘土飞扬的路面。末了，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质疑，只有一种老兵特有的了然，闪着睿智的光。

当日，亚历山大便重新调整了编组。他原本固定与莫里上尉同车巡逻，如今改为我和莫里一车，莫里驾驶；阿西姆则与组长同车，由阿西姆掌方向盘。我瞥见阿西姆上车时，眼珠子又不安地转了转，像只嗅到陷阱气息的狐狸。

仅仅过了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交火便印证了我的汇报。那是清晨，我们刚发动引擎准备出发，村里警察所的一名警察连滚带爬地冲进驻地，脸色煞白，喘息粗重：“村东开阔地……政府军和武装警察营对峙上了，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亚历山大一声令下：“全体上车！目标事发地！阿西姆，你来开车！”阿西姆脸色一僵，眼珠飞转，却只能咬牙点火，踩下油门。

车在一片开阔的稻田边戛然而止。视野中，长约两百米、宽约五十米的地带如同一个天然的决斗场。一侧，政府军士兵肩扛火箭筒，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弹头指向对面；另一侧，武装警察同样架好了武器，阳光在金属外壳上折射出刺目的寒光。空气像被抽干了水分，稻田里的蛙鸣也骤然死寂。亚历山大一挥手，带领我们径直走向两股武装力量的正中央——那是死亡最密集的交叉点。

“联合国的人请回避！这里要开战了！”军队那边传来粗哑的警告，话音未落，只听“轰——轰——”两声巨响撕裂了早晨的宁静！火箭弹拖着尾焰从两侧同时飞出，灼热的气浪卷着泥土和稻穗的碎末扑在脸上，呛得人眼睛生疼。

所有人都匍匐卧倒，尘土中只见蜷缩的身影。唯有三个人站在中间——亚历山大、莫里和我——我们三人直挺挺地立在两股火力的正中间，像三枚钉入大地的钢钉。脚下的大地在爆炸中震颤，耳膜被声浪挤压得嗡嗡作响，我的心脏狂跳得像要撞碎肋骨，手心全是冷汗，膝盖甚至微微打着颤。但我没有动，也不能动。退一步，是军人的耻辱；退一步，是给祖国蒙羞。那一刻，脑海里只剩下一个灼烫的念头：我是中国军人，我身后是五千年山河，决不能后退！

然而——阿西姆不见了。

我余光扫过身侧，本该并列的四个位置，此刻只剩三个。远处稻田边缘，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猫着腰往树丛方向疾走。我知道他会这样，如同那次要我调转车头。人，在这紧要关头，本色凸显。没人喊他回来，这里没有命令，观察员是非武装的军人，是军事外交官——联合国也从不会苛求维和人员在枪口前赴死。

双方互射了二十余发火箭弹，弹道都高高掠过对方头顶，分明是示威而非歼灭。我们三人始终矗立在弹片横飞的中央，嗓子喊到嘶哑，一遍遍喝令停火。终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稀疏下来，最后归于沉寂。经过交涉，内讧的起因不过是驻地划界的鸡毛蒜皮，双方都隶属洪森政府，纯粹是兄弟阋墙。我们将情况上报战区，很快，两边各自收兵脱离接触。

当硝烟散尽，稻田重归平静时，阿西姆从远处一片矮树林后慢慢走了出来，衣裤沾着草屑，神色闪躲。亚历山大盯着他，声音平静得让人发冷：“阿西姆少校，刚才你在哪里？”

“我……我去那边小便了。”阿西姆眨了眨眼，目光飘忽。

回到驻地，组长把我叫到一旁，忽然冲我眨了一下左眼，嘴角浮起一丝只有老兵才懂的狡黠：“你知道人什么时候尿最多吗？”

我们会心一笑，不需再多一个字。

从那以后，但凡有风吹草动的危险任务，亚历山大必定带着阿西姆同往。于是，那位曾经舌头抹油、眼珠轱辘转的阿西姆少校，整日眉头紧锁，眼珠干涩得再也转不出从前的机灵，只剩下沉重的忧郁和度日如年的煎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