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衡方碑》

李进生

汉《衡方碑》朴茂雄强，方重满盈。一、关于《衡方碑》碑刻 《衡方碑》镌刻立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由朱登书丹镌刻，碑为隶书作品。 此碑原立于山东汶上县次邱乡中店村西南十五里郭家楼前。清雍正八年（1730年）次邱乡中店村遭汶水洪灾，该碑陷卧泥水之中。汶水洪灾后，由乡人郭承锡等人出资将碑从泥水中抬出重新立于村中。 1953年《衡方碑》移至岱庙炳灵门内陈列，1983年9月又移至岱庙碑廊。现为山东省重点保护文物，国家一级重点文物藏品。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拓本，拓本纵223厘米，横107厘米，拓墨精良。现存世所见最早拓本为明拓本，以碑文第六行“将”字未损及“南”字清晰等为考据特征。 《衡方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厚25厘米，碑顶为半圆型，雕刻了蟠螭纹（一种无角龙），碑额阳面刻有“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二行十字，字径9厘米，二行之间有竖格线，字体浑朴古雅。碑阳隶书23行，满行36字，共815字，字径4厘米。碑阴原有题名二列，字甚漫漶不清，据《翟氏隶篇》记载，当时可辨者23行71字。清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钱塘人黄易捶拓之后发现“故吏故民门生”等字最清晰，但现已全部漫灭。碑额下方有一穿孔（此孔叫碑穿，栓骡马之用）。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是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其所立的颂德碑。在碑文末尾有两行小字：“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 二、关于碑主衡方与碑文内容 《衡方碑》主人名衡方，字兴祖，东平陆（今山东汶上）人。其先本姓伊，祖先伊尹为商汤贤相，汤尊之为阿衡，后即以衡为姓。 衡方幼年聪颖好学，通晓《诗》、《书》，敦厚达礼。成年后郡州推举孝廉（非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备用人员），官拜郎中（相当于现代中央警卫局局长），历任即丘侯相、胶东令（相当于现在的县令）。后调任会稽东部都尉（相当于现在军队的师长），因奔母丧辞官守庐。期满后被桓帝征选为议郎（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参事或调研员），后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继调任颍川太守（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长）。后拜议郎、太医令（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长）、京兆尹（相当于现在首都的市长）。因其居官清廉，能剿奸扶正、兴利除弊，威名远震。后任命为卫尉卿，掌管门卫屯兵，守护皇宫。汉灵帝继位后，留任衡方为步兵校尉（相当于现在军队的旅团长），授予统帅六师的兵权。赴任十余日突患重病，于建宁元年二月五日病卒，终年六十三岁。 《衡方碑》碑文以骈偶文辞记述了衡方的祖先世系及生平政绩。碑文称其“能哲能惠，克亮天功”“謇謇王臣，群公宪章”。碑文以文词温润著称，文辞典重和缓，与书体风格相称。此碑自宋代欧阳修以来迭经著录，为汉代名碑之一。 三、《衡方碑》书法艺术分析 《衡方碑》是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从总体书风来看，其与《张迁碑》、《鲜于璜碑》、《景君碑》、《郙阁颂》等同属汉隶中古朴雄强一派。其书法以体丰骨壮、朴茂凝重而著称。其艺术特点体现在：“方”、“圆”、“重”、“满”。 “方”，主要体现在结体上。《衡方碑》的结体方正宽博，稚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仪态敦厚。这种方整的结体使《衡方碑》被公认为汉隶方整化的典型作品。 “圆”其用笔圆润温和、方圆搭配，笔画端正粗壮，圆强钢劲、势如磐石，在转折与撇、捺处尤见功力。 《衡方碑》的用笔细节上，线条粗重，收笔含蓄，展现出雄强朴茂的审美追求。清何绍基评其“方古中有倔强气”，“倔强”二字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此碑用笔中那种刚健不屈的精神气质。 “重”，主要体现在体势和气韵上。《衡方碑》讲究气势、古拙和力量，这是其最显著也是最为本质的审美特色。其结体下紧上松，粗壮古拙，虽笔力厚重却又不失妩媚之致。杨守敬《平碑记》评其“古健丰腴”，可谓一语中的。这种凝重浑厚的书风在汉隶中属于别具一格的范例，表面看似笨拙古老，实则蕴涵着深沉雄强的内在力量。 而“满”则主要体现在布局和形态上。整篇章法紧凑，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很少留白，行密字满，但又毫无局促壅塞之感。这种茂密的章法布局，使碑面呈现出一种充盈饱满的视觉效果。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评其“宽绰而润，密处不甚留隙地”，既点出了其章法之密，又道出了其气韵之畅，章法于平正之中存有欹斜之变。 四、历史地位与影响 《衡方碑》自宋代以来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宋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书中均有著录。至清代碑学兴起，《衡方碑》更获得极高评价。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断其“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认为此碑书风开启了唐代颜真卿楷书的先河。 因碑文较长，与《曹全碑》、《华山碑》并称三大长碑。方朔称其与《张迁碑》并称。杨守敬《平碑记》称其“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这些评价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衡方碑》在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衡方碑》对后世书法的影响既深且大。在书体演变方面，杨震方《碑帖叙录》指出，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洛阳书风尚方折，其源即出于此碑。在唐代，它不仅启迪了颜真卿的书风，唐初欧阳询的书法也与它有渊源关系。在清代碑学实践中，伊秉绶的隶书深受此碑影响；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的隶书得雄强博大之气势，亦均受益于此碑。明代文征明、清代孙星衍等亦曾学此碑。前人更有把学此碑作为医治书法“贫弱之病”、增强“豪纵之气”的方法。 《衡方碑》常与《张迁碑》并提，二者同属汉隶古朴雄强一派。《衡方碑》的张扬与开放、重顿与倔强，在《张迁碑》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敛。相较而言，《衡方碑》较《张迁碑》多了些许圆润，少了些险峻之感。两碑各有所长，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这种同中有异的风格关系，为后世学习汉隶提供了丰富的取法空间。 《衡方碑》作为东汉隶书的经典之作，以其“方”、“圆”、“重”、“满”的独特艺术风貌，在灿若繁星的汉碑体系中独树一帜。它既是汉代隶书成熟期的杰出代表，又以其雄强朴茂的书风开启了后世书法的新境界。 从东汉到北魏，从唐代颜真卿到清代碑学派，再到近现代书法大家，《衡方碑》的影响绵延千余年而不绝。正如清末党晴梵所曰：“汉衡方碑，沉雄茂密，汉隶之北宗也。”这份沉雄茂密、方重满盈的艺术精神，至今仍是学习隶书、理解汉碑不可或缺的经典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