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与尊严

王其益

美篇号：8333809

文/王其益

图片：来自网络

山是静的，人是动的。石阶一级一级铺上去，铺进云雾里，也铺进游人渐沉的喘息里。两个抬滑竿的汉子，一前一后，中间横一把竹椅，椅上坐着游客。轿夫的脊背洇着汗，粗布衫上晕开深深浅浅的渍痕。他们的脚步整齐，并带有一种沉沉的节奏感，竹杠在肩头吱呀作响，像一张用久了的弓，被反复拉满，绷着劲，也带着韧。

许多争论皆因这吱呀声而起。有人举起手机，镜头从轿夫湿透的衣衫摇向沉重的步履，再配上如泣如诉的音乐，视频被传到网上，舆论随之鼎沸。在镜头与配乐的渲染下，一些人看到的是人对人的压迫，仿佛旧社会的幽灵重现。同情与愤怒奔涌而出，犹如一种不需思考的本能。

可是，这种在背景音乐撩拨下近乎条件反射的愤怒，一旦与真实境况背道而驰，便沦为一种廉价的正义感。我们何不关掉那刻意煽情的声响，从吱呀作响的竹杠声中，听听它真正的诉说？那不是鞭子抽打皮肉的哀鸣，而是一个行当在肩头吟唱的歌谣，调子是重的，词却是寻常的。滑竿两端，一端担着轿夫的生计，一端托着游客的需求。一个付钱买服务，一个出力争报酬。倘若将此定为一种“压迫”，那么，写字楼里深夜加班的白领、手术台前站立数小时的外科医生、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他们又当如何定义？他们同样用劳动换取报酬，只是付出的形式不同。若因劳动形态的差异，就将轿夫的行业单独挑出并冠以被压迫之名，这非但不是同情，反而是一种建立在优越感之上的歧视性凝视。

市场经济的阳光早已照进深山。轿夫们清晨出门，先到景区管理处登记领工号，然后把竹椅擦得油亮，拿着明码标价牌，蹲在路边等生意。看见有意乘滑竿的游客，眼睛便亮起来，殷勤地迎上前。这和老北京胡同里蹬三轮的大爷、景区门口揽客的导游、直播间里喊哑了嗓子的带货主播，究竟有什么两样？

镜头善于制造悲情，也善于遗漏真实。那位博主把镜头对准轿夫汗湿的脊背，却避开了他们接过钞票时眼角的笑纹。他用凄恻的配乐，遮蔽了轿夫们真实的声音——收工后相约喝酒时的划拳声；用劳动所得给女儿买新书包时，那带着骄傲的讨价还价声；夜晚摁着计算器，盘算着再干两年就能翻盖新房时的欢笑声。这些声音，比任何配乐都更接近生活的本真。

我也坐过那样的滑竿。在三清山，两个轿夫围上来，一个介绍价格，一个拍着胸脯保证安全。我开始是拒绝的，并非吝惜那有限的退休金，而是被一种不切实际的仁爱绊住了脚——我怕自己成为那个“压迫人”的人。可走出几步后回头，看到他们瞬间黯淡的眼神，才忽然明白：他们需要的不是你这种不切实际的仁爱之心，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意，是靠力气挣钱的机会。于是我坐了上去。竹椅晃晃悠悠升起，山风从耳畔掠过，那一刻我忽然心安了。我成了他们肩上的一份重量，也成了他们今日的一份希望。到山顶时，我额外多给了每人二十块茶水钱，他们深深道谢，山风拂过他们汗水未干却舒展的笑脸。那脸上没有一丝被“压迫者”的卑微，只有获得劳动报酬后的坦然与喜悦。那一刻，我不是施舍者，他们也不是被同情者，我们只是同一条经济链条上各取所需的人。

设想一下，我付给轿夫们的工钱，将会流向何处呢？他们或许晚上会去镇上浴室洗去身上的汗渍，搓背师傅殷勤地招呼着他们；搓背师傅收工后，或许会去夜宵摊点吃碗米线；摊主在淡季也会歇上两天，带上家人去另一个景区放松一下，在那里，他或许会坐上同样的滑竿，享受被抬上山的惬意。钱就这样流动着，从一双劳动的手流向另一双劳动的手，像山涧的溪水，润泽沿途每一块石头。这便是经济的血脉，是无数普通劳动者彼此托举的、充满温度的循环。往大里说，叫拉动内需；往小里说，叫日子，叫活法。轿夫们并非是处在循环底端的接受施舍者，而是凭借力气，在这循环中赢得被尊重的一环。

而真正需要反思的，倒是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用悲情滤镜居高临下审视劳动者的人。他们把轿夫钉在“被压迫者”的十字架上，打着同情与正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选择职业的权利。或许在他们眼里，抬滑竿这样直接消耗体力的服务，似乎生来就不配成为一份职业；坐滑竿与抬滑竿，也被粗暴地定义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何尝不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轿夫的脊背是弯的，腰杆却是直的。他们用汗水换取收入，用劳动赢得尊严——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公平交易中反复确认的朴素道理。旧社会抬滑竿是被迫选择的职业，微薄的收入难以养活家人，甚至头顶上还悬着皮鞭。新社会抬滑竿是自愿选择的职业，辛苦过后能换来丰厚的回报，能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如今，许多景区里，轿夫们持证上岗，价格透明，有地方说理，坐滑竿就像叫一辆出租车一样寻常。这，才是真正的尊重。

山，依旧是静的；人，依旧是动的。石阶依旧一级级铺向云雾深处，滑竿在肩头继续唱着它的歌，吱呀，吱呀。这歌声里没有预设的悲音，只有生活的况味——咸的是汗水，甜的是收获，苦的是辛劳，辣的是烈酒，而那撑起所有滋味的，是一个劳动者用汗水换来的、不容被他人定义的尊严。

202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