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冯道

刘晖

电视热播剧《太平年》，给我们推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鄙视又敬尊、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一冯道。

翻开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一个分裂割据时代一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而五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历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一一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今河北苍洲人。观其一生，处乱世而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唐庄宗、明宗、愍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

祖、世宗，还曾效力于契丹，三入中书、四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数十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无论政权和皇帝怎么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顺风顺水，不但长年位极人臣，病逝后更被追封“瀛王”。

时至一千多年来，对冯道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哀一世。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斥责他“无廉耻”，范仲淹斥责他是“士者易主的代表“，司马光更骂他是“奸臣之尤”，他们奉行的“一臣不事二主”的忠君理论，认为冯道反复易主，丧失了士大夫气节。

然而同时代的后周宰相郑仁诲则认为冯道度量宏大，身处乱世而明哲保身，可谓大智之人。北宋的王安

石则认为冯道“屈身以安人“，是“诸佛菩萨行“。明代的思想家李贽，也认为冯道践行了孔子“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到了近代，钱穆、陈寅恪等著名史学家，更从文化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冯道在乱世中维持行政体系、保护儒家文脉的实绩。

那么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六朝、相六帝，其所作所为又很难让后人对其有相同一致的盖棺定论之调。究其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官不作为，圆滑以对。冯道认为，为官者应该“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探决，唯以应付为能事”。他在侍奉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

“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塘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但对于用兵之事，提不出良方妙计，展示了自知之明与原则性。乱世朝代，帝王最怕文臣勾结武将造反，冯道深知这一点，他从不插手兵权，不结交武将，不培植私人势力，只管文臣之事。因此，他这样说不仅不被怪罪，还消除了皇帝的戒心，反而深得石敬瑭的欢心。

处事不执着，见风使舵。其实，冯道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认识，他知道自己是当时极少数完整经历多朝，精通典章制度，熟悉朝庭运转的顶级文官，对每一位新上台的皇帝来说，杀了自己，朝堂政务立刻瘫痪，留着自己，就能快速搭建朝堂框架，安稳治国。因此，冯道认为处事不必执着于大德大义，在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不认死理，不较真，相机行事，善于权变，恰如其分地见风使舵，依俯于最有实力的

的当权者，尽已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遂逃往卫洲。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便“视其君为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五代十国乱世君主大多残暴嗜杀、横征暴敛，军阀掌权只知杀伐掠夺，无人体恤万民疾苦。冯道虽屡易其主，却为人宽厚，不拘小节，始终坚守初心，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更不媚上欺下，毕生所求唯有止战、宽税、安民。暴君当道

他冒死直谏，苦劝君主罢兵休战、轻徭薄赋；乱世荒年，他力主赈灾济民、安抚流民；朝堂浑浊，他为人清廉，独守本心，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一已微弱之力，护住乱世之中无数蝼蚁小民的性命。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回家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救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和布匹一概不受。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钱将她们赎回，寄放于尼姑庵中，之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

事主能隐忍，甘做附庸。五代政权轮番颠覆，多少旧臣随旧朝覆灭而死，以博得一个清史留名。唯有冯

道，一次次躬身新朝，一次次伏首新君。朝堂之上，他被同僚讥讽谄媚趋附、偷生苟活，被后世史书贴上“寡廉耻、无风骨“的标签。当世人都守着一君一姓苟活的小节时，而冯道宁可为乱世陪葬，也要独善其身低头活下去，他舍弃读书人的清风傲骨，将一身清白染尽尘污，也要留在朝堂、立足中枢，争得为民话语权。冯道的从政艺术，可以概括为“隐忍务实”，面对君主从不直抒胸臆，也不讲相违的话，既使良言善意也要用君主喜欢听、并且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他利用自己宰相的地位，不断劝谏君主居安思危、体恤民情。他善用比喻劝谏，曾以走山路小心、平路反险摔马为例，

委婉提醒君主居安思危。他曾向后宗明帝诵读“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的诗句，让皇帝了解农民，无论丰年凶年都是苦难处境。在契丹灭晋后，耶律光问冯道如何拯救百姓，他用着看似顺从的话，对耶律光说“此时的百姓，佛祖救不得，唯皇帝能救得“，劝止了契丹的杀戮和掠夺，保全了无数中原士人和百姓。他始终保持谦抑，不恋栈权力，尤其不染指挥权，当他被推举为手握重权的节度使时，他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这成为冯道乱世立命的根本。

善守经事君，权变安民。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礼崩乐坏的时期，对百姓来讲，既使再坏的和平生机

也比最美的战争胜过百倍。冯道以其深遂的目光看穿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不能象其他士者那样，把改仕改道视为奇耻大辱，把屈身伏首新朝新君视为品格污点，他认为一家之兴亡是帝王家事，万民之生死才是天下大事，若人人都为旧朝殉葬，为虚名赴死，朝堂便只剩奸侫残暴，乱世社会更乱，百姓只会更苦。冯道甘愿背负“贰臣”的污名，忍受千年的非议与唾骂，以自身名节为祭品，换乱世百姓一线生机。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有一段虽为虚构但极为精辟的对话，当武人出身的周世宗郭威问冯道“何为儒”时，冯道没有讲什么高深的礼乐教化，

而是说“儒者，人之所需也。曰生死、曰衣食、曰忧乐”。他认为真正的“仁者为政“的君主，关注的应该是百姓最朴素的生存需求一一有饭吃、有衣穿、能安稳的活下去。太平盛世也不是求来的，而是“须去做，方知晓”的。这种思想贯穿了冯道一生，他将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具体转化为百姓休养生息的实际行动。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历他的一生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无论天下如何是是非非、变幻莫测，他都能身居高位，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一定非常的手段和智慧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在乱世之中立身立命做事的。冯道不是凡人，能屈能伸真君子也。

(2026年6月下旬于汉中普罗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