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六十岁以后》）‖ 马晓安

马晓安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和解《六十岁以后》

1

我把我藏的几块石头，送给一位搞篆刻的朋友，是我开始做我生命的收尾工作。朋友说，给我治几枚印，我说好，心里满是欢喜。朋友给我送印的时候，把我送他的石头也还我了，说谁谁谁印也刻的好，让他给你治几方。我说好，便默默收下。于是不再送人石头。打发自己的东西，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当然也不能强迫别人理解。我思量着这其中或许还有某些要素不够，是我大意，忽略了。

一位写小楷的老兄说，他要抄一些传统经典，给孩子留着。我说孩子要不要你的小楷和小楷写的传统经典？他说不知道。前几天听另一朋友说，一位书法家去世了，他女儿利利索索给父亲办了丧事，同时把父亲留下的字、纸、毛笔，还有父亲收藏的那些下九流的书画家的字画，全打包，烧了。那位去世的书法家我们都很熟，于是大家若兔死狐悲，都很感慨。

我们爱的东西，孩子不一定爱。我们爱的事情，是这个事情快乐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爱的那个事情对我们的意义。这与别人无关，与孩子也无关。孩子若也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说那个东西也能快乐孩子，孩子如何爱、如何处置，完全是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我们不能将我们爱的东西强迫让孩子也爱。书法家是最“热爱”也最懂传统文化的一个群体，是不会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句儒家经典里边的名言的。我一直怀疑，对那些被舆论视为“国宝”一样的“传统文化”，年轻人会不会真的喜欢？反正我不会。

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孩子有孩子的职业专业和个人爱好。小的时候我让女儿写毛笔字，她写了几个，我发现这小家伙还真有几分天分，写得像模像样的，便高兴的连连鼓励说好、好。结果人家来一句“臭烘烘的”，压根没兴趣。此后我再没跟女儿提过写毛笔字的事。长大了，成家了，我还能让孩子接受我的“衣钵”？人不是这样活的，孩子也不是这样活的。把自己身体弄好，能给娃帮忙就帮一点。如今孩子比我们那会难多了。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给娃添麻烦！做不了一个有用的人，起码不能做一个给孩子添麻烦的人。

还有一个事，我想得明白。我，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经历了国家许多变来变去的大事。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我三岁，紧接着说国家给“老大哥”还账。搞得民不聊生，农村人吃完了树叶扒树皮吃；城里讨饭的人给吃饭的人饭碗里吐口痰，然后抢过来自己吃。这事是父母告诉我的。父母告诉我这事是要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体质不良。然后是“文革”十年没人性的浩劫运动，小学中学上学除了读“红宝书”基本没学多少文化知识。好不容易考学工作吃上公家饭，忽然政策就变了，国企改革涌来了“下岗”潮。谢天谢地我没下岗，保住了一只饭碗。住房却要我们自己买，养老、看病也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几十年下来，都是给这国家做贡献了。当然还包括交税。国家养我我高兴，也理所当然。至于养得怎么样，也不要紧，反正给着就好。你又能怎么样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养老的问题。在另一个世界里，养老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包括你的看病，基本上都由国家兜底。前几天有个美国的朋友还告诉我一件事情，说美国地方政府有规定，子女满足很一般的条件，就可以在家领政府发的工资陪侍年老致病的父母，还可以减免个人税点，可以为自己养老金积分。这种连环的政策设计，是在明确告诉社会，养老是国家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我们国家这些年也在做，尽管起步晚，步子走的慢，但做起了总比不做好。让孩子给父母养老没道理。生孩子是我的事，养孩子是我的责任，世界法律都这么说的，是人间通理。“孝”这玩意规定在法律里面已经没有几个国家了。“孝”是个人的事情，在另一个世界连道德的事情都不是。法律将“孝”归了子女是推卸国家责任。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让孩子给自己养老。如今的孩子不容易，养孩子，还房贷，还车贷，压力大得很。作为父亲，我不忍心给孩子增加负担。能帮孩子，就帮一把。帮不了了就尽量把自己经营好，不要给孩子添麻烦。那天真倒下了，动静太大了就算了。别自己一闭眼走了，留一屁股债给孩子。那是作孽。“拔管子”的事情要争取自己解决。这话说的是不是悲观了？其实不是。这是理性。让孩子养老，这对孩子不公平。

如果生儿育女是为了给自己养老，这样的父亲、母亲还承担得起“伟大”这个词吗？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2

说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个哥们（我称“哥们”就是叙事的一个称呼，跟我还真没有“哥们”关系），作处长，给领导办了许多别人办不了的事。后来单位改革搞“一刀切”减员，他的年龄、工龄正好在“一刀切”的范围，自然就把他切掉了。他就到处骂领导，还诉说他当年给领导办了什么什么事，谴责领导没良心。跟个怨妇似的。被切的人其实大都骂领导，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骂法。那位处长到处满腹冤屈骂领导的时候，领导正给周旋弥补他被切下来的事情。听到处长“曝光”替领导做了什么什么事之后，领导就停下了“弥补工作”。如果说领导之前心里对那位处长还心存感激、亏欠的话，这之后就没有了。

这“故事”看着平常，其实很敏感，很高危。那位处长显然没有“和解”的心智，更没有“放下”的洒脱，是一个不知进退的主。或许给领导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然而他自己实实在在的没了工作。当然是活该了。而那位领导，你能体会到他静水流深的城府。

第二个故事。某一天我跟一位老朋友吃饭。朋友说你的那个谁谁，我给他把老婆调来了，咋多少年了连一句话都没有。我笑着问我那个谁啊？朋友说就是那个谁嘛。我想起来了说，人家说是那个谁谁帮他调的，没说你啊。朋友一笑，骂了人，说放屁。桌上还坐着一位这老友当年的部下，就是给那谁的老婆调动工作部门的领导。他说拿猪脑子想都不是他说是那个样子。“猪脑子”当然不是好话。我有点尴尬。我知道这“猪脑子”说的不是我，但我还是有点尴尬。朋友看出了我的尴尬，知道我是一个认真的人，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坐在一起了，忽然就想起来这事，说说而已。然后端起杯子，说“喝酒！”跟我碰了一杯矿泉水。

朋友走仕途一辈子，有风生水起的辉煌时期，也有坎坷多舛的倒霉日子。我佩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干事情的人。朋友认我作朋友，是因为“我有才”。这是朋友说的。当然，朋友对我还有一句话，“这货也是一个犟怂”。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认我作朋友的又一个原因。多少年来，我一直很欣赏我们俩这种很干净的朋友关系。唯一一次掺杂个人私事的，就是让他给我那位朋友调动媳妇。这一次小聚，是在我们都退休了好几年之后的一个日子。

这顿饭吃的有些膈应。不是因为我朋友提起了那件陈年旧事，而是因此提起了我那位要调媳妇的朋友和他的媳妇。这朋友早先跟我说，他媳妇对我有微辞，印象中是说我的“笑”不单纯，还有原话，我忘了，反正不是好话。后来我“走麦场”的时候，这朋友又给我说他媳妇对我的做法极不认同。末了还说“人家跟咱俩的三观不同”。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媳妇对我的哪些做法不认同。我只是笑笑。或许这次的“笑”若被他老婆看见又说我“不单纯”了。我能说什么呢？朋友都背着他媳妇，毅然的跟我站在一起，说他媳妇和“我俩”三观不同了；我总不能再背着他媳妇跟他一起谴责他媳妇吧。他媳妇，就是那位我朋友帮她调动的女人。这剧情是不是有点狗血。

这故事里都是朋友，而“这样”的朋友只有一个，我以为我还是幸运的。当然，我也在反思我的朋友观。读过元人高明那两句著名的诗：“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不知道我就是那诗句里的人。另一朋友骂我“圣母心泛滥”。我说我不是。还有朋友很正经的说，我自小无忧吃穿，看天下都是好人。我说，我小时候是国家困难的时期，日子难过着呢。朋友问，家里少过你的吃穿吗？你愁过吃穿吗？我说，真没有。这朋友其实是我退休之前才结识的朋友，比我小好多岁。他是有过忧愁吃穿日子经历的，他是博士。

我终于拉黑了我那位朋友。这算和解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跟我“和解”了。我尊重每一个人的“三观”。我又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多数情况下选择不来往了而已。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和解”？

回头再说说前一个“故事”。

“一刀切”的减员“政策”那些年在企业很盛行。对于不对不是这里的论题。“盛行”的原因是那时候的企业大都效益不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法操作方便，最招懒政者青睐。作为“班子”的一员，那位领导不会给刀刃敲一个豁口，让“刀”下留你。领导若要留你，换一个地方略施小计即可。不会在改革大势中为某个人明火执仗的“开绿灯”，那是大忌。进一步看，这领导默认享受工作部属为其做生活私事，有违规之嫌。其职业操守并不磊落。这或许也是官场的“潜规则”。这玩意我不懂。

作为部属，敢为上司做职守之外的事情，就是想获得上司的“额外”回报，或者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能拉他一把。你可以谴责他工于心计、无视职业操守甚至目的不纯。然而你也没有权力让他做你道德标准之下的人。那样的人可能你也做不到。如此你再谴责他，是不是就有点虚伪？

当然，小处长若能本分一些，息事一些，或许其工作能失而复得，也显得双方都是有情有义的人。可惜一切都被小处长搞砸了。让双方都成了不仁不义之徒。又能怪谁呢？

回到“和解”的话题。若真能有一颗平常心，或许“放下”就不是难题，“和解”也就不是问题。“和解”，不是跟别人和解，是和自己和解。领导对“处长”所做之弥补其实就是跟自己“和解”，或者惦念“处长”跟自己多年的情分，佑其不下岗，是求得自己心安理得；或者思量着自己为官的安全，是为私心的行为。这都是人之常情。那位处长跟上司的那一次“过节”可能也就是那一次。属于个例。作下属的，包括作普通职员的，大多都怀有一颗平常心，做好本质工作，拿一份自己对得住的薪水，心安理得。若说职业设计，也是以做好工作、做出成绩而获得晋级和加薪。若真愿怀非分之想并施非分小计，那当然就有风险。就得准备一份“代价”，以对不测之需。这就是“工心”者的麻烦。总是放不下的人，非要等到烫手的时候不得不撒手，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像这样说话就强入了别人的私人修为界域，有些无理。无论是平常心、放下、和解，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事情，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哪怕是善意的，或者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的劝告。这当然包括我。抱歉了。

人的世界是由人构成的，是由人的故事构成。这是废话。人的叙事无论持何种叙事逻辑，叙述出来的故事都是丰富多彩的。比如小说，讲好故事，是作家最能诱人的本事，就离“茅奖”进了一步；比如收藏，编好故事，就拥有了骗取藏家以高价购买的资本；比如旅游，演绎好故事，就能招来天下游客而赚的盆满钵满。故事，在人的世界里蕴藏着无限的玄机。掀开那扇门，你会看到你在阳光下看不见的东西。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3

我的《书法江湖》写了多年，赢得了不少朋友关注。就有热心朋友推荐给出版社的总编。总编也热心，我们就约了一起坐坐。总编还约了另一位大总编。那次该我做东的，但见出版社正在搬迁，乱哄哄的，两位总编也有些忙，我就没有尽地主之谊。后来心中一直留着几分遗憾。

都是本分的读书人，聊得也很投机。好多年过去了，总编给我说，他要退休了，意思是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了。看得出，这位与我只有一面之交的总编是极有责任心的。可我的书还没写完。总编多少有点遗憾。我也有遗憾，是觉得对不住这么好心的总编。

我是一个性情的人，然而还没到不顾人情的程度。我给总编说，我加快写书的速度。其实我俩都知道这已经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实际上我是一个自然散漫的人。写这些古时候的书法大家，是想“凑近了”看那些所谓的“伟大”历史人物身上的细节，而不想被主流叙事忽悠。出书，起初就不在我的写作计划里。或许我压根就没有“计划”。如同散步，走走停停。停停看看。哪儿的风景好了，走进去多看一会。哪儿的林子大了，钻进去看看有什么鸟。或者，遇到一条河，水也不错，就卷起裤腿，试试水，说不定还有意外收获，摸出一条鱼来回家，做一顿美味犒劳自己。或者相逢一座山，山上有座庙，进去跟一位老衲神聊半晌，能悟出一点佛道人理也说不定呢。所以，写《书法江湖》是我的生活，不是任务。出版与不出版，都看途中遇没遇到一个我想出书的天时。不出版或许才是我这本书的先天命运。

我的退休生活大概是两样事，一是书法，二是写作。当然，无论写书法还是写文章，都是要读书的。读书人如今大都没落了，我还是愿意做过读书人。回说书法和写作。书法行当里出书法作品集，用作推销自己，为名为利，在这个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还有人鼓动我出一册书法评论集，有现成的文章，再加上我写的一些书法观点的单题文章，集成一个集子没有问题。而且也有我给写过评论文章的朋友说愿意赞助。这两个集子至少至今我都没有出。另一个是散文集。几十年下来发表、获奖的也不少，加上这些年写的一些随笔，我捋了一下，精选出来两个集子，可能还要厚一点的页码才能容纳得下。我已经理出了一个目录在电脑里。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版的心气。

出书，无非有几个作用，为名，为利；或者最不功利的说辞，是给自己身后留个东西。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说得最多的一个出书理由。我不为名，不为利。写书法、写文章不投稿，不参展，只发在自己的微信圈、自己的美篇里。这几天弄了个微信公众号，偶尔也发自己的书法和文章。我微信里有大量的群，我从来不在里面发我的东西。你的东西有朋友喜欢，乐意转发，是朋友的事。我从来不发给朋友，让朋友转发。我转别人的东西是我喜欢。没感觉或者不喜欢的东西让我转发我心里别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我的东西，我发给朋友求转，这是强迫朋友。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强迫朋友转人家不喜欢你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没有出书的动力。或者就是因为没有功利心，才没有动力吧。我想是一定的。然而我确实没有。或许不出书跟出书一样，也是一种选择。

书房，是古今书画家、作家大多都拥有的个人空间。我也常去一些书画家、作家的书房喝茶或者雅集。见书画家书房大都宽敞明亮，藏品丰富，书香浓郁。当然也有分别。画家大都比书法家的书房阔气，书法家大都比作家的书房阔气。可论精神，可能作家把谁都不是放在眼里。作家拥有的财富是思想。

我也羡慕朋友的大书房。我大东郊其实是有一个书房的，然而我退休后重要的是生活。东郊生活不方便，我就跟老婆住北郊。北郊生活方便，要个外卖也比东郊方便。然而北郊房子小，没有书房。我选择北郊生活的方便，自然就得放弃大东郊书房的优越。书房跟生活，我选生活。

没有书房，不意味着不读书、不买书。原本买书分藏和读。藏的书我很看重大版本的，其次是印刷装帧雅一点的。读的书就放弃了那些讲究，小版的、盗版的、残破的，还买过复印的书。不值得藏，读了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就当旧书卖了破烂。这些年不大买藏书了。尽量把书架上的书读完。余生的时间一日一日少了，就不为难自己了。

没有书房并不影响读书。我自小读书大都是躺在炕上钻在被窝的。如今躺在床上，看着书自然睡，自然醒，也蛮自在的。

没有书房也不影响我写文章。我这些年一直不在电脑上写文章，在手机上不知不觉写了几十万字。早上醒来写一会。那个时候脑子干净清醒，灵感少些，但精力集中，写东西还是蛮有效率的。晚上拿手机写东西的时候往往遭老婆嘲笑，“白天补裤裆，晚上高点明灯下苦功。”白天看手机短剧的时候多。短剧节奏快，剧情简单，然而往往能爱憎分明，睚眦必报，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最后好人好报，恶人恶报。过瘾。刷短剧时间过得飞快。晚上是读书学习写文章最佳时间，而且灵感如泉水嗖嗖的冒。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发现的奥妙。所以我大多数精彩的文字都是晚上写的。床上，就是我的书房；躺着，就是我最佳写作状态。

写书法有点不一样，得有一张大点的案子，还得铺上毡子，摆上文房四宝；还得有存放各种纸的地方，有放写好的作品的地方。反正讲究多，需用空间也多。对我而言，无论你多讲究，反正我没有。没有就不写字了吗？有时候手还犯贱，想写。那就写小幅的，在饭桌上写。勤快一点，写时铺毡展纸倒墨，写完立马收拾，别把屋子搞得脏呼呼臭烘烘的，惹人嫌。实在需要写大幅的了，把纸铺在地上写。实在不能写了，就不写了。拒绝应酬写字，也是跟自己的和解。

有一件事情多让我尴尬，但我还是多数婉拒了。就是常有朋友说：马老师，那天去你书房拜访你！我说“好”。这一定是我听出了他那个“那天”是没有日子的虚语。我也有回以虚语的时候：寒舍寒舍，真要约茶约酒，我找茶馆酒馆都成。这无疑是听出了对方的真诚。我有时候都骂自己不地道：对虚假人诺“好”，对真情人敷衍。

我这一辈子没有目标，更谈不上远大理想。却很有性格，活得很性情。说白了，就是任性。活得任性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伤害别人，二是要付出代价。伤害的人我只能在心里道歉了。可即使道歉一万次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到这个世上来或许都是赎罪的，我可能真有赎不完的罪。中国人不讲究心理赎罪，以为那都是骗人的鬼话。我是信的。我一直在赎罪。赎罪一定是两方面的，一是心，二是行。二者并做，默默而为。你要活你的个性，自然就会触碰这样那样的明的暗的规矩和这样那样的人，你付出代价就是必然的。规矩和人不会放纵或者任由你活个性。一边允许你个性，一边惩罚你，这就是公平。对谁都公平。你若不认这个代价，总以为你是对的，惩罚你就是错的，这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会被人不屑的。不屑你没有担当。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4

和解是和自己和解，不是堕落，沉沦。

薪水少，就过薪水少的日子。没有车，坐地铁公交也成；现在还享受免费公交地铁呢。不能自驾游，报老年团去旅游也可以，当然购物与否全在我愿意不愿意。我可以不在乎，但不做冤大头。原想的目标够不着，就不够了。人生为什么要给自己画那么多目标呢？打牌输了就输了，总不能耍赖吧。买股票赔了就赔了，反正也没有投入多少。你说我不如你，就不如吧。比你强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世上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也不一定有恶报。但绝不会去做恶人。别人骗了你，你也不能把自己做成骗你的人的那个样子。吃亏是福是骗人的鬼话。但也不能去骗人。努力不一定成功。不成功又如何？

“胜利在坚持到最后的努力之中”，这话是领袖说的。当年觉得说的真好。坚持到最后还有再努力一把。这就是能够胜利、能够成功的原因。都坚持到最后了，你若不再努力一把，或许就前功尽弃了。可是，坚持到最后，或许是失败呢？再努力一把还是失败呢？那个事情从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结局呢？人，有时候就如一根皮筋，拉到极限就断。你拉到了极限，眼看着断了，你还要他再做一把“努力”，他的结局必然是“断”。这种牺牲到底有多大意义？对谁有意义？再说了，失败了又如何？为什么一定要成功呢？非赢不可的心态，只能说明你的层次还很底下。病了，就看医生；医生看不好了，就坦然死亡。这是规律，要面对。

食品不安全是全方位的，食品，蔬菜，肉类，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你焦虑吗？焦虑就能“安全”了？如果食品安全严重影响你的生命，是一个“影响”，那精神、心理焦虑，就是两个“影响”或者三个“影响”，而且是直接损害你生命日常质量的“影响”。怎么办呢？顺其自然。让精神“焦虑”痊愈，让我们的生命只承担一个“影响”的无感折磨。这是无奈的选择。而所有“和解”大都是无奈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聪明的选择。因为，你的焦虑，你的愤怒，甚至你的抗议，没有用。官方的官员在大会上公开说，我们的食品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看到“香港食品安全中心”一个关于内地鸡蛋入港的标准，让我惊讶死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地区，把人的命当人的命看。从养鸡场的选址、规模、分制管理到蛋的产出、出厂，一套不漏风的管理。达不到标准，不好意思，你的鸡蛋没有资格进港。

有好事者好事，拿一个不锈钢检测器在网上到处检测我们厨房里用的304不锈钢器具，不合格品充斥着我们的厨房。我们能怎么样呢？放下一颗平常的心，接受现实。我们是普通人，说普通话，用普通厨房器具。健康受损了，不还有医保吗？再说，我们官方不是年年公布我们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世界平均寿命的前沿了吗？知足吧，我们。

当然，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跟自己和解。好赖这些年读了不少可读的书，一个事出来，大致也能看出个好坏对错。好的对的也叫好，坏的错的也不能不作声。

先说读书。自认为我还是个读书人，我也愿意做个读书人。读书人对书最爱，也最挑剔。对“审核”通过而“供给”给我们的书，我是保持高度警惕的。一般而言，大书店一进门正厅醒目的黄金铺位摆的书，我大都不看，当然也不买。钱是我的养老钱，我不能用我的养老钱买一堆满是假话的废纸，也不能用我的养老钱买一堆忽悠人的鸡汤。还有，古旧书里的传统经典，我基本不买不读。文革时期翻译的世界哲学书我基本不买不读。断章取义翻译的、夹带私货的翻译世界社科书我基本不买。还是要保持我一个人的干净的头脑。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老了眼泪倒多了。按说，活了一辈子，经历了前人几辈子都没经过的事情，心静如水了，怎么眼泪还多了呢？似乎是一种悲悯心作祟。看见那些日子难过的人，看见那些被冤枉的无辜者，看见被权力欺负的百姓，尤其看到孩子受苦受难受委屈，或因无可奈何而只有流泪陪伴。看见恶人行恶得不到惩处，看见坏人做坏事得不到制裁，就想骂人。老婆说我骂那么远的人管用吗？你也够不着，人家也听不见。我也想，确实不管用，但得有这样的声音。我若骂能够着的人，才真的不管用，他们也无辜。

还有一个恶心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被某些人，甚至某些机器盯着，或者拍摄，用萨特的话说，成为被审视对象，剥夺了平等的人体；有时也被某些人拦住，说不能去那里；被有些人要求检查身份证件验明正身；有时候还被人驱赶，或者吆五喝六。我无奈，但我可以骂。我不能站在街头骂，不能在文章里骂，我可以坐在我家里骂。你可以骂我阿Q，我也要骂。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写这篇文章收尾的时候，看到一则消息，说香港报某著名国产品牌婴儿奶粉检测出蜡样芽孢杆菌超标。香港已经被下架召回，内地这边回应说仅限于香港批次，内地产品不受影响。这跟前一阵子爆某2婴儿奶粉在美国出事类似，美版召回6万罐，回应说跟国内不是一个配方。有人质问，某著名国产品牌港版与内地高端产品为一个企业生产，某2品牌所有系列产品美国、内地也都是一个企业生产，怎么就不是一个批次、不是一个配方了打发了？在这条消息下面就看到各种评论，谴责、讽刺甚至谩骂的，有好几千条。婴儿健康大事，别说婴儿父母，谁看了不揪心？难道中国婴儿比香港、美国婴儿的命硬？还是命贱？在这消息下面还看到一位德国华人的评论，说孩子在德国读小学，学校每学期都有一、二次由孩子自带小食（饼干、糖果、巧克力、饮料等各种食品）回班里搞食品分享会，但每次都强调不能带中国大陆生产的食品。你说你想骂人不？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