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李世民在“宁夏”的盛况

洪泉

回乐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大量的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等等。盛唐时期边塞诗的主要特点是豪放、浪漫、雄浑与悲壮，充满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以及必胜的信念。戍边士卒的精神面貌是颂战、尚战，还是厌战、反战，直接反映了一个王朝的兴衰。他们的精神状态往往通过边塞诗来表现。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旅生活和奇异的自然风光为主要内容，或反映戍边的艰辛以及表达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的诗作，又称出塞诗。

《夜上受降城闻笛》是唐代诗人李益（748—约829年）于兴元元年（784年）担任朔方节度使从事时所作，是李益的代表作之一。这时已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已由强盛走向了衰落。李益本来是去投靠当时朔方节度使崔宁，没想到短短的五年之间，朔方节度使四易其人。朔方节度使驻地在灵州（治回乐县，故址在今宁夏灵武境内）。唐太宗时，回纥等十一部越过贺兰山，进入今宁夏银川、吴忠一带，尊唐王为“天可汗”，就是各部族共同的、至高无上的首领。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十五到达灵州，受到各部族数千人的隆重欢迎。唐太宗当场写下“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并勒之以石，史称“灵州会盟”，如今这块碑石还在宁夏灵武。从此稳定了边疆，为“贞观盛世”的出现起到了积极作用。

朔方节度使一度占有极高的地位，唐朝朔方节度使约有七十位，其中，先后担任过宰相的朔方节度使达十六人之多。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太子李亨北上灵州，在灵州登基，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统率朔方军，对平叛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古战将一旦功高盖主，即便不会兔死狗烹，也必受猜忌。唐肃宗为削弱朔方军的实力，不断拆解朔方军，并一步步剥夺朔方节度使的权力。因此，当李益来到朔方的时候，朔方节度使的势力越来越小，唐朝也越来越衰亡。加上不断地更换朔方节度使，李益在这儿也是郁郁不得志。因此，这首诗尽管语言优美、节奏平缓、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却充满了哀伤的味道。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回乐峰前沙漠似白雪，受降城外月色如秋霜。开头两句以互文见义的手法描写登城时所见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般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由视觉形象引动绵绵乡情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回乐烽：一说为烽火台，一说为山峰名，当作“回乐峰”，在回乐县。前面说了，朔方节度使驻地回乐县就在今天宁夏灵武。灵武在毛乌素沙地的西南边。“全国治沙英雄”“人民楷模”王有德就是治理的这一片沙漠。而对于受降城，有很多人说在内蒙古。李益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从事，这首诗是他夜晚登高时所作，不可能一眼望到几百里之外去。此处的受降城应该指的是唐太宗时打败回纥等部之后，接受他们投降的地方，也就是灵武。因此，“回乐峰前沙似雪”是实写。而“受降城外月如霜”，既是写实，又是虚写，当年唐太宗慷慨激昂接受朝拜的历史如今如同虚无缥缈的月光。沙漠并非积雪，月光亦非秋霜，诗人描写这种寒气袭人的景物是为了渲染心境的凄凉惆怅，也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置身边塞的孤独，而生发出思乡的情愫，为后面“一夜征人尽望乡”埋下了伏笔。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景，写的是色，景中寓情，蓄而未发。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知道何处传来吹芦管的凄凉之声，戍边的军人整夜都在眺望故乡。北方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以芦叶为管，称之为芦茄。就在诗人生发出强烈的思乡怀古之情的时候，凄凉幽怨的芦笛声唤醒了所有征人的思乡之情。“一夜征人尽望乡”，不说思乡，不说盼归，而是以人物的情态行为展现其心理，写出了人物不尽的乡愁。一夜：整夜。“不知”两字，写出了征人迷惘的心情，似乎是别人在吹，却似自己的心声。“尽”字写出了征人无一例外不尽的乡愁。第三句写的是声音，第四句抒发的是心中的感情。前三句都是为了最后一句抒情做烘托与铺垫，由视觉到听觉，把乡愁的暗流引向了滔滔的情感洪波。戍边的崇高与苦守的悲壮不复存在，只留无限的思乡情绪暗涌。这让我们想起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二者都是用音乐来渲染边塞的孤寂和思乡的愁绪。

烽火台、沙漠、月色、芦笛，这些都是边塞诗中常用的意象，李益把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声有色，寓情于景，简洁空灵，又含蕴不尽，从多角度描绘了戍边将士浓烈的思乡与哀愁之情，成为中唐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清沈德潜推其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一。

唐太宗为何亲赴宁夏？千三百年前灵州那场盛会，远比你想象中壮阔。我写下这篇散文，遥想当年风沙里的盛景。

贞观二十年秋，李世民踏入灵州，接受草原各部共尊“天可汗”。

千三百年前，古灵州就在今天宁夏吴忠境内，曾是大唐最受瞩目的北境外交舞台。公元六百四十六年九月，李世民千里奔赴灵州，等候数千名从北方草原跋涉而来的部族首领。他们穿戈壁、越深漠，只为共赴一人，屈膝奉上尊号“天可汗”。

这场盛会的盛大，远非今日寻常的聚会可比。

昔日突厥，是大唐开国最棘手的北邻。大唐初立，北方草原最强大的势力便是突厥汗国。他们控弦百万，铁骑来去如风，趁隋末乱世频频南下侵扰边境。最让大唐难堪的是武德九年，颉利可汗领着二十万铁骑直逼渭水，刚登基的李世民被迫订盟赠金才让敌人退兵。渭水之盟的耻辱，太宗始终刻在心上。贞观四年，李靖领兵北伐，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自此灭亡，太宗终于一雪前耻。

可突厥覆灭后，北方仍散落着几十个大小部落，打下这片土地容易，好好治理却难。

唐军铁骑对阵突厥骑兵，刀光映着北方草原的苍茫月色。当年那场拼杀藏着大唐的野心与不甘，从渭水之滨的忍辱到阴山脚下的决胜，大唐花了四年才挣回属于天朝上国的尊严。这一战打出了大唐的威名，也给了北方草原诸部一个信号：这片天地的主人，已经换了。

铁勒诸部散居在北方草原，逐水草而居，过着自在的游牧生活。

突厥称雄时，诸多被压制的草原部落统被称为铁勒。铁勒并非一族，是回纥、仆骨、同罗、拔野古等十余个部落的共称。

贞观二十年，薛延陀汗国崩塌，铁勒诸部顿失依靠。回纥首领吐迷度拍板：归附大唐。

这个选择顺理成章，太宗在草原威名远播——破突厥、通互市，对诸部一视同仁。铁勒需要大唐这棵大树，稳定草原秩序。

诸部联名上表，请太宗亲赴灵州接受归附，不派使者赴长安，定要天子亲临灵州。

太宗慨然应允。

灵州胜会开，诸部首领齐聚帐前，共推李世民为“天可汗”。

贞观二十年九月，李世民自长安启程，一路北上抵达灵州。

灵州雄踞黄河东岸，是大唐北方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与交通枢纽，自长安经泾河道赴灵州，不过千里路程。

踏入灵州城，扑面而来便是沸腾的热气。

回纥、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数千名首领使者齐聚于此，他们越深漠、过戈壁，身着本族服饰，带着骏马、毛皮、美玉、骆驼，捧着贡品赴会。

灵州城里，异服殊音错杂，风物不同的人们摩肩接踵，真真是一场古代版的万国盟会。

盟会上，诸部首领齐齐跪拜太宗，共尊他为“天可汗”。

这尊号分量千钧：“可汗”本是草原对最高君主的称呼，“天可汗”便是如天一般伟大的共主。这尊号不是大唐自封，是草原各部发自内心的敬献，在他们眼中，太宗不但是中原的皇帝，更是草原公认的最高领袖。

太宗大喜，当场赋诗言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随后命人刻石立碑，铭记这场千载难逢的盛事。

灵州会盟之后，大唐在灵州周边广设羁縻州，核心是“因俗而治”：保留部落原有建制与习俗，首领世袭治理，不征赋税，只需名义上归附大唐。说白了就是：你们归顺朝廷，照旧按旧俗生活，朝廷不加干涉。

大量内附的草原部落被安置在灵州周边，汉人、突厥人、回纥人、党项人错落杂居，灵州成了大唐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城门口的集市上，中原的丝绸茶叶堆得老高，草原的皮毛马匹排成长队，不同口音的商人笑着讨价还价，连空气里都飘着融合的烟火气。

一千三百年过去，灵州的故事依旧在风里流传。

如今走在灵武街头，早已看不到当年盟会的盛景。古灵州城早在明代已被黄河洪水冲毁，城址沉埋地下，但这段历史写进了新旧《唐书》，早已刻进宁夏大地的基因里。

灵州会盟换来了大唐北疆数十年和平，自此中原与草原维持了长久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宁夏从来不是偏僻远地，千三百年前，这里便是大唐处理民族事务的核心舞台，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握手言和的地方。

路过灵武，望见那块“灵武”路牌时不妨停步想想：千三百年前，这里曾立着一位帝王，面前是数千名草原首领，他们同声喊出那个尊号——天可汗。

那声呼号，穿过了一千三百年的风烟，至今仍回荡在宁夏的晚风。